1945年秋天,重庆的蒋介石大概觉得自己这辈子最难的坎已经过去了。

日本人投降了。他手里攥着八百万军队,其中不少是美械师,飞机、大炮、坦克一应俱全。他的对手呢?延安那边,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连一顶像样的帽子都戴不稳,军队叫“八路军”和“新四军”,穿的是土布,吃的是小米,重武器基本靠缴获。纸面上看,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牌局。

可三年之后,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人,连长江都没守住。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这件事怪就怪在:国民党输掉的,从来不是哪一场仗。它输掉的是一张早就从内部烂穿的桌子。军事上的胜负只是最后落下来的那层灰,灰下面的裂缝,从1945年日本投降那一天起就已经在嘎吱作响了。

有三个信号,在当时被“抗战胜利”的锣鼓声盖得严严实实。事后回头看,每一个都冷得让人打哆嗦。

第一个信号:接收沦陷区的那一刻,国民党就把城里的人心丢光了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沦陷区的老百姓是真心高兴的。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那些在日伪统治下熬了八年的人,喊的是一句特别朴素的话:“想中央,盼中央。”

然后“中央”来了。

来的是一批叫“接收大员”的人。国民政府把收复区划成七个大区,派军队和官员去接管日伪资产。账面上看,这是一笔巨款:接收日伪工厂两千四百多座,价值约二十亿美元;物资、金银、房地产、仓库加起来,又值十亿美元以上。按理说,这些资产应该用来恢复生产、补偿那些跟着政府撤到大后方、在战火里把机器一路搬进四川的民族工厂主。

实际发生的事情,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得清清楚楚。国民党中央对接收职权根本没做明确划分,各个机关蜂拥而至,“择肥而噬”。有时候一个部门同时派好几拨人去接收,分赃不均,当场拔刀相见。更让平津老百姓受不了的是,接收官员为了敲诈,故意制造恐怖气氛,随便给人扣一顶“汉奸”帽子就抓起来。小商人、大学教授,随时可能被塞进牢里。抗战期间没往后方跑的人,人人自危。

天津有个接收大员叫刘乃沂,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平津分处主任,上校军衔。到天津不到半年,名下就有了大小别墅五六处、姨太太五六个、汽车数辆、金条数百、珍珠数百。这个案子成了当时轰动全国的丑闻。平津一带开始流传一句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

上海那边更夸张。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一个人侵吞日伪房产一千多幢、汽车八百多辆、黄金一万多条;市长钱大钧盗卖日伪物资,价值法币四十二亿元。老百姓给接收大员起了个绰号叫“重庆人”,讽刺他们“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所谓“接收”,在民间嘴里直接变成了“劫收”。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最要命的一刀,砍在了民族资本家身上。

抗战期间,多少工厂主把机器拆了,用木船、用肩膀,一站一站搬到大后方,在轰炸底下开工生产,撑的是“等胜利了就好了”这口气。胜利来了,他们等到的不是补偿,是官僚资本借着“接收敌产”的名义,把大量民有企业也一口吞掉。有些被日伪霸占过的民有工厂,就算发还原主,也要么把日伪股份转成“官股”,要么强行增资,最后由官僚资本控股。上海原有民营工厂三千四百多家,到后来倒闭了两千五百多家,占了七成半。

国民党负责经济接收的官员邵毓麟当面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预言,在一片胜利声中,已经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1945年9月27日《大公报》的社评写得更加直白: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