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砸在监狱铁门上,哗哗地响。
我赶到时,父亲已经蹲在路边,浑身湿透,怀里死死搂着一个蛇皮袋。
十年了,他瘦得脱了相,头发白了大半,像一截被风吹弯的老树桩。
我喊了声爸,他抬头看我,嘴唇哆嗦半天,没说出话。
上车后,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封信,发黄的信封,歪斜的字迹。
我一眼认出来,那是我妈的字。
可我妈,五年前就走了。
我踩住刹车,手抖得握不住方向盘,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父亲别过脸,望着窗外的雨,只说了一句:回家。
01
十年前那个夏天,我十八岁,刚参加完高考。
成绩还没出来,我每天骑着那辆破二八自行车去镇上帮人搬货,扛一袋水泥挣八块钱,想着攒够第一学期的学费。
那天下午,日头毒得能把柏油路晒化,我正蹲在路边啃馒头,村主任骑着摩托冲到我家门口,脸色铁青,喊我爸的名字。
我妈从灶房跑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都在抖。
她问咋了,村主任没说话,只摆了摆手,让她赶紧去镇上。
工地上出事了,三条人命。
我妈赶到镇上时,工地已经被围了起来,警车和救护车堵在路口。
她挤进人群,看见三具盖着白布的担架从楼里抬出来。
旁边有人小声说,楼板塌了,从五楼直接砸到地下室。
我妈腿一软,跪在了地上。
有人把她扶起来,说,冯武贵的老婆吧?
你男人在派出所呢。
我爸是个瓦工,跟着马明华的建筑队干了六年。
马明华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开着一辆黑色桑塔纳,逢人就递烟,说话笑眯眯的。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随礼从来不少。
可那天他出现在派出所门口时,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
他身后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说是安监局的。
马明华把我爸从拘留室里叫出来,递给他一张纸,让他签字。
我爸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
他问马明华这是啥,马明华说是保险单,签了就能领钱,给家里补贴。
我爸信了,签了。
第二天,警察上门,说他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我妈拦在门口,说你们抓错人了,老冯那天在另一栋楼上砌墙,不在出事的地方。
警察说,他自己签的责任书,承认了当天在出事作业面。
我妈说,他不识字,他不知道上面写的啥。
警察说,那你去法院说。
我爸被抓走那天,我妈追着警车跑了两里地,鞋都跑丢了一只。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警车扬起的尘土,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妹冯馨月那年才十二岁,躲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问,哥,爸去哪了。
我说,爸出差了,过几天就回来。
她说,那妈哭啥。
我没回答,把她的头按回门里。
后来我才知道,马明华偷换了工地上的钢筋,用的全是劣质货。
楼板浇到一半就塌了,砸死了三个工人,最大的四十七岁,最小的才二十六。
他为了脱罪,把责任全推给了我爸,那张纸根本不是什么保险单,是安全责任确认书。
我爸不识字,连上面写的是啥都不知道。
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超了分数线四十多分。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我妈坐在门槛上,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
她不认识几个字,但我的名字和学校的红章她认得。
最后她把通知书折好,塞进我爸的旧棉袄口袋里。
她没说一句不让我去的话,只是把家里唯一一头猪卖了,又跟亲戚借了一圈,凑了三千块。
我把钱推回去,说我不去了。
我妈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打完自己先哭了,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声压得很低,像是怕被邻居听见。
第二天我就跟着村里的老赵去了省城,开货车。
走之前,我妈拉住我的手,说,越泽,你爸是冤枉的。
我说,我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爸签了字,认了罪,判了十年。
我恨他。
恨他为什么要签那张纸,恨他为什么这么窝囊,恨他毁了这个家。
02
我在省城开了三年货车,跑长途,从省城到广州,一趟来回五天。
累了就趴在方向盘上眯一会儿,饿了就啃馒头就咸菜。
每月挣的钱,一半寄回家,一半攒着。
我妈在服装厂找了份活,一个月一千八,管吃不管住,她就在厂子旁边的棚户区租了间地下室。
我去看过一次,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煤炉,墙上用报纸糊着,潮得起了霉斑。
我妈说,挺好的,冬暖夏凉。
我妹馨月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学费全免,但生活费得自己出。
我妈从不让馨月来省城看我,说怕影响我干活。
我知道她是怕我看见馨月想起家里的事,心里难受。
有一次我偷偷去学校看馨月,她穿着校服,比同龄人瘦一圈。
我带她去吃了碗牛肉面,她把肉全挑到我碗里,说自己不爱吃肉。
我低头吃面,眼泪掉在碗里,没让她看见。
第三年冬天,我妈来省城看我。
她瘦了一大圈,头发白了不少,手指头上缠着胶布,说是干活磨的。
她递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万块钱。
我问她哪来的,她不说,只说是借的,让我把驾照升了,换个好点的车开。
我说,你不说我不要。
她沉默了半天,说,跟谢玉珠借的。
谢玉珠是我妈的工友,以前在马明华的工地上做过饭,后来不干了,来了服装厂。
她男人早年跑了,一个人拉扯儿子,日子过得也紧巴。
我问我妈,谢玉珠哪来这么多钱。
我妈说,你别管了,拿着。
那天晚上,我妈住在我租的出租屋里,我睡货车驾驶室。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我妈没睡,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堆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她看见我,赶紧把纸收起来。
我问她在写啥,她说没啥,睡不着,抄点东西。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看见纸上写着“申诉材料”四个字。
我说,妈,你别折腾了。
她说,你睡你的,我心里有数。
后来我才知道,那两万块钱是谢玉珠把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先借给了我。
谢玉珠的儿子那年考上大学,分数不够,要交择校费。
她把攒了两年的一万八全拿了出来,又跟亲戚借了两千,凑够两万给了我。
我妈说,谢玉珠说了,冯家的事要紧。
我妈跑了县里、市里、省里,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信访办、检察院、法院,人家不是说证据不足,就是说案子已经结了。
马明华在县里关系硬,跟谁都熟。
我妈每交一份材料,过不了几天就被人退回来,有时候连收件回执都拿不到。
她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在网吧里一个字一个字敲,一份材料打十几个小时。
网吧老板认识她了,每次都让她坐最角落的位子,不收她钱。
马明华派人来我家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和我妈都不在家,只有馨月在。
三个男人翻墙进来,把屋里砸了个稀巴烂,锅碗瓢盆全摔了,窗户玻璃碎了一地。
馨月躲在床底下,捂着自己的嘴,没敢出声。
邻居后来告诉我妈,那些人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说再闹,下次就不是砸东西了。
我妈当天晚上就把馨月送到了我大姨家。
她自己在家里坐了一夜,第二天照常去服装厂上班。
谢玉珠看见她手上缠着纱布,问她咋了,她说不小心划的。
其实那是她收拾碎玻璃时割的,缝了四针,没打麻药。
03
没过多久,我在省城出了事。
我开的那辆货车被人动了手脚,刹车油管被人剪了个口子。
幸亏我出车前习惯绕车转一圈,发现了。
修车师傅说,再晚发现一天,上了高速就是车毁人亡。
我心里清楚是谁干的,但没有证据。
报警,警察说可能是路上颠的,让我自己注意点。
我妈在电话里听我说完,半天没说话。最后她说,越泽,你回来一趟。
我连夜开车回了老家。
我妈从枣树底下挖出那个铁盒子,里面的纸有些发潮了,但字还能看清。
她递给我,说,你拿着。
万一妈有啥事,你就去找这个人。
她指着纸上一个名字,罗永平。
罗永平是当年工地上的安全员,四十多岁,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事发后不久他就辞了工,搬到了邻县,谁也不知道他住哪。
我妈说,罗永平手里有真实的安全记录,能证明那天我爸根本不在出事的作业面上。
出事那天,我爸在另一栋楼砌墙,离出事的地方隔着两栋楼,中间还隔着一道围挡。
我妈去找过罗永平三次。
头两次罗永平不开门,第三次隔着门说,嫂子,你别来了,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妈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把一袋苹果挂在门把手上,走了。
后来那袋苹果烂在了门口,罗永平没拿进去。
我妈把罗永平的名字写在纸上,是给自己留个念想,也是给我留条后路。
她把铁盒子递给我那天,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十年的话。
她说,越泽,你爸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
他十四岁没了爹,二十岁娶了我,三十岁有了你,四十岁进了牢房。
他不识字,可他手巧,砌的墙笔直,全镇上找不出第二个。
你恨他可以,但你不能让他背着黑锅死。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但没有掉泪。她把铁盒子塞进我手里,转身进了灶房,开始生火做饭。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
我把铁盒子带回了省城,锁在出租屋的柜子里。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再打开过。
我妈走的那天,是五年前的秋天。
服装厂打电话给我,说我妈晕倒在车间里,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我赶到时,人已经停在太平间。
医生说,肺癌晚期,拖了至少两年。
她一直没去查,咳血了也只说是上火。
我妹冯馨月从学校赶回来,趴在太平间的铁门上哭得站不起来。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那张死亡通知单,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谢玉珠也来了,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墙,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她走过来,塞给我一个塑料袋,说,你妈让我交给你的。
我打开看了一眼,是那个铁盒子,还有一封信,用牛皮纸信封封着,上面写着“等你们爸出来再拆”。
我问我妈走的时候说了啥。谢玉珠说,她就说了一句话,让老冯别怪我。
04
我妈的丧事办得很简单,亲戚来了几个,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大伯随了二百块钱,二姑拎了一箱牛奶,三叔压根没来,说家里有客人走不开。
马明华也来了,开着他的黑色轿车,穿了一身黑西装,在灵堂前鞠了三个躬,放下一个白信封。
我当着他的面把信封撕了,扔进火盆里。
他脸色变了变,没说话,转身走了。
信封里掉出来一沓钱,大概有两千,被火烧了个角,我捡起来,一张张撕碎,扔进灶膛。
我妈下葬后第三天,我就回了省城。
馨月住校,家里没人了。
那间老屋锁上门,院子里的枣树也没人管,第二年就枯了一半。
邻居说,枣树通人性,主人没了,它也活不成。
我和馨月后来联系越来越少。
她考上了外省的大学,毕业后嫁在了那边。
逢年过节打个电话,说不了几句就挂了。
我们都清楚,有些事不能提,提了谁都难受。
她结婚的时候,我随了五千块钱,人没去。
她说哥你来吧,我说店里走不开。
其实我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面对她穿着婚纱的样子,想起我妈没等到这一天。
我妈留下的那封信,我一直没拆。
我不敢。
每次打开柜子看见那个铁盒子,我就把柜门关上。
有几次我甚至想把它扔了,扔得远远的,这辈子不再看见。
但每次拿起来,手就不听使唤了,又放回去。
日子就这么过了五年。
我攒了点钱,在省城边上盘了个小物流店,雇了两个人,跑省内短途。
不忙的时候我就坐在店里发呆,看门外人来人往。
有时候看见老头牵着老太太过马路,我会多看两眼。
有时候看见工地上的瓦工砌墙,我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看他们怎么把砖码得整整齐齐。
我三十岁那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见了两个,都没成。
第一个嫌我没房,第二个嫌我家里有个坐牢的爹。
我笑笑,没解释。
后来就没人介绍了,我也不着急。
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我会想,如果当年我爸没出事,我现在应该在哪个城市上班,做什么工作,娶了谁当老婆。
想多了也没用,天亮还得干活。
馨月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梦到我妈了。
我妈在梦里坐在灶台前烧火,跟她说,馨月,你哥不容易,别怪他。
馨月说着说着哭了,我在电话这头攥着手机,一句话说不出来。
05
接到监狱电话那天,是八月十二号。
对方说,冯武贵后天刑满释放,家属来接一下。
我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物流店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的日历发了半天呆。
日历翻到八月,上面用圆珠笔圈了一个日子,是我妈的忌日。
每年我都圈,圈完就忘了撕。
我先给馨月打了电话。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哥,我这边孩子发烧,走不开。
我说,没事,我去。
她又说,哥,你替我看看爸,他老了吧。
我说,老了,头发全白了。
她没再说话,电话里能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然后我开始联系亲戚。
大伯的电话打不通,连着打了五遍,都是无人接听。
二姑说腿疼下不了楼,说改天再去家里看。
三叔说要去外地喝喜酒,车票都买好了。
我挨个打了一遍,没一个人愿意去。
最后给我妈那边的表舅打电话,表舅说,越泽啊,不是舅不帮你,你爸那个事,晦气,我家里还有孙子呢,万一沾上啥不干净的。
我没再打。挂了电话,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就掐了。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昨天夜里抽的。
第二天,马明华的人来找我。
一个穿黑T恤的平头男人,站在我物流店门口,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马总的一点心意,让你别多事。
我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两万块钱。
我把信封扔回他脸上,说,滚。
那人捡起信封,拍了拍灰,笑了笑,说,冯老板,你那个店,消防、税务,随便查一样都够你喝一壶的。
我抄起门口的撬棍,那人往后退了两步,转身走了。
当天下午,消防的人就来了,说我店里灭火器过期,电线私拉乱接,贴了封条,停业整顿。
两个工人站在门口,问我咋办。
我说,歇几天,工资照发。
我坐在店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封条,抽了一整包烟。
天黑透的时候,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去停车场开了那辆旧面包车。
省城到监狱,三百二十公里,我开了一整夜。
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像两只手,一下一下抹着玻璃上的水。
到监狱门口时,天刚蒙蒙亮。雨下了一夜,还没有停的意思。铁门紧闭,门口空荡荡的,只有几棵老杨树在风里晃。我把车停在路边,等。
八点整,铁门旁边的小门开了,一个瘦小的老头拎着蛇皮袋走出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裤子短了一截,露出脚踝。
头发全白了,背驼得厉害,走路的时候一条腿有点拖。
是我爸。
他站在门口,四下张望了一圈,没看见我。
他把蛇皮袋放在地上,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半截烟,叼在嘴上,没点。
雨浇在他头上,顺着脖子往下淌。
他缩了缩肩膀,像一只被雨淋透的老麻雀。
我推开车门,喊了一声,爸。
他抬头,眯着眼看了我好一会儿。
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我走过去,拎起蛇皮袋,说,上车。
他站起来,跟在我后面,走得很慢。
我放慢步子等他,他摆了摆手,意思让我先走。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手在贴身的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个信封。
信封发黄,边角都磨毛了,上面的字歪歪斜斜,用的是蓝色圆珠笔。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
那字迹,我太熟悉了。
我妈没上过几年学,字写得不好,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她以前给我写信,落款总是“妈”字下面画一个圈。
我站在雨里,手开始抖。信封是封着的,没拆过。我问,谁给你的。我爸说,许学礼。我说,许学礼是谁。他说,狱友,识字的。
我撕开信封。里面是两页纸,写得密密麻麻。第一行写着:越泽,妈对不住你,瞒了你这么多年。
我看了两行,眼泪就下来了。
雨打在纸上,字迹洇开。
我赶紧把信塞回信封,揣进怀里。
我爸站在旁边,低着头,雨水从他脸上淌下来,分不清是雨还是别的。
我拉开车门,把他推进副驾驶。
自己坐进驾驶座,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
他在旁边坐着,一动不动,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攥着裤子,攥得发白。
06
车上了高速,雨慢慢小了。
我爸一直没说话,头靠在车窗上,眼睛闭着。
我以为他睡着了,后来听见他吸鼻子的声音,才知道他醒着。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他的眼角有一道亮痕。
我把车停在服务区,买了两个包子和一杯豆浆。
他接过去,吃得很慢,咬一口包子,喝一口豆浆,像是舍不得吃完。
我看着他拿包子的手,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
那双手,在牢里干了十年活。
他吃完,把垃圾袋叠好,放在脚边。
然后从夹克内兜里掏出一摞纸,用皮筋捆着,递给我。
我接过来,解开皮筋。
是信,几十封,有的用作业本纸写的,有的用烟盒纸,还有几张是卫生纸。
字迹各不相同,但每封开头都是一样的:翠兰吾妻。
是我爸在狱中写给我妈的信。
他不识字,是许学礼代笔的。
每一封都写了日期,从十年前一直写到五年前。
最后一封的日期,是我妈去世前一个月。
我爸说,许学礼每帮他写一封,他就把信藏在枕头套里。
攒了十年,一封都没寄出去。
我问为啥不寄。
他说,马明华的人跟监狱打过招呼,所有寄给我妈的信都被截了。
他怕连累我妈,后来就不寄了,只写,写完了收着。
我说,那许学礼呢。
我爸说,许学礼去年就出狱了,临走前把这些信要了过去,说替他保管,等他出来还他。
许学礼还说,他手里有我爸十年间写的申诉材料,全是手写的,厚厚一摞。
我握着那摞信,手心里全是汗。
信纸发脆,有些地方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叠得整整齐齐。
我问我爸,你为啥不告诉我。
他说,告诉你啥,你那时候才多大。
我说,我十八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十八也是孩子。
我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展开。
许学礼的字写得工整,一笔一划,像是刻上去的。
信里写:翠兰吾妻,今天是你生日,我记得。
我在里面给你煮了碗面,用热水瓶的盖子盛的。
面是挂面,没鸡蛋,但我放了两滴香油。
你吃不着,我替你吃了。
孩子们都好吧。
越泽开车累不累。
馨月学习好不好。
你别太累,身体要紧。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字迹洇开了,像一朵朵小花。我问我爸,这是你哭的?他没说话,把信拿过去,叠好,放回摞里。
下午三点,我们到了老家。
老屋的门锁锈死了,我拿钳子拧了半天才打开。
院子里杂草齐腰深,枣树全枯了,枝干发黑,像是被火烧过。
我爸站在院子中间,转了一圈,忽然蹲下去,从墙根底下扒出一个小铁盒。
他递给我,说,你妈藏的。
我打开,里面是几张送货单复印件,上面有马明华的签名。
还有一张纸条,是我妈的字:越泽,妈试过了,走不通。
这些东西你收好,等你爸出来,交给能管事的人。
纸条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手抖着写的:老冯,我撑不住了,你别怪我。
我把铁盒和信一起收好。
当天晚上,我给馨月打了电话。
她听完,哭了,说哥,我明天就回来。
我说,你别急,路上慢点。
她说,哥,我梦到妈了,妈说她想爸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院子里,点了根烟。
我爸从屋里走出来,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
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
月亮升起来了,照在枯死的枣树上,影子拉得很长。
过了很久,他忽然说,你妈种的这棵树,还是我当年从工地上带回来的苗。
我说,嗯。
他说,那棵树苗,跟了你妈二十五年。
07
馨月第二天下午到的,带着她丈夫和孩子。
她瘦了很多,眼眶红红的。
看见我爸,她站在门口愣了半天,最后走过去,叫了声爸。
我爸应了一声,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想摸她的头,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馨月的孩子三岁多,躲在妈妈身后,探出半个脑袋看外公。
我爸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是服务区买包子时送的。
孩子接过去,小声说了句谢谢。
晚上,我们兄妹俩坐在院子里,把母亲的信读了一遍。信写了整整两页,字迹密密麻麻,有些地方被水渍洇模糊了,但大部分还能看清。
信里写得清楚:马明华买劣质钢筋,事发后连夜换了安全记录,逼我爸签了责任书。
我妈去找罗永平,罗永平手里有当天真实的作业记录,能证明我爸那天根本不在出事的那栋楼上。
出事那天,我爸在七号楼砌墙,离出事的五号楼隔着两栋楼。
五号楼塌的时候,我爸正在七号楼二层砌窗台,连震动都没感觉到。
信里还写了一件我们不知道的事。
我妈第一次去省里申诉时,在信访办门口遇到了马明华的人。
那人塞给她一个纸包,说里面是五万块钱,让她别再闹了。
我妈把纸包扔在地上,说,我男人不识字,你们欺负他,我不欺负他。
那人捡起纸包,说,嫂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妈说,罚酒我也认了。
那之后不久,我家窗户就被砸了。
信的最后一段,我妈写:越泽,馨月,妈对不起你们,没把这件事办成。
你们爸是冤枉的,妈知道。
妈累了,先走了。
你们要是能办,就办。
办不了,也别怪自己。
妈这辈子没给你们留下啥,就这点东西,你们收好。
馨月看完信,趴在桌子上哭。
我没哭,我拿着那几张送货单,看了很久。
上面有马明华的亲笔签名,还有日期,正好是事发前三天。
这只能证明他买了劣质钢筋,但不能直接证明他陷害我爸。
还缺关键证据。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
县城的律师一听是马明华的案子,都摇头。
有个律师跟我交了底,说马明华跟县里几个领导是牌友,这案子在县里翻不了。
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于慧妍,一个年轻女律师,专门做刑事申诉。
她在电话里听我说了半小时,说,你把材料寄过来,我先看看。
三天后,于慧妍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材料不够,但有方向。她问我能不能找到罗永平。我说,我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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