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夏天。
大唐的天空塌了。安禄山的叛军攻破潼关，长安门户大开，唐玄宗李隆基连夜收拾包袱，往四川跑。一个繁华了一百多年的盛世，在几个月之内被撕成碎片。
就在这一年，有四个写诗的男人，被同一场战乱卷了进去。
高适、杜甫、王维、王昌龄。这四个人，在安史之乱前的长安诗坛上，都是叫得出名号的人物。王维比他们大一点，成名最早，开元年间就是王公贵族的座上宾。王昌龄的七绝写得漂亮，“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边塞诗的头把交椅。高适跟王昌龄是多年的朋友，两个人一起在梁宋一带混过，喝酒打猎，写诗唱和。杜甫比他们小几岁，那时候还没混出来，在长安困了十年，刚得到一个管兵器库的小官。
四个人，同一场战乱，同一年。
但几年之后，这四个人的结局，差距大得让人后脊梁发凉。一个人从幕僚一路升到节度使，封了渤海县侯，成了大唐诗人里政治成就最高的一个。一个人被叛军抓了，又逃出来，当了一年小官，然后被贬、弃官、流亡，最后死在一条小船上。一个人被叛军俘虏，被迫接受了伪职，按律当斩，靠一首诗和弟弟的求情，捡回一条命。还有一个人，死得最窝囊——不是死在叛军刀下，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一个刺史，把他杀了。杀他的理由，史书上只写了一个字：“忌”。
忌什么？一个手握兵权的封疆大吏，为什么要杀一个六十多岁、已经辞官返乡的老诗人？
这件事，正史里写得极其潦草，潦草到像是一笔带过。但你把这条线跟另外三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安史之乱最残忍的那一面，不在叛军的刀上。
高适：他不是最会写诗的，他是最会看路的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高适的处境，比另外三个人都好。
他当时在哥舒翰手下做掌书记，一个文职幕僚。哥舒翰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安禄山反了之后，被唐玄宗紧急调去守潼关。高适跟着去了，被拜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翰守潼关”。
潼关是怎么丢的，这里不用细说。哥舒翰本来想据险死守，但杨国忠在背后逼他出战，二十万大军出关，被安禄山打得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被俘，后来降了。
高适没有降。他从潼关一路往西跑，追上了往四川逃的唐玄宗，在河池郡见到了皇帝。
见到玄宗之后，高适干了一件事：他把潼关之败的责任，一五一十地拆开来说了。他说哥舒翰“疾病沉顿，智力将竭”，监军李大宜不管军务，跟将士们喝酒赌博，“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前线的士兵大夏天吃仓米饭都吃不饱，“欲其勇战，安可得乎”。他还说，自己跟杨国忠争论过，杨国忠不听。
你品品这个操作。全军覆没，皇帝正在逃命，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高适在这个时候，用一份条理清晰、责任分明、不推诿也不包庇的“复盘报告”，把自己从一个“败军幕僚”变成了一个“敢说真话的忠臣”。玄宗的反应是“嘉之”，升他做了侍御史。到了成都，又升谏议大夫，赐绯鱼袋，制书里夸他“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
这还只是第一步。
玄宗在逃亡途中干了一件埋雷的事：“诸王分镇”，让几个儿子分别掌管天下的军政大权。高适“切谏不可”，明确反对。玄宗没听。后来果然出事了——永王李璘在江东起兵，要据扬州。
这时候，肃宗李亨已经在灵武即位了。肃宗早就听说过高适反对分镇的事，“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高适当面分析江东局势，说了一句极其精准的判断：“永王必败”。肃宗“奇其对”，当场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让他带兵去平江淮之乱。
一个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诗人，在六十岁的年纪，成了一方节度使，手里握着兵权，去平定一个亲王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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