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英名永存 薪火长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联展”从10月31日起正式向公众展出，将持续至2027年3月15日。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策展人江琳介绍，展览汇聚20余家单位及个人的藏品400余件，其中130余件首次展出。
一条红色飘带贯穿整个展厅，成为最醒目的视觉符号——这条红飘带，改变了中国。展览通过“浴血征程”“砺军铸魂”“传咏远播”“薪火传承”“守护创新”5个单元，让观众将跟着横跨全部单元的红飘带，走上一条被文物重新“打开”的长征路。
那些“不起眼”的长征文物
在长征中，红军一共攀越了20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所经草地更是荒无人烟，泥潭沼泽密布，人畜稍不留意，就会陷入其中被吞没。
展柜中有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标本，叶子已然枯黄了不知多少年——这是一件馆藏一级文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展览内容设计杨超介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士刘毅第三次过草地时，在噶曲河畔采集并保存下来的野菜，名为‘黄花草’。”
杨超说：“红军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黄花草就是其中之一。很多野菜是有毒的，黄花草也是。好在它毒性比较弱，红军战士经过反复试验，知道把它煮熟之后，虽然有点毒，但还能吃，那时候也没啥能吃的，就用这个来充饥。”
在这株黄花草的附近，还有首次展出的红军翻越夹金山时装盐用的葫芦、红军进入雪山地区后熬辣椒水用的茶缸。“雪山太冷了，红军爬雪山之前得喝辣椒水御寒。”杨超说。
泸定桥的装置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展陈形式主设计师潘艺介绍，场景以约10米的横跨度，体现泸定桥的战争场面；布满弹孔的斜墙、被抽走木板的悬浮铁链，加上水纹特效，让观众感受当时的惊心动魄。记者看到，在“泸定桥”边陈列着铁锁链、桥板等文物，赫然在目，无声述说。
雪山场景则用了很多斜线的空间造型和高低错落的空间设计，来表现雪山的延绵起伏。“最重要的是观众可以体验。展览采用高差空间设计，观众走过去，会有一种爬山的感受。”潘艺说。
长征路上，红军每到一处就会搭建“列宁室”，在这里进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军事训练、文艺活动等。
在本次展览中可以看到，红军书写的“士兵抗日六大纲领”木板标语，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打红军，枪口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红军翻译、编纂的各类军事教材：《军事问答》是基层战士的通俗课本，以问答体例讲授兵器、射击、野外勤务战地救护等实用知识，《各个战斗》则用问答的方式，介绍了战士、侦察员等的职责。
其中，展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是红军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课本。在通信设备不发达的战争年代，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发布命令、指挥战斗、通信联络几乎全部通过吹奏军号完成。
那些长征路上的人
在长征路上，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默默奉献的红军炊事员。行军途中，他们挑着锅碗瓢盆和粮食，和大家一起辛苦赶路；宿营时，他们烧水做饭，自己顾不上休息，是部队行军作战的坚强后盾。炒勺、铁锅、铁爪子……见证他们当年的“热火朝天”。
再比如，医护人员。徐特立在《长征中的医院》中写过：“我们行军大部分是强行军，医院也是一样。每日到达宿营地：看护马上就把自己的包袱、干粮袋、雨伞，向地上一丢：或迅速地挂在壁上，飞跑的去找门板，找禾草，替伤病员开铺，恐怕慢了一点：门板被别人搬去没有了……”药碾、切药刀、乳钵……还原当初那个战地医院。
1934年，红四方面军某部受伤战士在四川苍溪农妇张权氏家中休养，归队时为表感谢，悄悄留下32张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的“布币”（红军印在布上的货币——记者注）当食宿费。农妇张权氏为躲避搜查，连夜将布币缝成“钱衣”贴身穿上。
1934年12月，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后，请熟悉当地地形的高树清做向导。高树清返家时，红军见天色已黑，将一盏手提风雨灯送给了他。后来的很多年，高树清将油灯视作珍贵信物珍藏，无论生活如何艰难都舍不得用，灯中原有的灯芯一直完整保留至今。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战士林德贵在四川冕宁战斗中负伤，住在老乡陆茂元家。陆茂元多方奔走寻求秘方，采集药草为他治疗。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西地区时，强渡大金川等河流。当地藏族群众主动拿出牛皮船（藏语称“果哇”），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渡河。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展览副策展人杨翰戎指着“布币”缝成的“钱衣”、风雨灯、陆茂元给伤员捣药用的碓臼、载过红军的牛皮船……“很多都是首次展出”。中央红军战士在长征途经贵州兴义时，送给向导刘明兴一根扁担作为路条，并告诉他：“请你一定要相信这根扁担，红军都认识它。”老百姓相信了，这根扁担保存至今。
那些关于长征的传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为突破封锁、争取外部支持以坚持抗日，中共中央决定积极向国内外宣传红军的真实情况——《长征记》由此诞生。《长征记》的编辑工作由徐梦秋、丁玲、成仿吾、徐特立等人负责。1936年，丁玲自上海抵达陕北，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的知名女作家。展柜中，丁玲《我怎样来陕北的》手稿静静地躺着。
丁玲曾在《文艺在苏区》中回忆：“征稿通知发出后，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路以外，甚至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油纸写的，用粗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躺到了编辑者的桌上，堆到一尺高，两尺高。这全是几百双手在一些没有桌子的地方，在小油灯下写清了送来的。”
记者看到一篇题为《吃冰琪林》（作者为周士第——记者注）的文章，文中饶有趣味地写道：“萧劲光同志提议吃冰琪林（冰淇淋），全体赞成。陈赓、宋任穷、毕士梯（悌）、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和我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杯，争向雪堆下层挖。”
展柜中有一张名片，印着“施乐”的名字。也许你不认识施乐，但他还有一个你一定听过的名字——斯诺。当时，斯诺为自己取了“施乐”的中文名，本次展览展出他使用过的印章和名片，还有那顶他在陕北戴过的红军八角帽。
展览中有一张1937年3月31日的《救国时报》，转载了斯诺在当年3月9日发表于英国《每日先驱报》上的报道《少年的长征》。文中写道，“苏维埃红军终于冲破‘围剿’，开始二万里的长征而达到西北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斯诺在豫旺堡（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旧称——记者注）拍摄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红旗飘扬，时年19岁的号手谢立全迎风站立，吹响号角，他随中央红军走完长征路，胜利抵达陕北。这张照片后来成为《红星照耀中国》最初的封面照片，斯诺还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抗战之声。
展览用这样一组数字来收尾：红军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红军长征跨越15个省（区、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军共计有30余万人，长征胜利会师后，仅剩3万余人。红军长征途中，进行重要的战役战斗共600余场，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牺牲。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营以上干部422人。红军长征总里程为65000里。
长征，不止于二万五千里，也不止于90年前。
寸物载史，精神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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