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鲁春风与圣贤的体温
依稀记得颜炳罡老师讲授《孟子》时的语调，不疾不徐，自有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绵长力道，就像东鲁春风吹拂过齐鲁大地的平原与丘壑，看似温和润泽，却能悄然融化冰封的冻土，将圣贤精神的种子一字一句地浇灌进我们焦渴的心田，化作生命里生生不息的定力与温情。
十九年前的一个周二夜晚，当我怀着对世界的困惑与热气跨入山东大学老校图书馆二楼的四书讲堂时，是我与儒家、儒学真正的第一次相遇。那时，为了成立“山东大学国学社”，我和段明乾、王家宝几位四处奔走。当时由于缺乏经验，没有老师敢轻易担责为我们做指导教师。后来经陈之斌师兄指点：“你们赶快去找颜老师！颜老师已经在老校区带领大家读书很多年了！” 我们找到颜老师时，其实只是想请他“承担责任”。第一次听课我们甚至没太听懂，一直在盼着下课。下课后，颜老师主动询问我们，听完说明后，他连申报材料都没细看，就极其果断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由于当天没带照片，颜老师便叮嘱我们第二天去他家里取。
第二天到了颜老师家中，他不仅早已贴好照片、招呼我们吃香蕉，更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年轻人，你们做国学社是好事，老师支持！老师虽然收入也不算多，但你们要想做事情，多了不敢说，两千三千的，可以来找颜老师，颜老师支持你们。” 离开时，颜老师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快要关上时，他才忽然问了一句：“同学，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学院的？”
那一刻，我的眼泪几乎脱眶而出。一位长者、一位大学者，甚至还不知道我们叫什么，也不知道我们从哪个学院来，却仅仅因为我们想传播经典、想做一件有益文化的事，就给予了我们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儒学不是僵死的考据，儒学是活的，是带有生命体温的。
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大合唱中，现代文明的主调往往是理性、效率与技术的狂飙。人们仿佛置身于一部精密的机器之中，每一个齿轮都在追求极致的运转速率，而个体心灵的安顿却常常被边缘化。海量数据、算法推荐与碎片化信息充斥耳目，人们被裹挟在流量、点赞与世俗评价的反馈依赖中，肉身觉知力渐次退化，灵魂亦将失却自足的锚点。当工具理性走向极致，便容易将万物乃至人本身降格为手段而非目的，从而引发精神的无家可归与社会的冷漠无情。而以《四书》元典为代表的东方智慧，恰如一缕温热的副调，为这种冷凝的工具理性注入了生命的体温与人性的声部。
曾经跟随颜老师进行的经典诵读之于我生命的意义，恰在于将这种“神圣”的哲学内核降落于“凡俗”的日常生活之中。面对当代精神困境，以肉身声息去躬行《四书》经典的原典诵读，绝非遗老式的历史怀旧，而将是一条体用兼备、直指心性的终极安顿路径。
内圣修省与主体立极：慎独与孤往的精神重构
当经典从书本走向生活，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个体在功利与浮躁的外部世界中，如何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主体性？
古人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 在四书元典的义理脉络中，“慎独”与“孤往”并不是挂在墙上的高深道德牌坊，而是儒者安身立命最深沉的精神支柱，亦是个体生命安顿的第一道防线。
《大学》立“修身为本”，《孟子》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尸子·论恕》亦云“恕者，以身为度者也”。相较于外部算法穷尽的客观经验（见闻之知），原典所承载的“德性之知”，乃是自性本具的良知与同理心。西方现代性思想在反思体制对人的异化时，常谈及一种真正的“良知”——即在复杂的历史与制度压迫中，清醒地认知“何为正义”并敢于承担其代价。这种良知超越了抽象的道德口号，要求个体在功利浪潮面前保持独立思考与反抗异化的勇气。这恰恰与儒家元典中的“慎独”与“孤往”思想产生了深度的同频共鸣。
诵读经典，是将生命的最高尺度从外在标签与算法反馈中收回，重归于“反求诸己”的绝对自律。这种主体性的确证，不依傍于任何外部条件的赋予，是直指生命本体的了义中无上了义。“慎独”是自省理性的极致。在无人监督处、在算法与利益的诱惑前，在社会思潮轰轰烈烈的裹挟下，“我”能否靠内在的觉照守住伦理底线，决定了“我”的生命是否有真正的重量。这不仅是私德的修养，更是一种在喧嚣时代中保持清醒的理性觉察。
人心如良田，杂念与焦虑如杂草般持续滋生（“心、言、行之秽”）。要打破被动的屏幕吸附与算力围困，经典诵读便是门槛最低、最贴合气血的方便中第一方便。无需昂贵的设施或繁复的仪式，只需翻开原典，口诵其言、眼观其字、耳听其声、心体其意。或自诵或群读，在声带的震动与呼吸的吐纳间，肉身觉知被瞬间激活。借助日常的高频去秽与身心澄汰，杂念无处滋生，散乱的心念得以在共振中归于纯粹，达成清净念头连续不断的净念相续。
而“孤往”则是将这种内在良知转化为公共理性的历史担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孟子亦云：“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王船山亦断言：“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 面对举世皆浊或外部正向机制失效的虚无拷问，《论语》以“人不知而不愠”为念，《论恕》以“骥为伯乐独知，不害其为良马”作答。当个体认清了历史与现实中的正义所在，哪怕需要对抗整个时代的浮躁与功利，也敢于孤往前行。
在声息与圣贤精神重合的刹那，人心即与孔孟同频。无需漫长推演，亦不期求世俗点赞，当下即是，当下即圆。这种不假外求的精神自足与灵魂孤往，即是超越外部羁绊、实现当下解脱的圆顿中最极圆顿。
当年，我离开校园步入社会，面对复杂的利益抉择、商业喧嚣与社会浮躁，“慎独”不再是书本上的名词，而成了时时必须践行的内省功夫。那时常读“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以警醒自己进行自我审视，防范自身被环境异化。身处变动不居的世界，外部环境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与风浪，而四书元典所塑造的“慎独”与“孤往”，恰好给了我一种如松柏般耐寒、如蒲苇般柔韧的目标人格。它时刻提醒我，要在顺境中不骄躁，在逆境与孤独中也应如苏东坡般“一蓑烟雨任平生”，以审慎独处的功夫安顿内在自我，以孤往不屈的精神应对外在风浪，努力将生命的一切磨难与漂泊，都化为“即凡俗而神圣”的诗意与旷达。
伦理审克与行为边界：择术之慎与“素其位而行”
如果说“慎独”与“孤往”帮我在社会历练中完成了内在主体性的确立，那么当这种主体性向外延伸、投射于社会行动与技术实践时，我还必须得直面行为边界与伦理审查的问题。此一阶段，又是“择术”与“素其位”的辩证统合给了我关键的指引。
孟子曾引孔子之言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 当年在毕业之际，面对去上海还是去北京的犹豫抉择，颜老师便曾用“术不可不慎”提点过我，建议我选择离自己的志向和文化情怀更近的地方。
在科技与数字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跟随颜老师研读《孟子》时所领会的“术不可不慎”的警训，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尤觉振聋发聩：当人盲目追求工程奇迹、绝对效率与对自然的征服时，往往会无意间践踏最平凡的民生与伦理。当工具理性被推向极致，甚至异化为一种新的“科学主义”迷信时，效率与征服便会掠夺人性的温情。纯粹的逻辑与技术推论喜欢硬性定义与终结，而人文关怀与审美思考却总是指向无常、敬畏与尊严。
儒家讲“执中贯通”、“中庸之道”。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 《中庸》又云：“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中庸并非折衷主义或平庸之道，而是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与理性的清明。面对工具理性与技术狂飙，中庸之道提醒我必须时刻保持审慎与敬畏——择术即择心，立术即立人。若失却了对“仁”的坚守，“术”越精巧，对生命主体性的侵蚀反而越深。真正的社会文明与伦理秩序，从来不是某种宏大计划或冷冰冰的技术算力强制推行的产物，而是在千百年来民间百姓的伦常日用、习俗相沿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活法。
到北京参加工作后，我对《中庸》里“素其位而行”有了更深的体悟：“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奔波与忙碌中，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安于当下之位，尽其应尽之责，不患位之不立，惟患所以立。
伦常日用：从家门孝悌到礼制创新
儒家的“礼”，从来不是高悬于庙堂之上的冷冰冰的仪轨，而是活在当下伦常日用里的温情与智慧。
颜老师对我的滋养，不仅在课堂与义理上，更体现在他日常践行孝悌的微躬巨细中。
在颜老师父亲生病期间，他经常往返于临沂和济南两地。颜老师是家里的大哥，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其中有的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平时也一直受到颜老师的资助。有一次，颜老师无意间对我提起：“如果父母只有我一个儿子，那么所有的赡养义务本来就都在我身上。弟弟妹妹愿意过来帮忙，是在帮他们的大哥；即使他们不出力不出钱，也没有关系，不能因此生出怨恨。”
我的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后来我把颜老师的这番话原原本本地讲给父亲听。虽然我们家里过去偶尔也会因琐事萌生矛盾，但从那以后，在赡养奶奶这件事上，我的父母心里再也没有了二话与计较。这或许就是儒家思想的力量，她不需要宏大的宣讲，一句真诚的“修身齐家”之言，就能化解一个家庭现实生活中的芥蒂，带来伦常日用里的和睦与圆满。
2013年我结婚时，我们特意选择回到母校山东大学校园里举办婚礼。当时我希望能使用颜老师带领我们举办常礼研修会考订出的古婚礼仪式，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不少现实难题——如何在现代场景中复原汉礼的庄重，又如何让不熟悉古礼的亲朋好友感到自然舒适？
正当我踌躇不知所措时，颜老师指点道：“礼时为大，大胆去改！礼无定式！”
这句话如醍醐灌顶，不仅让我们解除了对形式的机械拘泥，将传统仪轨与当代生活圆融结合，甚至还成了一段佳话——2014年李细成师兄结婚时，便又将我们这套婚礼仪式在山西大学沿用了一番。在婚礼现场，当古乐响起、跨越时空的庄重感与现代亲情的温情交融在一起时，我一度泣不成声。
这段小插曲，也是我对“即凡俗而神圣”最切身、最生动的体悟。《礼记·曲礼上》云：“礼时为大。” 礼因时而变，因人而设，其核心始终是对人的尊重与对生命的敬畏。婚礼不仅是一场仪式，也是使人的生命由凡俗走向神圣的一个重要场域。
礼乐相济与文明互鉴：跨文化理解的实践展开
思想的河水最终要流向现实的海洋。当年在山大老校讲堂里，颜老师讲“百姓日用即道”，讲“自带干粮替孔夫子打工”。这种将四书元典落入世俗生活的精神，曾指引我们创立国学社、走入社区践行民间儒学。而毕业后，无论是在政策咨询还是智库研究中，这份源自元典的“接地气”与“担当感”，一直是我做人办事的底层代码。
东方哲学讲求“礼乐相济”。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又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礼记·乐记》更是深刻地指出：“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 在西方现代性反思中，曾有思想家提出要打破干瘪的纯粹逻辑，将理性与艺术审美融为一体，赋予冷冰冰的规则以生活的生命张力。这与中国传统中的“礼乐文明”与“依仁游艺”如出一辙。如果说“礼”是建立理性的秩序、结构与规范（“礼以立别”），那么“乐”与美学则是融通情感、化解僵化与隔阂的活水（“乐以和同”）。“礼乐相济”，无礼则乱，无乐则僵。将干瘪的逻辑规则转变为富有生命温情的智慧，本质上都是在“不完美的生命中追求完美”的东方生活艺术。
正如暹罗（泰国）华侨领袖郑智勇（二哥丰）的传奇人生所展示的，东方传统文化中的慈悲与仁爱，绝不单是口头宣讲，而是能够“内圣开出新外王”，转化为扎根世俗社会的制度性善举。晚清年间，面对南洋苦力同胞生无所养、死无所归的惨剧，郑智勇专程恭请粤东大峰祖师的香火至曼谷，随后创办了“华侨报德善堂”。报德善堂从最初的“赠棺收尸”发展到现代化的救护队、华侨医院与华侨崇圣大学，跨越了族群、国界与信仰，向世人展示了东方伦理“生者有养，死者有归”的至情至慈。这种将个人修养转化为社会公益与普遍人道关怀的实践，正是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最生动的跨国落地。
如今，我工作于澳门国际青年智库，面向南亚与南太平洋国家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的文明互鉴与民间交流。我深度参与的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学院，自成立之初，高鹏院长就将学院的发展聚焦于人的存在、人的创造和人的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回到人本身，体人心、讲人话、做人事。
在开展跨文化交流与民间智库研究时，我深刻体会到，《论语》《孟子》等元典中所蕴含的“恕道”与“爱人以德”的思想，具有何等巨大的跨文化穿透力。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南太平洋岛国（如斐济）与南亚国家（如尼泊尔）有着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法律体系与生态文化。走向“一带一路”沿线，绝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或傲慢的经济推行，更不能将自身习惯与价值观强加于人；真正的“爱人以德”，是必须恪守《礼记·曲礼上》所警示的古训：“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在跨国交流与合作的实践中，必须深深敬重并严守在地国的法律规范、政治现实、社会秩序乃至风序良俗。唯有以谦逊、敬畏的态度融入当地的规则与秩序，在尊重其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互学互鉴，才是最深刻的“爱人以德”。若仅凭硬性的利益计算或强权逻辑去进行交流，势必引发隔阂与反弹；唯有秉持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温情，以谦逊、尊重、共情的姿态倾听不同文明的声音，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
当年在颜老师讲席下体认的“恻隐之心”与“仁者爱人”，如今化为了在跨文化智库交流中倾听与敬畏不同文明的包容胸襟。“东鲁春风”吹拂过的地方，不应只是过去的线装书页，更应是人类未来的美好生活——一种技术有边界、欲望有节制、人际有温情、身心有安顿的文明新形态。
心灯长明，行稳致远
从山大老校二楼讲堂里的齐声诵读，到世俗生活中的婚礼践履；从内在主体性的“慎独孤往”，到技术伦理中的“择术爱人”，再到跨国交流中的“入国问俗”——可以说，经典诵读在我生命的前半程中完成了一个清晰的逻辑闭环：它从个体的生命安顿发端，经由世俗伦理的锤炼，最终汇入跨文化理解与文明互鉴的宏大江河。
这期间，我曾因工作的奔波而漫游各地，也曾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深入阅读佛经。但在历经沉淀之后，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我重新回归《四书》——我越来越真切地体认到，《四书》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与精神“圣经”。
诵读即相续，相续即安顿。以“德性之知”立其本体，以“净念相续”严其工夫，以“孤行无待”成其境界。在喧嚣燥热的技术浪潮中，依止“经典诵读”，靠肉身与声息完全可以筑起一片不假外求的精神净土。
适逢颜老师发起“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三十载春华秋实，“经典诵读”如同一盏长明的心灯，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山大学子的成长之路。当年的国学社同仁们，有的在金融界默默耕耘，有的在实业领域励精图治，大家虽未都留于学术体制之内，却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儒家“做人办事”的实干精神。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经典的诵读与体悟，从来不是为了堆砌僵硬的考据名词，而是为了在凡俗的尘世生活中，接通那份神圣的心性源泉，从而获得安顿生命、担当时代的定力。
“东鲁春风吾与点，南华秋水我知鱼。” 在技术狂飙、世事纷扰的当下，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守住内在的“慎独”与“清明”，坚守“孤往”的定力，以“即凡俗而神圣”的沉着与从容，安顿身心，践行担当。
心灯长明，行稳致远。这，便是我献给颜师三十年经典诵读最深沉的致敬！
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
“经为常道，不可不读。”以《四书》为代表的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源，承载着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常理常道。1996年，颜炳罡教授在山东大学发起了公益性的“经典诵读”活动，“来者不拒，往者不追”，每周坚持两小时的诵读与研讨，师生共同走进古圣先贤的思想世界，体会圣贤千古相传的大道。这一活动深深扎根于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的沃土之中，持续二十余载，得到众多校内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吸引了不同专业的青年学子和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在现代社会重现古代书院讲学之风，为传承和弘扬儒家传统、涵养具有智慧与修养的现代人格，发挥了持久而深厚的作用。
2026年，适逢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百年华诞。为纪念“经典诵读”活动创办三十周年，向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百年历程致敬，并进一步推进《四书》研习与中国哲学研究，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将于2026年9月12日举办“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与关心经典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各界同仁共聚一堂，共话经典教育与文化传承之道。
2026年9月12日，“经典诵读与文化传承——经典诵读三十周年纪念会议”在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海南、甘肃、河南、安徽、福建和山东等地的专家学者、社会各界人士齐聚山东大学，围绕经典诵读对个人及时代的意义、经典的义理阐发等主题，结合切身参与读经的经历，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既回望参与经典研读的生命历程，也探讨了经典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面临的新问题与新使命。
整理：颜培恕 闫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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