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力量一旦失去约束,便会像野火般蔓延,最终吞噬公共利益。2026年的美国正深陷媒体寡头垄断的泥潭,这不禁让人想起古代中国将商人置于社会序列末端的治理智慧。这两种看似迥异的现象,背后是否潜藏着相似的逻辑?
美国媒体格局的演变堪称一场资本集中的活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约五十家规模相当的媒体机构共同支撑起全国的内容市场,所有权分散使得不同立场的声音都能找到传播通道。转折点出现在1996年——《电信法》的颁布大幅放松了媒体所有权监管,直接打开了行业并购的闸门。短短二十多年间,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持续上演,到2000年,控制美国媒体的公司数量已锐减至六家。如今,康卡斯特、迪士尼、国家娱乐公司、新闻集团和AT&T五巨头总市值突破4000亿美元,覆盖90%以上的美国媒体市场,触达近100%的美国家庭。迪士尼手握漫威、卢卡斯影业、ESPN、历史频道等数十个知名品牌;康卡斯特掌控NBC、环球影业、烂番茄等内容与分发渠道;国家娱乐公司旗下有CBS、派拉蒙、MTV、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新闻集团坐拥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国家地理》、哈珀柯林斯;AT&T在以1090亿美元完成对时代华纳的收购后,将CNN、HBO、华纳兄弟、DC收入囊中。公众熟悉的奈飞,背后最大投资方是全球最大影子银行贝莱德,依然没能跳出大资本的掌控范围。
这种寡头垄断格局巧妙地绕过了反垄断法的约束——由于五家企业共享市场份额,没有任何一家单独达成完全垄断的法律定义。但事实上,它们在除了法律意义之外的每一个意义上都形成了垄断。小媒体机构根本没有突围机会,行业新玩家从诞生之初就面临被收购的命运。美国媒体所谓的内容自由,本质上只是资本允许你看到的有限选项。信息的边界早已被少数董事会划定,公众的选择权不过是精心包装的幻觉。
面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挑战,古代中国的治理思路提供了另一种镜鉴。从商鞅变法到清末,重农抑商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贯穿封建社会始终。这并非对商业价值的简单否定,而是基于对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汉代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强调:“民不足而可治者,自下及上未有也。”农业作为根本,提供税收、兵源与粮食安全,而商业则可能引发人口流动与社会动荡。管仲提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较早体现了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干预倾向。
历代王朝对商人施加了多重限制。人格方面,晋令规定商人需在额头贴名帖、一足穿白鞋一足穿黑鞋以示区别;唐令规定商人不得骑马。政治权利方面,汉初律令禁止商人仕宦,唐初将商人归为“贱类”,历代多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入仕为官。经济方面,汉初“重租税以困辱之”,汉武帝推行“算缗令”与“告缗令”,对商人财产课以重税并鼓励告发,导致大批商人破产。算缗令规定商人每2000钱财产须缴120钱作为财产税,普通人一部车缴120钱财产税、商人要缴240钱。宋代严禁出海贸易,明、清也都颁布过“禁海令”,限制商业活动的范围。
这种制度设计在稳定农业发展的同时,保证了封建王朝的延续。然而,其消极影响同样显著——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错失工业革命机遇。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导致民间资本难以进入海外市场。据统计,18世纪中国白银外流规模达2亿两,而官方控制的贸易额仅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这种制度性排斥,使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在汉朝文景之治时期,商业一度繁荣;而至汉武帝当政后,厉行重农抑商,商业走向衰落。唐朝中后期抑商政策有所放松,至宋代出现了商业的大繁荣。宋代不仅对商业税按高比率征收,而且名目越来越多,如元代除常课税以外还有契本、煤炭、鱼苗、漆、酵、荡柳、蒲苇、牙例、乳牛、羊皮等税目。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
回望今日美国,媒体寡头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的困境,恰似一面镜子,映照出古老智慧的当代价值。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利润,积累到一定量级必然向规则制定层渗透,试图改写制度以保障更多利益向自身倾斜。古代中国通过制度设计给资本套上缰绳,防止其形成能与朝廷抗衡的势力,这与美国当前面临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
当资本的力量掌控了信息传播渠道,民主便沦为“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麦克切斯尼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指出,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媒体公司将民众封锁在娱乐节目的世界中,使民众失去获取多元化信息的渠道、关心公共问题的兴趣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在精英和财团控制的媒体诱导下,民众已无法辨别哪些是事实真相,哪些是政治宣传。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古代中国“重农抑商”政策留下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它既警示我们放任资本无序扩张可能带来的社会失衡,也提醒我们过度抑制商业活力可能导致的停滞与落后。理想的治理之道或许在于寻找平衡——既激活市场的活力,又守护公共利益;既鼓励财富创造,又防止财富集中带来的权力异化。这需要制度设计者的智慧,也需要公众对资本本性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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