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心不定
好在创始团队百折不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的不止主义，还有存折。
据历史学者杨奎松对中俄两国档案的整理，从建党到长征，组织经费几乎一直依赖共产国际。也因此，莫斯科每一次「改换门庭」，都直接掐住了革命的咽喉。
第一次背叛：改投国民党
1920年维经斯基携款来华，东方民族部甚至变卖了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充作经费——折合今天约170万美元。
建党初期，党费完全仰赖莫斯科：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支出17655元中「国际协款」占16655元。
1923年陈独秀在三大上明言：「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此时月费不过千余元，只够糊口。
转折发生在1923年：共产国际看中了更有实力的国民党，巨额卢布滚滚南输。
这导致我党经费完全断顿，1923年10月至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三个月没有给一分钱。
维经斯基都看不下去，抗议说坚持让组织在原预算内工作是「一个大的错误」，「应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数额给党」。
但转折的真正原因是国民党靠不住，随着蒋介石对苏俄模式兴趣越来越淡，投资人不得不重新回看。
于是，仅南昌暴动就给了30万美元现金加110万卢布的枪械弹药，广州暴动近10万元。
1927年是投入高峰：全年各项合计约50万美元，折合今天约850万美元。
第二次背叛：改投十九路军
如果说第一次背叛尚有拨款可依，第二次则近乎釜底抽薪。
1928年是经费的巅峰：全年党费约19万美元，加上济难费、募捐款，头10个月即达13.1万美元。
全年合计约30万美元，折合今天约500万美元。
但好景不长。1929年预算砍半（月均16581美元），还因货币贬值、汇款拖延再打七折。
1930年5、6两月干脆停发，要求「从红色区域打土豪自筹」，中央甚至密电红四军：「经费目前断绝来源……一次最低解款五万元到中央。」
恢复后也仅每月1.5万美元，年约18万美元，折合今天约300万美元——向忠发1931年6月被捕后的供状，写的正是这笔月款。
真正致命的是1932年之后。据杨奎松归集的档案，1932—1935年间经费记录一片空白。
被停发的定期经费，相当部分被用来建立一个基金，援助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重建十九路军。
莫斯科在某种程度上又把资助对象改成了「更有实力」的十九路军——正如1923年转投国民党那样。
历史再次重演，也再次押错：十九路军很快败亡，资助打了水漂。
而此时的苏区，土豪几乎已被打光，上海经费断绝，财政彻底枯竭。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踏上长征。同年，与莫斯科的一切联系中断。
雄关漫道真如铁，滚滚卢布存折来
1936年6月，长征到达陕北后，用新建的大功率电台发给王明的第一封电报谈的就是钱：「请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
莫斯科的回应颇为慷慨：200万卢布贷款、55万加50万美元、1937年又拨80余万美元并允诺同额另一笔。
杨奎松判断，此间承诺援款在200万美元以上——折合今天约3400万美元。
此后抗战期间，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又先后拨给50万、30万、30万、100万美元，累计215万美元，折合今天约3600万美元。
粗略加总，二十五年间现金投资约500万美元量级，折合今天约8500万美元——这还不算枪械弹药和后来东北接收的关东军物资和人员《》
回望这十五年，两次「改投」构成了同一条逻辑：莫斯科永远在寻找实力更强的创业团队，而把革命当作可以随时转移的投资。
但以结果论，这仍不失为一笔成功的投资：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真正的投资人苏联活到1991年，而它当年投资的革命，却结出了硕果，并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吃水不忘挖井人，全世界人民感谢和怀念共产国际，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在另一面，虽然对我党的革命厥功甚伟，但苏方也有以此倨傲的不良心态《》
家传编辑部
Family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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