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法院一审收案诽谤刑事案件618件,比2013年增长了近四倍,其中检察机关公诉的只有29件,占4.69%。当年审结587件,不予受理的271件,占46.17%;驳回起诉的110件,占18.74%;准予撤诉的97件,占16.52%;最终作出判决的只有79件,判决有罪的只有43人。收案数在涨,有罪判决却少到几乎可以忽略。
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一反差的解释是:一方面自诉人在确认侵害人、收集证据上存在现实困难,另一方面公诉标准“门槛过高”。
这两个“一方面”指向的,恰恰是网络诽谤辩护困境的两个侧面。但辩护的问题比“门槛高”更复杂:当绝大多数案件在进入实质审理之前就被程序过滤掉时,辩护根本没有机会“深入”;而侥幸进入审理的那一小部分,又要面对一套几乎不给实质抗辩留下空间的形式化认定结构。
诽谤罪原则上是自诉案件。被害人要自己完成从确定行为人到固定电子数据的全部举证工作。网络诽谤的证据,比如账号背后的真实身份、IP地址、传播链条、平台后台数据,几乎全部掌握在平台和公权力手中。刑法第246条第3款规定,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法院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协助,但实务研究指出,法院如何判断“确有困难”、公安机关的协助依据什么程序进行、协助的是被害人还是法院,这些问题在规范上都没有清晰答案。
这直接决定了辩护的分布形态。2022年那组数据里,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合计占了近65%。这些案件根本没有走到被告人需要“深入辩护”的阶段,法院在立案审查中即以证据不足或不属于自诉范围为由将其挡在门外。辩护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可以辩护的程序空间。当一个制度把追诉的启动成本几乎全部压在被被害人身上,而被害人在网络环境中恰恰最不具备取证能力时,大量案件的结果不是“辩输了”,而是“根本没辩”。
那些侥幸走到审理阶段的案件,面对的第一个实体障碍是“情节严重”的认定。
两高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五千次以上,或被转发五百次以上,即属于“情节严重”。这一数量标准在个案中成为自诉人最省力的证明路径:截图、后台数据、转发记录,一组数字就可以完成入罪论证。辩护律师当然可以质疑转发量包含重复点击、机器人流量或被害人自行点击,但问题在于,司法解释的文字本身几乎没有给实质判断留下明确的操作入口。有研究指出,这种以形式标准替代综合判断的倾向,“必然难以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陷入只根据点击、浏览、转发次数定罪量刑的机械司法怪圈”。学术批评进一步指出,点击和转发量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人行为控制,行为人对传播结果无法施加直接影响,以他人的浏览行为决定行为人是否构罪,本身就存在主客观相统一的紧张。
辩护可以指出这些问题,但很难把它们转化为一个稳定的出罪理由。当“情节严重”在裁判实践中主要被当作一道算术题来处理时,辩护就只能在算术层面做文章,而算术本身很难辩出无罪。
比数量标准更隐蔽的,是“捏造事实”的证明责任在实际运行中的潜在偏移。
从刑法第246条的文义看,“捏造事实”是积极的造假行为,控方应当证明被告人明知虚假而编造或散布。但实务中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被告人如果主张自己说的是真的,就要自己举证证明其为真。一篇来自基层法院的分析文章就明确写道:“诽谤者所散布事实的内容的真伪的证明责任应由被告方承担”。这一主张与无罪推定和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张力是明显的,但它在实践中并不罕见。
然而,这对辩护的挤压是结构性的。网络言论的“真实性”往往需要原始信源、完整语境和事实核查链条来支撑,被告人通常并不掌握这些东西。辩护人如果试图把证明责任推回控方,常常会被“你说了,你就要负责”的直觉逻辑消解。辩护在这里不是在攻击控方的证明体系,而是在防御一种被转移过来的证明负担。温州林某诽谤案的无罪判决之所以罕见,恰恰是因为辩护人成功地把战场拉回到了控方的证明缺口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林某捏造或篡改了信息,也无法证明其“明知虚假而散布”。但这样的结果在自诉案件中属于极少数。
李涛的案件是一个特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野。
从2007年起,王某某持续在网络散布诽谤文章。李涛两次民事胜诉,对方拒不履行;2019年刑事报案未立案,提起自诉被裁定驳回,上诉再被驳回。直到2020年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检察机关以“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由启动自诉转公诉,王某某才最终因诽谤罪获刑。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案几乎一比一复刻维权路径。
这个机制在个案层面实现了正义,但它对辩护结构的影响值得单独提出。一旦案件从自诉“升格”为公诉,辩护面对的不再是一个自诉人有限的证据材料,而是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形成的完整证据体系。自诉程序中那些可能被利用的程序瑕疵和证据缺口,在公诉程序中基本不复存在。辩护的难度不是线性增加了,而是案件的性质发生了转换。自诉转公诉的入口标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又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判断,其认定权在公权力手中。辩护人无法在事前预测一个案件会不会被“升格”,也无法在“升格”之后把已经完成的侦查证据体系推回到自诉的起跑线上。
网络诽谤辩护的“难以深入”和“难以有效”,根源不在于某个构成要件特别复杂,而在于制度把追诉的启动负担前置给了最不具备追诉能力的被害人,却在实体判断上保留了一套以数量标准为核心的形式化结构,同时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留下了一条向被告人偏移的暗流。程序漏斗先筛掉了大多数案件,数量标准再锁住进入审理的那一小部分,而自诉转公诉则可能在辩护尚未充分展开时就把案件推入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序轨道。
辩护能做的,是在这些缝隙里寻找空间:质疑数量数据的真实性,主张言论属于意见表达而非事实陈述,论证被告人具有合理查证基础从而欠缺诽谤故意,或者指出控方对“捏造”的证明并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但这些路径中的每一条,都需要一个已经进入实质审理、且控方证明存在真实缺口的案件作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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