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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秒一个,三十三颗人头落地,全程还不到三分钟。

1851年7月30日早上八点半,广州南郊的闹市刑场,英国领事馆翻译密迪乐掏出怀表,掐着时间记录下眼前的一幕。

他身旁站着两名英国同胞,是头一回来到刑场。三人刚站稳,一股气味就扑面而来,腐烂人头混着被太阳晒透的血土。地上还躺着上一回行刑之后没有收走的无头尸首,两头猪就在尸体之间来回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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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被押解到场,一共三十三人,排成数排跪在地上,脸朝向围观的百姓。排在最前面的犯人,距离密迪乐不过四米半。

刽子手走了出来,中等个子,体格结实,样貌看着并不凶恶。手里握着一把长零点九米的刑刀,刀刃宽度不超过三点八厘米,刀身带一点弧度。边上还有一名助手,遇到犯人下意识仰头,就揪住辫子把脖颈扳平。

监斩官吐出一声,“办”。刽子手冲着犯人低喝一声“别动”,刀举到和自己头部齐平,双臂用力向下劈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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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着一个。一把刀砍上两三次就直接丢掉,接过助手递来的新刀,继续处置下一名囚犯。密迪乐盯着怀表,三十三颗人头全部砍下,用时还不到三分钟,平均五秒出头就处决一人。

但是这天,节奏被第三十四个人彻底拖慢。此人是匪帮头目,被单独捆在十字木刑架之上。从第一刀落下,到把躯体从凌迟架卸下再砍下头颅,前后耗时四五分钟,总共割下大约一百刀。密迪乐后来在著作里面写下这么一段话,“这种场景,除非有极重要的特别原因,是没有什么人愿意目睹第二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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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1856年正式出版,书名叫做《中国人及其叛乱》。他专门记下这场行刑,在他的认知里面,刑场上发生的一切,和当时席卷南方的太平天国动乱是相互关联的。

这个密迪乐到底是什么人,一个早上处决三十四个人,在清代是不是平常现象,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密迪乐年轻的时候,在慕尼黑听过德国东方学家诺依曼授课。1841年,他开始系统学习中文,打算进入英国的公职体系。1843年初次踏上中国土地,没多久就出任广州领事馆翻译,能够直接读懂官府张贴的各类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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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眼见到的这场大规模处决,放在太平年月,其实并不多见。

清代绝大多数死刑案件,要经过层层上报,等到秋天秋审,拿到皇帝朱笔勾决,才可以执行死刑。一桩案子拖上几个月,甚至好几年都属于常态。这套流程繁复到什么地步,沈家本体会最深。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分馆,展出一批沈家本手稿数字化成果。里面包含《秋谳须知》《律例校勘记》《学断录》等大量亲笔文稿。秋谳,指代的就是秋审,这些文稿记录一件件死刑案件复核处置的规矩。

但是到1851年,这套运转多年的审慎程序,开始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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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两广各地会党纷纷响应起事。咸丰执政初期,朝廷逐步放开权限,准许地方官员,对于捕获的匪犯就地正法,不必全部层层递交北京复核。审讯的环节一再压缩,刑场之上,行刑的速度自然变得飞快。

密迪乐记录下的三十四条人命,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1854到1856年,天地会起义爆发,广州一带治安形势急剧恶化。两广总督叶名琛展开大范围搜捕抓捕。刚刚归国的容闳,把后续的景象看在了眼里。容闳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是第一位耶鲁毕业的中国人,1855年回到国内。他居住的住处,距离刑场仅仅半英里。有一回他走到刑场,看见地面完全被人血浸透,道路两边随处可以见到无头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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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在自己的自传里面记下一组数字。1855年六、七、八这三个月,被斩首的人数达到七万五千,其中过半的人本是无辜,官吏靠着诬告勒索钱财。

从三十四条人命,到七万五千人,前后间隔不过四年。

再回头看那名样貌周正的刽子手,手艺高低已经无关紧要。上层追求的只有处决的速度,审讯草草应付,诬告可以用来谋利,刽子手,只是整道链条最末尾的执行者。1855年这场大规模杀戮,英方把“刽子手”这个名号扣在了总督叶名琛身上。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被英军俘获,押送到印度,1859年4月9日在印度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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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行刑,民众围观处决,并不是晚清中国独有的现象。密迪乐的祖国英国,公开绞刑一直延续到1868年才废止。法国的公开斩首,持续到1939年。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各个国家什么时候意识到,这类旧刑罚需要做出改变。

清廷做出改变的时间已经偏晚。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清政府启动修律,委任沈家本担任修律大臣。三年之后,改动落到纸面上。

1905年4月24日,朝廷颁布诏书,凌迟、枭首、戮尸三种酷刑永久废除。此后死刑最高处置就是斩决。同时限制刑讯,调整笞杖这类刑罚的执行方式。

改革的动因也十分现实。外国时常拿酷刑,指责中国律法野蛮,以此作为理由,拒绝让本国侨民接受清王朝法庭的审判。废除酷刑,一方面有仁道层面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希望收回一部分司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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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下达,刑场旧俗并不会一夜之间彻底消失。把人头砍下悬挂示众的做法,进入民国之后,部分地区依旧偶有发生。白纸黑字的法条修改起来简单,世代沿袭的观念习俗,转变却要漫长时间。

从密迪乐拿着怀表站在刑场的那个清晨,到1905年的修律诏书,中间相隔整整五十四年。

广州南郊刑场那短短几分钟的刀光,和金井胡同里面一笔一笔打磨出来的法律文稿,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件事。一条鲜活的生命,值不值得多核实追问,再定下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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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沈家本曾经居住过的灰砖小院,开设五间基础展厅,还有一处法治宣传互动空间。1903到1913年,沈家本就在这座院落里面生活。社科院整理的这批手稿,合计三十七种九十七册,正在逐步做成可供检索查阅的电子档案。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