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我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北京律师办理意定监护类业务指引(报审稿)》的专家研讨会。虽然我已离开了北京的公证行业,但坐进那个会议室,看到草案文本,听到讨论中关于“在实现人财分离原则时,明确建议使用信托,而不是公证提存”“用居委会见证替代公证”的一些倾向时,我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办法平静。
散会后回来,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不只是因为这份征求意见稿——它本来就是用来征求意见的,有不同观点很正常。真正让我不安的,是一个我近年走访多个城市时反复看到的现实:当信托、律所、民政、法院都在如火如荼地研究意定监护时,公证行业在很多地方迟迟不动。
于是,当我们自己“不好用”的时候,被边缘化,甚至被替代,几乎是一种必然。
今天这篇文章,我不想过多评价征求意见稿——它只是一个引子。我更想借着这个机会,谈谈公证行业自身的发展与建设。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不做意定监护,不做提存,不研究业务,回避业务规则和指引的出台,回避对新业务进行定价——最终,我们会被“解决掉”。
一、上海为什么能走到前面?因为有人真的在干
在谈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上海。因为上海的“先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上海公证同仁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他们是用实干奠定了话语权,为公证在意定监护制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李辰阳,上海市普陀公证处公证员,是国内最早接触意定监护的公证员之一。早在2013年“意定监护”被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前,他就发现了民间对这项制度的真实需求。八年来,他经手办理了上千份意定监护协议,当事人多为独居老人、孤老、老养残家庭。他办案子的方式更像医生——既要“问诊”,也要借助社区走访等“检查工具”来了解真实情况。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止步于个案。在普陀区司法局和长寿路街道的支持下,他推动普陀公证处与长寿路街道共同编写了《普陀区居(村)委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法指引》,于2024年12月正式发布。这份《软法指引》涵盖了为自己确定监护人和为子女指定监护人的适用情形、操作步骤,以及业务流程图、协议参考格式、公证申办提示和所需材料清单等具体内容,构建了公证处与居村委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这不是“等上面出文件”,而是公证机构主动走到基层治理的前沿,把实务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
李运洪,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副主任、上海市公证行业拔尖人才。2026年3月,53岁的独身女子邓女士突发脑梗昏迷,急需手术签字,却找不到任何近亲属。在法院指定监护需要周期、但病床上的邓女士等不起的情况下,李运洪公证员在前期充分调查取证的基础上正式受理了居委会的公证申请。公证员化身“调查员”,奔赴虹口、长宁等多个派出所和档案馆,从60至90年代的户籍档案到婚姻登记信息,在短短几天内形成了一条完整清晰的证据链。2026年3月5日,在受理申请后的极短时间内,徐汇公证处正式出具了全区首份“临时监护人公证书”,依法确认由邓女士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担任其临时监护人。短短7天后,徐汇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指定该居委会为监护人。这不是在“抢业务”,这是在制度空白处主动补位,用公证的专业能力打通了一条托底的生命通道。
早在2019年,上海市公证协会就率先制定了《关于本市公证机构办理涉意定监护类公证的指导意见》,成为全国首个意定监护公证的行业指导意见。2026年7月,又配套出台了《关于本市公证机构开展意定监护信息登记和查询的指导意见(试行)》,覆盖意定监护公证全周期,推进分级分类精准查询。同时,“上海市意定监护公证信息登记平台”正式上线。
这些不是“上面让做的”,是上海公证人自己争取来的。
我讲这些,不是要夸上海有多好,而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上海公证在意定监护领域的话语权,不是别人给的,是李辰阳、李运洪这些同仁用一个个案子、一份份报告、一次次与法院民政的沟通协调,一寸一寸挣来的。他们证明了公证机构不是“可有可无的程序环节”,而是制度落地的关键支撑。
二、从这份征求意见稿,我看到的是公证自身的缺席
北京这份稿子整体框架非常完整,第三章方案设计从阶段划分到监督机制,体系化程度很高。作为一份征求意见稿,它本身就是在广泛听取意见的过程中。我提了一些建议,比如在方案设计基本原则中增加“公证可行性评估”,保留公证提存和信托作为并列的财产管理工具,建立各方共荣共生的监护生态圈等等。
但说实话,这些建议能不能被采纳,不是我最关心的。真正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这份稿子折射出的一个现实:在制度设计的前沿,公证的声音太弱了。
如果公证机构在方案设计阶段就被定位为“协助办理”——律师“协助当事人了解信息”“推荐适宜的公证机构”“陪同办理”——那说明什么?说明在制度设计者的认知里,公证不是方案的一部分,而是方案完成之后的程序环节。
但这不能怪别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场,别人凭什么把我们写进去?
三、公证自身建设,要从这几件事做起
与其抱怨别人不重视公证,不如反思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我想从公证实务的角度,谈谈几个关键点。
第一,要做业务,不要观望。
意定监护协议的公证,是公证机构最应该主动拿下的业务。但很多地方公证处觉得“这是律师的事”“这是信托的事”“这是民政的事”,不愿意投入。结果是,当律师拿着方案来问“你们能不能办”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研究研究”。
研究研究,就是拒绝。
上海同仁不是这样。李辰阳八年办了上千例,李运洪在几天内完成调查取证出具首份临时监护公证书。他们不是等业务上门,是主动走到社区、走到医院、走到法院、走到民政,把业务做出来。
第二,要做提存,不要嫌麻烦。
提存收费低、程序繁琐、责任大,很多公证处不愿意做。但提存恰恰是中低收入老年人财产管理最需要的基础工具,也是公证机构区别于信托机构的独特价值所在。
我不仅提存过资金,还提存过老人的保险柜钥匙、银行卡密码。提存协议可以设立提取条件,公证处依据条件进行保管和提取。这些功能,信托替代不了。对中低收入老年人而言,提存的成本远低于信托。把信托当作提存的“替代方案”,是用高成本工具替代低成本工具。
提存不是“低端业务”,提存是公证服务普通群众的基本功。
第三,要研究业务,不要回避规则和指引的出台。
很多公证处没有专门团队、没有操作指引、没有培训体系。当新业务出现时,第一反应是“等上面出文件”。但上海市公证协会早在2019年就制定了全国首个意定监护公证行业指导意见,2026年又出台了信息登记和查询的配套意见。这不是“上面让做的”,是上海公证人自己把实务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
规则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你办了一千个案子,你就有资格写指引;你什么都没办,你就只能等别人写好了你来执行。
第四,要定价,不要回避对新业务进行定价。
觉得定价敏感,怕被质疑“乱收费”,于是能拖就拖、能免就免。但定价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业务能不能可持续”的问题。不定价,就没有投入;不投入,就没有专业;不专业,就没有人找你。
律师费、信托费是“市场定价”,可以协商;公证费是“法定收费”,有标准、不特事特办。但恰恰是这个“不特事特办”,才是公证制度价值的来源。公证收费对应的是一套法定的实质审查程序,对应的是公证机构独立承担审查责任、出具公证书后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可以“协商打折”的。
第五,要协同,不要把自己当成“下游环节”。
公证可以也应该是意定监护方案设计的并行环节、监督机制的核心主体、财产管理的基础工具。从方案设计的第一天起,公证就应该在场。
但“在场”不是别人请我们去的,是我们自己走进去的。李辰阳走到了普陀区的街道和社区,李运洪走到了华泾镇的病房和派出所,走到了法院和民政的协调桌前——他们是用脚走到了制度的中心。
四、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最终会被“解决掉”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那个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的问题:我们的公证服务,到底做了什么,让群众无法触达?
以提存管老人的钱,有顾虑。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有顾虑。制定业务指引,有顾虑。对新业务定价,有顾虑。到最后,就是我们自己彻底被踢出局。因为你“不好用”。
不是别人把我们踢出局的,是我们自己先离场的。
当信托机构在研究如何降低门槛、服务中低收入群体时,我们在观望。
当律协在制定意定监护操作指引时,我们在沉默。
当法院在推动典型案例、配套标准化文件时,我们在缺席。
当民政部门在倡导“优先选择公证”时,我们连一个让群众触手可及的服务产品都没有拿出来。
回避业务规则和指引的出台,回避对新业务进行定价,本质上是在回避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业务?
如果我们不做,市场会替我们做选择。信托可以做,律师可以做,居委会见证可以做。最终,我们会被“解决掉”——不是被谁消灭,而是被市场自然地淘汰。
但如果我们做呢?
看看上海。李辰阳用八年上千例证明,公证员可以成为老人最信任的人;李运洪用首份临时监护公证书证明,公证可以在最紧急的时刻托底;上海市公证协会用全国首个行业指导意见证明,公证行业可以自己制定规则来回应新的社会需求。
上海已经证明了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为什么其他城市不行?
五、给公证行业的三句话
想送给公证行业的同仁:
第一,不要再等别人来“安排”我们的位置。意定监护的制度窗口已经打开,律师、信托、民政、法院都在积极入场。李辰阳、李运洪这些上海同仁已经证明了,公证机构有能力、有专业、有担当。如果我们自己不主动研究、不主动对接、不主动设计“公证意定监护类”的产品,就真的没有位置了。
第二,不要再把“法定收费”当作护城河。法定收费对应的法定责任,这是我们的价值,不是我们的借口。群众觉得“贵”,我们应该有减免补贴机制;群众觉得“远”,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群众觉得“慢”,我们就还有提速空间。但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别人就会用“替代方案”来解决我们。
第三,不要再把公证定位为“下游环节”。公证可以也应该是意定监护方案设计的并行环节、监督机制的核心主体、财产管理的基础工具。从方案设计的第一天起,公证就应该在场。
只有我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协同者”而不是“协助者”,别人才会真正把我们当成制度生态的一部分。
不做意定监护,不做提存,不研究业务,回避业务规则和指引的出台,回避对新业务进行定价——最终,我们会被“解决掉”。
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正在发生的事。上海同仁已经用实干证明了公证的价值,如果我们还在观望,被“解决掉”的不是“公证”这个制度,而是不作为的我们。
以上,是中秋前夜一些不平静的思考。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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