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8日清晨,北京一处住宅内,公安人员面对几只红木柜和一只油纸包裹的铁桶,谁也没有想到,决定案件性质的关键证据,竟藏在这样不起眼的角落里。
铁桶被轻轻碰到,发出沉闷的金属声。保定公安部门侦查人员韩复光听出异样,俯身查看,发现桶身刻着“斯托克斯”字样。凭借军械知识,他立即判断,这并非普通器物,而是迫击炮的炮筒。
炮筒出现,意味着几天前那封“灭火器采购通知”,已经不再是含糊其辞的暗号,而是一场针对国庆庆典的暴力阴谋。
事情还要从9月27日说起。当天上午,一名伊拉克籍女子来到北京国际电讯电报邮局,办理了一封特别挂号信。她离开后,与一名身材肥胖的日本男子会合,两人很快消失在东单一带。
这封信没有立刻引起普通人的注意,却被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侦查部门。信面地址写的是日本东京涩谷区一处房屋,收信单位标注为“CLC总部”,落款人为山口隆一。正文只有几句,称所购灭火器将在10月1日发货。
单看文字,像是一份寻常商务函件。可侦查人员很快发现,山口隆一的公开身份是图书编辑,并无经营消防器材的背景;所谓“CLC”,也不是正常商业机构。更重要的是,信中夹着一张铅笔绘制的天安门草图。
草图上的“灭火器”位于御河桥附近,一道粗黑线划向天安门城楼中央。目标位置,正对着毛主席画像所在的区域。这个细节,使整封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侦查处负责人狄飞将材料拍照留存,并向李国祥报告。众人反复核对后判断,“10月1日发货”很可能指向即将进行的行动。国庆节当天,中央领导人将登上天安门城楼,时间、地点和目标都已经被敌特分子纳入计划。
情况随即上报。彭真听取汇报后,要求公安机关尽快查明真相,同时特别强调,涉外案件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不能把无关人员牵连其中。这个要求很具体,也很关键。新中国成立不久,任何处置失误,都可能造成复杂的外交后果。
侦查人员早已注意到东四一带的“美国新闻处”。据案卷材料,这个机构被认为是美国战略情报系统在北京的联络据点,出入其中的人员身份复杂,既有意大利、日本、德国侨民,也有与旧有外国机构关系密切的中国人。
其中,意大利人李安东成为重点对象。他早年在天津经营军火,抗日战争时期曾为日方搜集情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又与美国驻华机构人员保持联系,并组织部分外国侨民继续从事秘密活动。
日本人山口隆一同样受到关注。他长期在华活动,曾搜集华北交通、船舶以及军事方面的情况。表面身份掩护,使他能够接触图书馆、外侨和东交民巷一带的人员。
突破口来自程梦、程娜姐妹。公安机关此前已经掌握程梦与相关人员接触的情况,并对她们展开秘密监视。程娜从香港来到北京后,住处中的一只法国胭脂盒引起了注意。
抽屉打开,胭脂盒下露出半张名片。经过辨认,名片属于包瑞德。此人曾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实际上长期参与在华情报活动。半张名片并非普通纪念物,而是双方确认身份、传递指令的一种暗号。
侦查人员没有急于公开抓捕,而是利用这张名片继续追踪。程娜被安排与哲立接触,将半张名片交给对方。哲立得到暗号后,立即前往李安东住处。隐藏在幕后的联络关系,由此逐步显露出来。
李安东接到消息后,要求山口隆一向东京方面发出通知。随后,山口隆一把信件和经费交给那名伊拉克籍女子,让她通过邮局寄出。所谓“灭火器”,实际指向被拆散隐藏的迫击炮及弹药。
抓捕行动定在9月28日。北京公安机关加强了天安门周边警戒,并调集有经验的侦查人员参与收网。清晨7时许,多路人员同时出动,李安东、山口隆一、哲立、甘纳斯等人相继被控制。
但抓捕并不等于案件结束。李安东住处起初没有发现最关键的武器,侦查人员一度面临证据不足的压力。直到韩复光赶到现场,那个藏在书架支架附近的铁桶才被重新检查。
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员在马力悦使用的教堂内找到炮座、炮架和炮弹等部件。零件被带回后,韩复光当场将炮筒与炮架组合起来,确认正是一门斯托克斯式迫击炮。
面对完整武器和大量材料,李安东再也无法以“新闻事务”搪塞。搜出的文件中,有华北军事设施、资源分布以及重要人员情况等内容,足以证明其长期搜集机密情报的事实。
1951年8月17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案件作出判决。李安东、山口隆一被判处死刑,其余涉案外国间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那门被拆散藏匿的迫击炮,最终成为这场阴谋无法回避的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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