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村贺家出来贺昉怎么个大孝子,不是突然现象,也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百年良好家风熏陶、教化的结果。
苏村贺氏祖籍诸城,明初,先祖贺纬始迁沂南英山官庄,短暂停留后,其子贺祥又西迁苏村街,在此开基立业,繁衍生息。贺氏一族真正崭露头角、事迹载于族谱的,是八世先祖贺璞。
贺璞能文能武,性情豪爽,心怀侠义,乐善好施,专好济人所难。明末乱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 1644年3月,大顺朝权将军郭升率万余骑南下经略山东,一月之内,占领山东全境。但大顺政权旋起旋灭,当年7月,清军进驻济南,沂水地面上陷入士绅武装、清军、大顺余部、土匪四方割据、相互攻伐的混乱局面,直至康熙初年,社会才逐渐安定。
乱世之中,强权当道,谁胳膊粗谁说了算,强横之人 “多乘衅报怨”,经常发生械斗伤人之事,那些人丁少的小门户,自然经常挨欺负。好在贺璞武艺在身,也教了不少家人子弟,讲打架不吃亏,一般人不敢惹。当时,西南蒙山深处聚集起土匪马子,经常到富庶的沂河两岸劫掠,家里趁点钱的乡绅,天天提心吊胆地,就怕哪天遭了殃,但马子们知道贺璞厉害,没人敢来剃贺家的头。“大树底下好乘凉”,乡民们多指望贺家人的保护:世和庄人去赶苏村集,半路上经常被短了路,但只要有贺家结伴,保定不会出事。贺璞也乐于帮助乡亲,被他出手相助保全生命财产的,有十好几家,从那开始,贺家的名声便树起来了。
康熙皇帝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不断恢复发展,开启康雍乾盛世。乱世练武,盛世习文,贺璞深谙此道,打算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不废武学,其重孙贺习琴、贺习射,皆考取武秀才,延续家族武学传统;另一方面,更重文育,悉心教导儿子贺生足苦读圣贤书,终让贺生足考取秀才,跻身乡绅之列,为贺家在地方上赢得了更高的话语权。
习武者多个性张扬,习文者多儒雅内敛。贺生足自幼研读孔孟之道,将 “孝”字刻入心中,事亲至孝。他在私塾读完书后,便闭门谢客,终日陪伴在父母身边,悉心照料。即便娶妻成家,依旧不离双亲左右,侍奉至深夜,仍不忍离去。父亲外出,近则随行相伴,远则掐算归期,早早到村外迎接。他常言:“凡事必求如亲意,不然不敢为。”这份恭谨,始终如一。
贺璞离世的时候,苏村一带仍然不是很太平,盗贼猖獗,治安混乱。贺生足是独生子,无至亲可托付相助,料理丧事时,他只能早晨前往墓地,傍晚归家,最终因为不能在墓旁结庐守墓,时刻陪伴亡父左右而深深感到遗憾,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践行孝道、传承家风的决心。
康熙朝大兴举孝廉之风,沂水县征集各乡行孝模范时,当地人感觉贺生足够资格,便把他报了上去。知县审核后,奖以 “德启孝裔”匾额。贺生足是县学的生员,管县学的教谕见自己的学生受县里一把手表彰,很是高兴,书写了“百行完人”匾额送到苏村贺家门上,光大了贺家的门楣。
苏村街是沂水正南乡的大集镇,青徐官道纵贯南北,盐路商道横穿东西,商贸发达,人流物流汇聚。贺家门前悬挂两块孝行匾额的事迹,很快传遍四方, “行孝的贺家”这一称号,也自此传遍沂南大地。
“行孝的贺家”名声在外,贺氏族人自然倍加珍视,贺生足的两个儿子贺昕、贺昉,更是以父亲为榜样,力求孝行更甚。贺昕英年早逝,发扬光大贺氏孝风的重任,便落在了贺昉肩上。贺昉不负所托,孝行远超乃父,最终赢得皇帝圣旨旌表,建起孝子牌坊,将贺家的荣誉推向了新的高度。
更为可贵的是,经过贺璞、贺生足及贺昕、贺昉祖孙三代的经营,贺家形成了 “文武兼备、至诚至孝”的优良家风。这份家风,如同源源不断的甘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贺氏子孙,从乾隆到光绪,从民国到当今,苏村贺氏一门英才辈出,俊彦不绝,都得益于这份家风的浸润与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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