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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杜丽红教授
摘要
1873年,上海颁布海港检疫规则,却一直未能有效运作。直到香港鼠疫爆发,除海港检疫之外,上海各界开始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引发了中外之间的交涉,最终采取华人自办的方式。由于西法防疫涉及行政权力问题,工部局医官自1902年开始尝试防疫立法,未得到医生支持,也未得到纳税人会议的同意。上海1909年发现鼠疫病例后,工部局在推进防疫立法程序的同时,采用隔离、消毒等行政手段强制防疫,引发了华人的反抗风潮。结果,防疫附则通过了立法程序,但其具体实施交给中国人自办。租界当局不得不致力于防疫立法,其实质是用一种基于法律原则的治理手段侵蚀中国行政主权的尝试,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了本国行政主权。这一过程是中外政治文化差异的体现。
关键词
防疫立法;西式防疫;行政主权;华人自办
近代以来,中国卫生防疫方式开始从传统转向西式防疫,然而西式防疫在中国的出现和立足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式防疫通过对病人及其居住空间的管制,将有病者与无病者隔离开来,对染病空间进行消毒,以及施种疫苗,达到控制疫情蔓延的效果。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治疗为主的防疫方式,以对人的行为和自由限制来达到防疫目的,其执行依赖于行政管理的法律和制度。近代中国西法防疫最早发轫于上海,领事团、地方官、海关和租界当局均参与了采纳与推行的过程。然而,在防疫立法的环节,清政府遭到蔑视,未能参与其中。虽然外交使团规定,工部局在租界内行使各项行政权力须陈明各国公使,并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且界内华人完全受华官管辖,“与在中国地界内无异”,然而工部局以界内华人任凭华官处置会损毁工部局及捕房权力为由,宣告警权独施。因此,工部局需要依靠法律法规保障自己的合法性地位,并使市政管理有法可依。依赖于条约权利,工部局在地方政府、纳税人会议、领事和外交使团之间斡旋,力争将防疫的行政措施法律化,进而迫使清政府地方官遵从和支持。也就是说,按照市政管理程序,工部局需在《土地章程》基础上制定附律,得到纳税人特别会议和领事团批准后,报给各国使团同意,获得立法授权才能执行。
余新忠著《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
可见,防疫立法是租界当局为保卫当地外国人健康,通过立法程序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获得对华人居民进行管理权力的法律依据,其实质是对中国行政主权的侵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中收录的大量往来书信记载了各方在推行西法防疫问题上的顾虑和思考,为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结合其他史料,本文将从市政当局的角度研究西法防疫在上海出现和推行,勾勒出其从行政措施到立法的演进过程,讨论各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即西法防疫何时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成为地方社会的行政手段,如何通过立法建立起相关的制度以获取合法性权威。通过描述各方在防疫立法中的态度与应对,理解西法防疫作为防疫方式,不单单是一种涉及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新型生命政治形式,更是涉及国家行政主权的涉外交涉事务,藉此希望丰富学界对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历史的讨论,亦从法律史的视角深入讨论防疫立法所隐含的主权侵蚀之意。
Kerrie L. MacPherson著A Wilderness of Marshes: 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 1843-1893
一、 有名无实:海港检疫规则及其运作
19世纪60、70年代,江南局势平复,经济复苏,上海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据统计,1870年上海港有3 278艘外国船只进出。与此同时,上海面临着疾病输入的巨大风险,于是当局采取了一定的预防措施。1869年3月公布的《上海港港口条例》对染疫船只有如下简单规定:“抵达时带有传染病的船只不得靠近港口下限一英里,须在船首悬挂黄旗,未经港务处许可,不得允许任何人下船或上船。”据此,海关在遇到有传染病病例的船只时应采取行动,但时任工部局医官的爱德华·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亲眼目睹了斑疹伤寒和天花以及许多性病案例的输入,评价道“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时下鲜少见有实例”。
爱德华·亨德森著A report on Prostitution in Shanghai : Drawn up for the Council for the Foreign Community of Shanghai
1873年,暹罗和马来半岛爆发严重的霍乱。由于大量苦力经由厦门和汕头两口岸往来于暹罗和马来半岛,厦门税务司休士(Mr. George Hughes)预感到有必要预防霍乱从厦门港传入。他于8月制定了三条简单的卫生规定,要求来自新加坡等霍乱流行港口的船只必须在指定地点下椗,等候海关医官的检查,若没有海关同意则禁止卸货和让旅客下船。两个星期后,江海关税务司胡礼德(Mr. F. E. Wright)像厦门一样对疫船采取检疫措施。不同的是,胡礼德意识到海港检疫并非海关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应是中国政府的职责,只是由于各国对于本国船只拥有治外法权,海关才被赋予管辖权,因此必须联合中国政府和外国领事团合作完成此事。是年8月29日,上海领事团会议讨论通过了上海海港卫生规则,赫德批准了此规则。自此,江海关监督任命海关医官负责港口卫生事宜,在征得江海关监督和领事团的同意后海关医官可以征收检疫费用。海关的条例只规定在港口下限一英里处扣留外国船只,实际上不能扩大到本地船只,不能阻断陆上交通。这种方式在亨德森看来,“并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1874年,经江海关监督授权和领事团同意,胡礼德出台了《上海口各国洋船从有传染病症海口来沪章程》,确立了更权威和详细的港口检疫规定。相比1873年的版本,该条例增加了两条体现中外共管原则的规定:一是海关监督和领事团共同决定哪些地方应该被宣布为疫埠;二是任何违反规定的人应交由他所属的当局加以处理。由此,上海的海港检疫基本确立了海关、领事团、地方官员三方共管的权力格局,并成为其他港口检疫体制的模板,一直延续到1930年。
虽然章程规定领事团与海关监督应任命一名卫生官员来执行规则,但直到1879年,“还没有任命过卫生官员”,一般由开业的外国医生兼任。具体状况如哲玛森博士(R. A. Jamieson)所报告的那样:他有三次违背自己的意愿,按照港长的要求对应该接受检查的船只进行了必要的检查,但是他真的没有权力这样做,因此希望海关成立一个港口卫生委员会,授权医生检查船只。由于没有正式任命的港口卫生官员,也就无法对上海港的船只进行系统的医疗监督,无法对从受感染的港口来港的船只,以及载有传染病患者的船只,采取适当的防疫措施。可见,港口检疫规则事实上并未得到切实执行,且“这些规则是被没有经验的人草拟的,是无效的。即使被采用,也提供不了保护”。
吴松弟整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
上海时常爆发的霍乱不得不引起各国医生的关注,他们强调上海没有任命港口卫生官员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上海总医院(General Hospital)的外科医生利特尔(Dr. Little)指出,1878年流行的霍乱病例几乎都来自航运,建议应要求船长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以防止供应不纯净的水。可是,海关从未没有任命过港口卫生官员,谁来要求船长采取这些特别的预防措施呢?代理工部局卫生官麦克劳德博士(Dr. Macleod)指出,发生的霍乱病例“几乎都与航运有某种联系”。杜兰德·法德尔博士(Dr. Durand Fardel)在1877年提交给法国农业和商业部长的报告中,强烈要求上海任命一名港口卫生官员对江河航运进行严格的医疗监督。因此,在上海的外国医生们联合致信工部局董事会,请其提请领事团任命一名港口卫生官员,其主要职责是确保河水不被霍乱、伤寒、痢疾等流行病患者的呕吐物所污染,同时也要向船主强调尽快将这些病例送往医院的重要性。对此,工部局主席利特尔(R. W. Little)则表示,他们无权向领事机构推荐对该职位的任何特别任命。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没有任命任何港口卫生官员,整个海港检疫实际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1882年12月21日,名为Audax的读者在写给英文杂志编辑的一封信中指责道,当时上海港并未对载有天花患者的船只采取任何的防疫措施。虽然船长遵从规则,甚至给吴淞港发了电报,报告了他患有天花的状况,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电报或信号,客货都如常卸载,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表明在这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卫生规则形同虚设,挂黄旗对那些执行港口卫生规则的人来讲几乎没有效果。直至1887年,英文杂志仍感慨道,“上海从来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建立一套检疫体制”。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港口当局和口岸领事在对待检疫和防疫事务上存在很大的分歧。口岸领事往往会滥用他们的治外法权以生命为代价来保护贸易,而港口当局觉得必须对来自特定港口的船只进行检疫,甚至会违背领事的意愿。不过,有的海关税务司以没有任何条例要求如此为由,坚持“避免瘟疫”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拒绝实施防疫措施。只有当检疫变得紧迫而必要时,港口当局与领事们才会达成一致,但并未起草通用的检疫规则。此外,伍连德曾在其自传中总结道,海关在执行检疫过程中一直未就如下问题达成共识:1.高级官员没有谁应该宣布染疫港的共识;2.没有谁来任命港口卫生官员和提供检疫经费的共识;3.缺乏检疫设备,如消毒和熏蒸空间;4.普遍冷漠,直到鼠疫、霍乱、天花、猩红热等传染病流行;5.如何控制地方船只的问题。
Wu Lien’teh著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上海霍乱的流行引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医生们的广泛担心,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在地方推进西法防疫,从而保护外国人免受疫情影响。1883年7月,霍乱爆发之时,工部局医官亨德森指出海关检疫的不合理之处,“只让几艘出海的外国船承受检疫带来的严重不便,本地的海陆交通却不受限制。”他认为,检疫不可能在上海彻底有效,地方当局最好能充分了解外国船只带着霍乱病例抵达港口的情况,不能将霍乱患者留在船上,而应对其进行适当的监督并送往岸上医院,同时对船只进行必要的消毒。此外,河流是租界的供水来源,保护河流是当局应该始终关注的问题。及至1885年霍乱爆发后,上海才开始给船舶消毒:发生病例或疑似病例的船只,无论是甲板和舱位,还是船舱和铺位的墙壁,都用一种弱解溶液至少清洗两次,然后彻底通风。水舱则用一种强解溶液每天至少清洗两次。饮用水必须煮沸后使用,如第一次煮沸后放置了24小时,必须重新煮沸。
简言之,上海虽然在1873年已经颁布海港检疫规则,但是一直未得到有效执行,所谓上海海关检疫实际上有名无实。其原因在于,在外国人内部,各方对防疫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尤其是领事和商人们为了贸易拒绝执行严格的防疫,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防疫的执行。然而,疫情的现实威胁促使外国人在采取西法防疫立场上逐步走向一致,开始与中国人就防疫具体措施展开了交涉,中西防疫的不同就此展现出来。
清末上海江海关旧照
二、 华人自办:香港鼠疫期间西法防疫的施行
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之际,在公共租界医官的特别关注下,上海除海关检疫之外,开始施行隔离、消毒、治疗等多种西法防疫措施,并就其推行与中国官绅展开讨论和交涉。自1893年得知南方发现鼠疫后,上海医官已经为接收和立即隔离来自受感染港口船只上的鼠疫病例做好了准备。次年,鼠疫病菌的特殊性促使医官们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建议工部局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从南方抵达上海的船只进行医疗检查,而后对发现有鼠疫病例的船只进行扣留和消毒,同时扣留和消毒或销毁可疑的行李和货物”。虽然医生并不十分相信硫磺烟雾对鼠疫的净化作用,但仍认为设立熏蒸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
工部局在得知香港出现鼠疫后,立即采取防疫措施。工部局医官亨德森与海关医务官贾明森(Jamieson)、布兰克(Blanc)和宝隆(Paulun)博士会面,商议对来自上述港口的船只采取卫生预防措施。海关当局负责检查从受感染的港口抵达上海的船只,工部局则负责对租界的街道、排水沟、粪池、垃圾堆和破旧厕所进行彻底清洁。
海关当局对来自疫区港口的船只的检查工作始于6月初,9月中旬结束。幸运的是,这些船只没有将鼠疫病例带到上海,也没有在任何船只上发现任何可疑或危险的行李。此后,海关主要防疫措施集中在禁止从南方运进棺材上。8月17日和26日,先后有三具棺材从香港和广东运到上海,均被港口卫生官员以广州鼠疫肆虐为由下令送到熏蒸站,用泥土覆盖,并在12个月内不加干扰。此外,上海道台下令一年内禁止从南方运进棺材。为了收治和隔离染疫者,外国医生开始尝试设立隔离医院,并争取获得各方政治力量的支持。外国医生早已意识到建立隔离医院的必要性,不过经验告诉他们,外国人的隔离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而中国人的隔离将是一个很难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前霍乱和天花流行期间,只有中国的穷人和无亲无故的人才会寻求进入租界的本地医院。例如1890年,有605名中国人在洋泾浜以北移民区的住宅中因霍乱而死亡,而与此同时,在圣卢克医院和山东路医院只有22人因霍乱死亡。这两家医院对所有寻求入院的人,无论来自租界、华界,还是来自周边地区,都是免费开放的。然而,此时政府无权执行防疫,也无权强制将传染病人从不合适的住所转移到医院的病房里。
英国媒体对1894年香港鼠疫的报道
1894年6月3日,工部局医官亨德森致信工部局主席施高塔(James L. Scott)指出,除非有地方官员的授权,准许把病人从他们的房子里搬走,否则准备工作恐怕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他认为,任何将病人从租界的家中强行转移到隔离医院的做法都会遭到强烈的憎恨,除非由当地治安官下令或授权,否则这确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隐瞒病例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题,因为将病人转移到医院后,肯定会有新的病例被隐瞒起来。于是,除了允许转移病例外,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获得搜查隐瞒病例的许可。因此,他希望工部局与中国当局交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后者的协助和合作。施高塔为此致信领事团领袖葡萄牙领事伐尔台(J. M. T. Valdez),请他致函黄祖络,“请他发布公告,警告居住在租界的本地人,所有感染瘟疫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康复和邻居的安全,必须立即离开他们的房子,前往医院”。
伐尔台像
上海道台黄祖络接到信函后,指示会审公堂谳员调查工部局的提议是否有执行的困难。租界内中国各界人士应邀参加座谈,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若将所有感染瘟疫的中国人送往新医院,是否会有困难?工部局为新医院选择的地点是哪里?经过商议,最后形成五点反对意见,代表了中国人对将染疫者送往医院的态度,“本地人(中国人)绝不会同意这一安排”,具体原因如下。第一,在中国,人们生病时相互保护是一项既定的、公认的义务。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原则。一旦有人生病,他的所有亲属都将会共同分担他的不幸,因为他们将亲属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们在亲属生病期间将给予一切可能的照顾和关怀,他们不会离开病人一秒钟。第二,中国病人一般对本土医生更有信心,特别是对自己认识的医生。当一种疾病出现危险症状时,病人通常会请几位医生会诊。现在,虽然医院里有几个中国医生,但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对他们有同样的信心。第三,中国人严格遵守丧葬仪式。当一个人死亡时,有必要立即提供一副棺材;死者的家人、他的所有亲属和朋友都必须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将尸体放入棺材的仪式。即使是在陌生人死亡的情况下,也总是有人承诺通过电报向他的家人发出通知,以便他们可以参加仪式。第四,中国人也有亲属,且珍爱生命。因此,如果瘟疫来到上海,他们一定会努力拯救他们的生命,他们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加倍努力阻止疾病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内部管理是不同的,人民的感情是不一样的,而且上海的租界也不能和香港的港口相比。第五,中国人不舒服的时候,首先要遵守的规则是避免受风。外国人在杨树浦的一块荒地上建了一所木质结构医院,那里没有居民。现在正处于炎热潮湿的季节,医院地点却在河岸边。医院的场地总是或多或少有些潮湿,屋顶经常被风吹动,并被灼热的太阳加热,其结果是病人会受到这两种新的致病因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的是,病人非但不会被治愈,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据此,黄祖络在转给领事团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我想我们有责任按照人民的感情和愿望行事,我们要注意防止所采取的措施与人道感情相抵触”。他提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工部局的安排对欧洲人来说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措施,但中国人甚至只是听说这种措施都会感到非常震惊。二是要迫使中国人遵守这一规定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在租界的人数众多,他们可以假装服从,从而增加隐瞒病人而不被发现的概率。当然,他也提出一种替代方案:感染瘟疫的中国人,如果希望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就必须遵守工部局制定的规则,但其他人可以随心所欲。这样就不会强迫每个人服从任何特定的规则,这才符合人们情感,使其他事情顺利进行。
在表达自己态度的同时,黄祖络指令海关税务司贺璧理(A. E. Hippisely)派医生上船检查乘客,还指派手下与工部局协商,制定防止鼠疫疫情传入的九条防疫规则。根据该规则,上海地方官府租了三艘大船,停泊在浦东的西口,专门接收经海关的欧洲医生在从香港或广州抵达上海的船上发现的鼠疫患者。船上的病人能由中国医生照料,也能得到欧洲医生的服务。地方官府在杨树浦的中华大花园里租了房子,收容疑似患有鼠疫者,确诊者则被送上其中一艘大船进行治疗。官府还派遣一名中国人到工部局设立的熏蒸站,对从香港、广东入境的鼠疫患者的行李进行熏蒸处理。此外,死于鼠疫的人的尸体埋葬在杨树浦医院附近,外国医生和本地医生应准确记录死亡情况,提供鼠疫患者的死亡证明,并始终由主治医生签名。上述防疫措施表明,地方官府在拒绝领事团的同时,以自办的形式施行了西法防疫。
贺璧理
香港鼠疫后,领事团讨论认为,流行病对商业利益是一种威胁,与受感染的港口的自由交流事实上使上海面临着被感染的危险,因此采取措施防止这些流行病的输入和发展是有益且必要的。领事团同意施行两方面的防疫措施:一方面立即着手改善城市卫生条件,另一方面在租界外准备必要的设施,以隔离和治疗受影响的人,以及清除和隔离尸体。不过,领事们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决定这些问题,只能寄望于工部局与中国当局合作,为任何明确的计划取得成功而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
经工部局、上海道台和领事团的努力,上海防止鼠疫输入的措施包括:在浦东和上口角/岬角(the Point)分别为外国人和本地人建立临时隔离医院;建立消毒站,以及由卫生部门特别注意填平小溪和沟渠,清洗和消毒小巷、厕所、排水沟和马厩。第一道防线由海关当局把控,对来自受感染港口的所有汽船进行医疗检查,在港口卫生官员检查并宣布没有瘟疫之前,任何汽船都不允许沿河而上。幸运的是,此后几年上海没有受到鼠疫的侵袭,因此没有机会检验这些预防措施的价值。到了1899年,随着人们对鼠疫的了解日渐深入,上海卫生医官们对预防措施做了一番总结:
因此,我们防止鼠疫的最大保障是把我们的房子整理好,守住我们的大门。清洁、卫生控制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租界的适当建设由工部局府负责,而瘟疫可能进入的主要方式,即航运,则由港务局——中华帝国海关负责。因此,由于我们或多或少地受到后者的摆布,我们有必要调查一下为保护我们而采取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对所有悬挂“黄旗”的船只进行医疗检查,但不包括军舰。当港口被宣布受到感染时,所有来自这些港口的船只都要接受医学检查,并禁止进口某些商品。如果在船上发现鼠疫,这些病例将被隔离,船舶将被置于检疫和消毒状态。由于在鼠疫的情况下,必须考虑到像老鼠和大鼠这样的动物,医疗检查也必然有些草率,且也没有对垃圾运输进行监管,所以不能保证鼠疫全部被绝对消灭。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或者鼠疫被垃圾运输带入,特别是沿着内部水道蔓延,我们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靠租界的总体卫生状况来限制疫情的爆发。任何军事封锁、强制隔离或隔离都不能适用于上海。在这方面,我们的处境应该比孟买或香港差得多。外国人口,如果在疫情爆发之初用哈夫金的方法进行接种,就可以得到保护,就像接种疫苗可以防止天花一样。用于接种的材料包括死亡的鼠疫杆菌及其产物的悬浮液,可以很容易地从鼠疫杆菌的培养物中制备。此外,接种后对鼠疫的预防阻止可以在不到24小时内实现。
此后随着医学发展,上海卫生医官开始提倡西法防疫的新举措,强调隔离期限、疫苗和消毒。首先,他们提出应强调对染疫船只或来自疫港的本地乘客的隔离期限:若携带鼠疫杆菌,船只应在离开受感染港口后隔离整整10天;如果船上曾发生鼠疫,则应在最后一个病例被移走后的10天内被隔离;或允许船只进入“隔离”,本地旅客在检疫站登陆并接受医学观察,直到鼠疫潜伏期结束,即在离开疫港或接触最后一个鼠疫病例后的10天。其次,此时消毒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卫生局使消毒服务变得高效,传染病发生后无偿消毒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在传染病发生后对房屋的实际消毒几乎都是免费的,从而有效控制疫情在地方蔓延。再次,在英国政府领导下的印度工作的俄罗斯细菌学家哈夫金,发现可以像接种疫苗预防天花一样预防鼠疫,因此注射哈夫金预防鼠疫的药物成为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1901年的国际卫生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船只都应携带足以在必要时保护所有船员的抗鼠疫血清。上海租界当局也跟哈夫金和印度殖民当局联系,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疫苗。
哈夫金
在医学研究中,虽然仍无法确定鼠疫传染给人类的确切方式,但老鼠和鼠疫密切相关的证据日益增加。当时有足够证据推定,老鼠可能是通过其皮毛上的寄生虫感染鼠疫杆菌,将鼠疫传播给人。基于此,人们开始尝试将消灭老鼠作为主要的防疫措施,让出入港口的船只没有老鼠是很可行的,尤其是来自有疫情港口的船只,做到这一点就变得至关重要。不久,上海开始将预防鼠疫的措施转向消灭老鼠,工部局向码头、货仓和类似场所的所有者提出要求,特别是在通常从受鼠疫感染的港口卸货的地方,请他们减少老鼠的数量。此外,还具体推荐了消灭老鼠的办法:在老鼠出没的建筑物中饲养狗和猫;用熏肉、奶酪或豌豆坚果做诱饵捕杀。如发现老鼠死于可疑的鼠疫情况,请将其送到卫生官员处进行检查。1904年的布鲁塞尔国际卫生大会通过了使用硫磺烟雾消灭可能被感染的老鼠遏制鼠疫在船舶上传播的提案。上海立即采用这样一项简单有效的政策,用硫磺熏蒸船舱和舱室12个小时以达到灭鼠的目的。到了1909年,“没有老鼠就没有鼠疫”的论断已被作为预防鼠疫工作的基础,老鼠成为抗击鼠疫的主要目标。
医官们虽然将目标对准了老鼠,但也明白诱捕和投毒在减少老鼠数量方面是无效的,消灭老鼠的同时,老鼠也在繁殖,因此仅能作为指导感染地区的公共措施。他们仍然担心,上海没有任何针对过度拥挤的立法,无法针对传染病实施隔离,当鼠疫真正来临的时候,当局无权采取隔离、消毒、疫苗等措施。因此,自1902年开始,上海工部局开始推动公共卫生立法,争取将西法防疫法律化,从而获得在华人中推行西方防疫方式的合法性根据。
Antoine Valérie Bertrand版画The Council Held by the Rats(1868)
三、 防疫立法的尝试
医生早已意识到防疫立法的必要性。1871年,工部局医官亨德森就已经提出必须制定与其母国一样的法律,规定在必要时对传染病例进行强制隔离,同时规定患有传染病的人故意使其他人面临感染传染病风险的行为,是一种不端行为(轻微不良或违反规则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他认为,通过把不幸的疾病受害者关在船上来保护社区的办法是不对的,只是权宜之计。预防瘟疫的有效办法不应是禁止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登陆,而是防止他们与岸上的健康人直接接触。由于病人们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病,也没有感觉自己有义务隔离直到他的疾病完全治愈,因此医务人员往往遇到的是病例拒绝入院隔离治疗。
亨德森的想法一直未得到实施。在应对1894年香港鼠疫的过程中,上海领事团和工部局深切体会到施行西法防疫措施的局限在于,执行者缺乏独立执法的权力,尤其是无法在中国人中独立和任意行使权力。恰如亨德森在医官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纳税人会议没有测试过他们进入居民房屋的权力,也没有强迫居民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瘟疫降临上海,这些本地人的室内条件肯定会成为最严重的考虑因素之一,而且,在我们届时必须解决的所有困难中,这将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除了独立和任意行使权力之外,我目前看不到任何补救措施;如果事后发现市政委员会采取的任何行动超出了法律赋予的权力,那么这种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行为而被证明是合理的,仍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业主的态度;但如果能得到他们的同意和合作,我相信在现有的法规下,我们可以安全地独立于本地法官行事,并坚持这样的原则:至少在外国租界的范围内,工部局处理影响居民健康的事项的权力是最高的。
1902年,随着卫生部门的完善,以及隔离医院的建设,工部局开始考虑在处理许多影响公共卫生的问题时,需要有更广泛的范围和更充分的权力,并认为是时候在土地条例所附的细则中增加这样的权力。10月9日,工部局依据香港和新加坡现行的法令制订了《土地章程》公共卫生细则,并请这些殖民地政府就条例草案发表意见,并对他们的同类条例执行效果和方式提供咨询。领事团强调,“这些细则并不是作为任何意义上的紧急措施,而是为了逐步应用基本卫生原则,使居留地与现代卫生实践接轨”。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细则旨在通过立法程序为普遍执行西法防疫措施提供法律依据,从而保障在华人中的执行能够得到中国地方官的支持,事实上是租界当局攫取中国行政主权的一种尝试。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
该细则旨在建立一套西法防疫体系,涵盖了西法防疫所需的传染病报告、对染疫者隔离、禁止故意传播疫病、要求大家疫苗接种,以及不允许过度拥挤等内容,规定了对违反者的惩罚措施。首先,建立起传染病通报制度,要求从事内科、外科或助产士工作的每个人,须将他们收容的天花、霍乱、伤寒、斑疹伤寒、白喉、猩红热、肺结核、鼠疫、炭疽热、腺鼠疫、麻风病、狂犬病以及需加注意的任何其他传染病病例,立即向卫生官提供书面报告。此外,发现各类传染病的任何处所的租客或业主,或由离病患最近的成年男性亲属,或由负责或照顾该病人的人,负责通报卫生官该等病患或疑似患者存在。否则,给予每一天处以不超过10元的处罚或罚款。其次,允许对染疫者进行隔离。如果在任何时候,卫生官或任何医生向董事会证明,任何患有传染病的人因隔离或消毒不完善而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董事会应下令将该人移送至隔离医院,并在该危险存在的情况下对其予以拘留,且须追偿移送和拘留所产生的费用。再次,禁止染疫者故意传播疾病。任何知道自己患有上述任何一种传染病的人,在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疾病传播的情况下,都不得故意暴露在任何街道及商店、旅馆等公共场所。明知自己患有上述传染病,却未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暴露在任何街道、商店或旅店等公共场所;或他人在没有事先消毒的情况下借出、出售、转交,及没有采取适当步骤对床铺、衣服进行消毒的情况下收容此类患者居住,会被处以不超过50元的罚款或一个月的监禁,包括或不包括劳役。任何知道自己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得担任挤牛奶、洗衣服或从事任何贸易工作,否则将被处以不超过100元的罚款或两个月的监禁,并处以苦役或非苦役。第四,要求大众接种疫苗。年龄在6个月以上的人都应接受有效的天花疫苗接种,对于每个人,可要求其提供有效的疫苗接种的合理证明,如果没有这种证明,可对每次定罪处以不超过5元的罚款。第五,不允许过度拥挤。任何建筑或任何部分,如果不能够提供每人每30平方英尺建筑面积、400立方英尺清晰无阻的内部空间,应被视为过度拥挤,房主应被处以不超过25元的处罚或罚款。
在工部局组织的医务人员审议会议上,细则的具体规定遭到了香港卫生官员的质疑,担心可能适得其反。其一,虽然通过对合格的医务人员进行登记和处罚,可以实现传染病病例的通告和强制隔离,但实际上会将想要逃避这些强制手段的中国病人逼到没有资质的医生那里去,反而不利于传染病通报。其二,虽然在华人租界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传染病通报系统,以疫苗接种代替牛痘接种,通过隔离传染病病例和避免过度拥挤可以预防疾病,但是行使这些强制权力,特别是隔离的权力,将会在华人中激起大量的隐瞒、抵抗和敌意,远远超过可能由此产生的任何预期的好处。因此,医生们建议减少强制性手段。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909中的“Plague Prevention”篇章
次年1月8日,卫生官将拟议中附律,连同香港和新加坡当局的评语,以及本埠医生的批评,一并提交董事会讨论考虑。由于缺乏广泛的支持,1903年和1906年纳税人特别会议两次审议这些卫生措施时,都由于没有达到法定人数,“认为不宜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除非直至在某些紧急的场合,公众舆论认识到引入这种立法的可取性”。
1909年之后,工部局卫生官员在推进防鼠措施的过程中,提出了修改建筑规则的方案。他们向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主张对《中国建筑规则》进行某些修正,以便今后建造的房屋尽可能地防鼠。报告指出,在预防鼠疫方面,防治鼠疫的实际来源老鼠的措施比任何其他措施都更为重要:如果一所房子能防老鼠,从实际意义上讲,它就能防鼠疫。此举得到工部局的认可,“同意卫生官员的意见,即对现有和未来的中国建筑进行一些结构性改造是必要的和明智的”。然而,卫生官员的提议遭到了工部局工程师们的反对,他们指出修正案将影响本地房子的建造费用,“使修正过的规定不受欢迎”,虽然董事会同意将更改建筑规则的提议交地产委员会讨论,但工程师以地产委员会委员人数不满为由搪塞过去,卫生官员修改建筑规则的提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是租界卫生当局将防疫措施法律化的一种尝试。
更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前后防疫卫生成为工部局扩充租界的借口。1896年至1899年交涉后,租界面积大增,英国驻华外交代表在外交部指示下,并未完全放弃将宝山全县划入租界内的计划。1908年5月28日,工部局致函领事团,请其赞助工部局将租界与铁路间之一带土地尽行划入租界界内,按照土地章程治理。领事团照会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并请他训令上海道台或其他官员与领事团商议此事,被端方函复拒绝。次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外务部,请扩充租界。2月1日,外务部覆照英使,加以拒绝。在此背景下,工部局及领事团以卫生防疫事务指责中国政府管理不善,威胁到租界安全。
端方
1909年3月22日,工部局总董蓝台尔表示,“今上海一隅,行政之权已分为三,即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是也。今华官经营闸北,分行政权为四处,察其愿意,无非欲限外人扩充租界而已;关于有碍租界之发达与否,均不计也。今其行政之区适为租界之外郊,若其关于卫生及警察等事办理不善,于租界极险。”工部局应领事团嘱咐,提出宝山县巡警及卫生情况的报告,指责其威胁到租界安全与健康。与此同时,卫生处医生在地处边界的虹口和闸北发现了感染鼠疫的老鼠,虽然与中国当局进行了联系沟通,但地方官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因此明确表示“为了卫生安全的目的,需要扩大居留点的范围”。此外,上海各国领事也以中国官府卫生巡警各事办理甚不妥善为由,欲扩充公共租界北边,并由奥地利与外务部进行了直接交涉。中国政府表示:“至警察卫生各事系中国内政,地方官业经逐渐整理,自与昔时情形不同,该地虽与租界毗连,定能有以保公安,而免危险。”
1910年10月27日,代理卫生官员宣布,在经过近两年的老鼠警告后,发现了人类的鼠疫病例,并且需要进行强制隔离。他直接通知上海道台,希望其指示闸北地区的中国当局与其合作,采取可能需要的措施,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对工部局和领事团来讲,若能将西法防疫措施立法,将获得在中国人中直接执行隔离、消毒的权力,也便于与中国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以在华界广泛推行防疫。由此,已发现的鼠疫病例成为“紧急需要的场合”,工部局与领事团开始了加紧防疫立法的步伐。
蓝台尔
四、1910年检疫风潮与防疫立法
1910年10月起,工部局卫生处相继在公共租界内发现鼠疫死亡事件,立即采取防疫措施。对卫生处而言,若按照西法防疫,必须每天巡视受感染分区的所有房屋,以便从一开始就发现任何疾病病例。一旦发现可疑病例,将送往中国隔离医院,对所有接触者进行隔离观察和检查。然而,工部局没有强制隔离传染病患者的权力,于是趁机重新启动了1902年未尽的卫生立法工作。在征得领事机构的同意后,工部局决定将这些条款作为紧急事项暂时实施。11月1日,工部局决定1910年11月14日下午5时在市政厅召开纳税人特别会议,审议并批准附在《土地条例》之后的防疫附则,将西法防疫措施合法化。
需指出的是,此时的附则并非如最初提议的那样涉及所有传染病,而是将其适用范围限于鼠疫。附则规定了应报告的传染病、隔离、故意暴露传播疾病、疫苗接种、过度拥挤、迁移埋葬、拆毁房屋等方面的内容。较之1902年的版本,增加了迁移埋葬和拆毁房屋两部分内容,其他内容基本一样。首先,迁移埋葬必须得到卫生官的许可。出于公共卫生利益的需要,任何人都不得在事先未获得卫生官员批准的情况下移走或协助移走任何死者的尸体进行埋葬,也不得以卫生官员认为危害公共卫生或不卫生的方式处置或协助处置因任何传染病而死亡的任何死者的尸体,违反者处罚25元。其次,允许卫生官员可因公共卫生原因拆除房屋。工部局在收到由卫生官员签署的书面证明后,可将因其不卫生的状况而对公共卫生造成威胁的任何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以任何适当的方式将其驱逐并拆除,并且不得在被拆除的建筑物之前所占用的场地上建造任何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
这些措施在通过立法程序之前就得到严格执行。工部局卫生处将所有可用的训练有素的助理卫生检查员都调入染疫区域,每天挨家挨户进行检查,并将被发现患有实际或疑似鼠疫的病人,以及那些与病人有过接触的人,转移到隔离医院。卫生处准备好专门的病房,既有收容病人的病房,也有收容接触者进行观察的病房。与此同时,卫生处对发现患者的房屋进行硫磺熏蒸消毒,拆除天花板和其他形成老鼠栖息地的空心建筑,铺设坚实的地面。鼠疫发生地周围的整个街区都被疏散,用波纹铁皮制成的防鼠栏杆围起来消毒。
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旧照
卫生处的严格防疫引起讹言四起,特别是强制逐户检查、将鼠疫疑似患者送至隔离医院,在中国民众中引发了骚乱,最终演变为暴乱。11月8日,租界汇四捕房前往开封路检查,引来传言无数,有谓遇见小孩即捕拿者,有谓怀孕妇女亦当患水鼓肿病捕拿者。当医生前往检查鼠疫时,七浦路居民葛永生进行反抗,被控阻扰查验违章,送往公共公堂由孙襄谳会同美海副领事会讯,判罚洋5元,“并着交保,以后不许阻扰”。卫生医员在西虹口等处逐段挨户稽查,导致多人聚集在开封路各处,与西医官为难,并向其乱掷碎石。此外,工部局卫生处西医员在阿拉白司脱路等处挨户稽查,发现第474号旧货店内旧布甚多,令工役将布全部拿到开封路空地上,先洒辟虫驱疫药水,然后用火焚毁。此举引来附近居民群往围观,人声嘈杂,捕房深恐滋事,立派探捕到场弹压。其结果则是,“殴西人,伤华捕,闭交易,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其势岌岌,殆不可以终日。今遂有官吏镇定于上捕房,维持于下,而乱萌未靖,人心皇皇。”西医检疫引发的骚乱造成人心不稳,广肇公所、四明公所、茶叶会馆均提出筹议善法,保卫商民。
工部局试图通过防疫附则的计划遭到中国官民的坚决反对,11月10日公共公廨谳员写给英国官员的邮件、11月13日上海商会致市工部局的公开信,以及上海道台致领袖领事的邮件,都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附则的强烈反对意见。上海道台从主权的角度明确表示反对,“居留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居留地内的中国人是中国的臣民。根据条约,只有中国官员才能对他们进行管理。在上述疾病检查措施中,有条款规定对(违法者)进行罚款和苦役监禁,但这些显然是与司法部门有关的事项。由于这些规定是由工部局决定的,因此可以适用于欧洲人,但不能适用于中国人。由于这些条例不包括在条约中,而且其中有许多不适合中国人的内容,所以我不能承认这些条例。”道台在此明确指出,工部局制定的附则不适用于租界内的中国人。
商会在信函中表示细则只应针对鼠疫,而不应用于防止其他疾病的传播,“在我们看来,将鼠疫的爆发作为引入一般卫生细则的契机是不对的。显然,执行预防鼠疫的措施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愿意与工部局合作,帮助我们的人民了解正在进行的工作的紧迫性。 然而,我们不同意由工部局建议的控制其他疾病的法律。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防止这种传染病的传播,而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请求您在工部局其他成员和纳税人面前表明我们的要求,建议细则应限于旨在防止鼠疫传播的措施。”
鼠疫医生
无论是强制执行西法防疫,还是强行通过防疫附则,都显示出工部局与领事团试图绕过中国官民,直接采取防疫措施。因此,新防疫附则不仅未让华人纳税者知晓,未听取多数华人意向,而且依靠巡警强制执行,企图仅凭西人强制检查而勉强执行。被检疫的中国人对检疫本身非常反感,加之意思隔阂,言语不通,继而以讹传讹,加剧了双方的误会。正是中外风俗不通,语言互异,造成谣言四起,民众公然反抗。西报认为,失察者为代理卫生官,在开防疫研究会时,未邀请租界内华人医士与议。还有西报指出,无论工部局董,还是西人团体,事前均未知华人协助的必要,致使工部局没有华董襄理。若有华董,在卫生官交呈章程草稿时,华董必能指出窘碍之处,或请华人启导居民,从而避免风潮。在各方反对声中,工部局不得不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西法防疫法律化的同时,与中国各界进行沟通交流,听取各方的意见。
此后,中外双方基本达成了共同商讨解决之道的共识。随着骚乱发生,工部局董事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由重要华人组成一个委员会,15日在虹口召开居民特别会议;二是散发解说预防鼠疫方法和谴责骚乱的公告及传单,向华人解释为何采取防疫措施及其必要性。11月13日,工部局坐办麻经醲接受《神州日报》记者问答采访,表示鼠疫检查,“中西人士皆极愿严办,但恐无知愚民,不知利害,以讹传讹,致起冲突”,同意此后检疫时请中国商务总会派一二员同行,另派熟悉西法的华医同往检查。同时,麻经醲阐明了召集中西医生、绅商、报界及居民开会,通过讲演防疫办法,力争得到有声望的中国人支持。与此同时,上海道台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商定此事由中西官绅会同商议办法解决,“总期与卫生有益,更与我华人相宜”。此时华人自办的提议逐渐得到各方认可。沈仲礼提议设立时疫所,专为华人治疫。洋货商业会社上书工部局卫生处,请求以华医医华人,“习惯既明,言语尤晰”,必然为居民所接受。恰如报纸舆论所言,“盖凡事有干华人者,非华人办理不能成功。若体面华人一经出而协助则其办理合于彼辈习惯,必能有济于事”。的确,华人自办西法防疫成为中外都可接受的一种问题解决方式,并很快就此达成了协议。
15日,工部局召开的中外会议在怡和源栈房召开,其本意是向华人解释卫生处做法。由于工部局14日批准检疫章程7条,遭到华人的坚决反对,“若果照行,我华人无人能在租界立足”,因此整个会议转向反对防疫章程,众人表示“倘工部局要行此新章,大众死也不退”。此前,租界各团体公所领袖会议已致公函给工部局,婉请只检鼠疫,且愿自设医院帮同检查,以免租界华民人心惶惶,寝食不安,有碍市面。因此,当工部局西人发言时,遭到参会者的殴打,只好改在大马路议事厅再议。此次会议让工部局董事会明白,“除非领事团如前几次那样部署军队进驻,否则租界没有力量违背华人官员和绅士的意愿而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对于本意“系在不欲旅沪居民染疫而死”的工部局而言,若用武力强制推行则会得不偿失。因此,工部局做出让步,与中国绅商商定,仿照吴淞验疫局办法,中国官绅在租界外设立医院1所,遇到租界染疫华人,均送交华医院医治。
沈仲礼
11月18日,工部局全体董事邀请华商领袖、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召开特别会议,经过沟通之后,工部局宣布了既符合医学要求,又符合民意的鼠疫预防措施,具体包括:新的附则只适用于鼠疫;在疫区搜寻鼠疫病例的工作由一名来自一家独立设置的中国医院并具有外国执医资格的中国医生进行,由一名外国女医生陪同;调查区域限定为北河南路、苏州河路、西藏路、海宁路及新衙门前,其余各处毋庸调查,直到一个月后没有病例为止;如经调查确为鼠疫,立即将患者送往中国新设立的医院医治;若有患疫身死之人,悉听家属照中国风俗殓葬,工部局不再检视,亦不指示方法;灭鼠等工作应由居民和卫生局实施。如此,上海公共租界的防疫就交给了中国人自办,这一变化的基石在于遵循一样的医学原理。无论是任用有西医文凭的华医,还是成立防疫医院,均体现了以检疫、隔离、消毒为核心的西法防疫基本原则。需指出的是,虽然允许华人自办防疫,但工部局卫生处仍然履行着租界内查疫的职责。例如,医生们非常重视查询各马路因丧出殡的情况,往往会详细询问逝者病情、住址,如果发现是传染疫症,就会立即对所居房屋遍洒药水消毒,并知照中国公立医院速行调查施治,以免传染。
华人自办检疫并非上海首倡,其实是仿照英帝国殖民当局在香港及印度两处的防疫经验而定的。从上述两地的经验来看,由于居民习俗文化迥异,挨户检查和医院施治措施均未达到预期效果。防疫实施需要得到被执行者的配合才能成功,取决于人们对疫情控制措施是否认同,更取决于检疫措施执行是否符合民心。当防疫受到抵制的时候,洋人往往采取强制性措施,执行过程中往往有过急行为,罔顾市民利益,威胁到生命和财产,给被查疫者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激化了人们的抵制情绪。
然而,中外双方的交涉并未阻止工部局仍按照程序继续完成防疫附则的法律化。11月23日,除了过度拥挤的条目之外,附则内容基本得到领事机构的同意。26日,驻京各国公使照会外务部允饬驻沪领事将防疫附则交由华官磋商核定施行。如此,工部局藉此鼠疫骚乱重新将1902年无疾而终的防疫细则提交审议,经过工部局纳税人特别会议、领事团、各国公使等程序得以通过,西法防疫措施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行政机构据此获得了执行防疫措施的合法性来源。虽然在医生们看来,“目前所修改的附则将很少有实际用途”,但在工部局看来能通过已经不错了,未来还不知道是否有此良机。通过的防疫附则对租界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过,经过中外沟通之后,工部局通过的防疫附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内容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实际演变为华人自办西法防疫的方式。
晚清上海黄浦江港口旧照
结论
西法防疫在晚清上海经历了行政举措法律化的过程,标志着西方防疫措施以立法的形式在中国落地,更是租界当局尝试采用一种基于法律原则的治理手段对中国行政主权的侵蚀。其始于口岸的海港检疫,由外国人推动,以中外机构为行为主体,经由中外之间的互动,逐渐从临时举措到法律规则、从临时机构到常设医院、从强制性管制到技术性治理的演变,具有法律、制度和组织的内涵。
罗振宇著《上海公共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研究(1854—1937)》
在上海,外国势力推动了防疫从行政举措到立法的演化,这与上海租界特殊的法律地位有着密切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租界制度不单为国际公法所不容许,而且实际上违反了国际公法原则。租界实际上是中国领土之一部,遵照国际公法,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中国在该处的领土主权。然而,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领土内行使其“政府最高权力”,包括行政、立法、司法等权,“乃竟混市政章程与土地章程为一,容许外侨组织并管理市政,征收捐税,施行‘政府之最高权’于领土国国民上”。因此,工部局作为行政机关,实际是在其并无土地管辖权的区域内行使行政权力,须通过立法为其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自1909年开始,工部局与领事团一直致力于扩充租界范围,并屡次以卫生为借口指责中国人管理不善,威胁到租界内洋人的安全。当发现鼠疫疫情后,他们立即通过立法行动,获得合法隔离和管理租界内中国人的权力。洋人力推防疫立法,将各种行政权力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迫使地方政府遵从,以及让中国老百姓服从。这样,工部局可以依法建立起一套能够对租界内中国人进行直接管理的制度,争取绕过中国官府,获得直接隔离染疫者和搜查房屋的权力。可见,防疫立法是对中国政府行政主权的严重侵蚀,掠夺了条约制度下本属于中国的行政权利。
然而,防疫附则虽然通过立法程序,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引发了骚乱。工部局和领事团认识到必须与华人合作,采取华人自办附则的方式,才能使防疫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故而,通过的附则只是一种形式上立法,在实际工作中并未严格遵照法律办理,而是采取了中外双方协议后都认可的形式,即国人自办西法防疫。如此,防疫立法所通过的规则,被中国官绅内化为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避免了外国人借机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人民的自由与健康。这表明,中国人民的反抗限制了外国人直接对中国人民进行隔离和管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行政主权。
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
需指出的是,防疫立法是租界当局为保护外国人健康安全和扩充租界范围所采取的措施,并非为了保卫中国人的健康。自1871年采取防疫措施到1910年的防疫立法,工部局与领事团的目标始终都是维护在华外国人的健康,管理中国人行为的目的也是为此目标提供保障。恰如1930年华人所批评的那样,租界华洋卫生设施不公,“租界卫生设备,对于华人极不完备”,华人医院为数无几,“西人则便利殊多”。
本文作者著《制造共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知识的演化》
总之,西法防疫在上海从行政举措到立法的过程,反映出卫生防疫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深受中外权力结构的影响,也是中外政治文化差异的体现。在政治交涉层面,中国在外国霸权强力外交压迫下被迫接纳西法防疫,是不平等外交的产物,存在着无法嵌入既有文化环境的问题。上海租界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工部局必须通过法律化程序,尝试以防疫立法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执行隔离、消毒等措施的权力,即将行政举措法律化,从而真正获得法律赋权,成为租界当局行政的合法性来源。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5期,作者:杜丽红,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中山大学医学院]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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