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北京铁道部办公区，一条用旧的皮带，摆在滕代远的办公桌旁。它并不贵重，却是南泥湾大生产时期上级发给他的纪念品。滕代远没有把它留给自己，而是转送给了多年未见的长子滕久翔。
这次父子相见，已经迟到了二十多年。
滕久翔从湖南麻阳来到北京时，心里既激动又忐忑。铁道部门卫先将他拦下，问他找谁。年轻人低声回答：“我找父亲。”
“你父亲是谁？”
“滕代远。”
门卫不敢怠慢，进去请示。滕代远听说有人自称儿子，立即让人把照片送来。他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嘴里只说了一句：“像，真像。”
照片上的人，正是他1921年包办婚姻后留下的孩子。那时滕代远17岁，刚刚成婚，第二年，妻子谭红玉生下了滕久翔。1923年，滕代远考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此后投身革命，离开家乡，父子之间也由此断了联系。
滕代远再次见到儿子时，滕久翔已经28岁。父亲没有马上拥抱，也没有急着谈别的，而是接连询问家中情况：祖父母叫什么，老宅大门朝哪边，门口有几只石制的捣米器，台阶究竟有几级。
这些细节，外人很难知道。滕久翔一一答对，滕代远这才认定，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自己的骨肉。他笑着说：“山沟里的娃娃，跑到皇城来了。”
这句话里有亲近，也有多年未见后的陌生。滕代远没有把儿子安排进办公室，而是给他做了一套棉衣裤和一套单衣裤。临行时，滕久翔看见那条旧皮带，觉得新衣服配旧物不协调，便忍不住抱怨。
滕代远神色一正，说：“旧皮带一样能用。这是南泥湾时期留下的纪念品，给你正合适。”
在滕代远看来，物件的新旧并不重要，能不能用、该不该用，才是要紧的事。父子重逢之后，他没有用奢侈的方式弥补缺席多年的亲情，而是用生活中的小事，告诉儿子什么叫节俭。
半个多月后，滕久翔终于说出了进京的真正想法。他当时在麻阳做农会工作，觉得事情辛苦，收入和前途也不理想，便希望父亲在北京给自己找份工作。
“我在北京找个事做，咱们父子也能常见面。”
滕代远听完，回答得很干脆：“这不行。”
拒绝来得直接，滕久翔心里自然不是滋味。换作普通家庭，父亲身居高位，给儿子安排一份工作并不算难。可滕代远面对的，恰恰是不能把公职变成亲属便利的问题。
他随后解释，按父子之情，当然希望儿子留在身边；但若利用职务安排亲属，便是把公家的权力变成了私人的门路。更重要的是，滕久翔的祖父母、妻子和孩子都在老家，留在北京看似轻松，家中的责任却无人承担。
“你还是回去吧。那里需要你，家里也需要你。”
这番话并不漂亮，甚至有些冷硬，却把亲情、职责和现实都摆到了桌面上。滕久翔想了很久，最终接受了父亲的安排。1950年10月16日，他离开北京，踏上回湖南的路。
临别时，滕代远又叮嘱儿子，不许打着自己的名义向地方政府提要求，也不能借父亲的身份谋求照顾。做农会工作，要老老实实，不能脱离群众。
滕久翔回到家后，家人问起北京之行，得知他身上只剩下一块五角钱，祖母不免埋怨：家里已经这么困难，父亲怎么没有多给一些？
这正是滕代远处理亲属问题的尺度。他不是完全不管，而是不让家人靠他的名声生活。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实在过不去，再由他承担一部分。
1955年，麻阳农村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滕家人口多，老人和孩子占了多数，能够挣工分的劳动力不足，年年成为“超支户”。滕久翔无奈，只好写信向父亲求助。
那时滕代远的职务和待遇并不低，但开销同样不少，还要接济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战友。他与家人商量后，仍决定每月从生活费中挤出30元寄回老家，并规定这笔钱只用于维持基本生活：不能断炊，老人孩子不能缺衣。
这不是一笔宽裕的钱，却是当时条件下能够拿出的实际帮助。它没有改变滕家普通农户的生活状态，却让老人和孩子多了一层保障。
1960年8月至9月，滕久翔的祖母和母亲相继去世。他发电报到北京，希望滕代远回乡料理丧事。滕代远收到消息后十分悲痛，但当时正值全国困难时期，铁路系统事务繁重，领导干部返乡也会牵动地方接待和交通安排。
经过考虑，他没有赶回去，只回电让滕久翔代为守灵，丧事一切从简。对一个儿子来说，这个决定很难接受；对肩负全国铁路工作的负责人来说，却是他认为必须承担的取舍。
滕代远一生并非没有亲情，只是很少把亲情置于职责之上。对长子，他给过衣物，寄过生活费，也在父子相认时露出过发自内心的笑容；但到了涉及工作安排、身份便利和公事私事的关口，他始终把界限划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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