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南京，李赤然回到阔别十年的单位，处理离开前留下的几件事。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却带着一份正式的离休通知：原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按副兵团职安排，离休时提高一级，享受正兵团职待遇。
这趟回来，他并不是为了重新争取职位。摆在面前的事情很具体，个人物品如何清理，住房和搬迁如何办理，过去多年没有按标准发放的待遇又该如何核算。事情一件接一件，看似琐碎，背后却牵涉一名老干部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李赤然在1969年后便没有继续担任原有领导职务。1970年，他离开南京，前往西安生活。此后十年间，他并没有按照原职务标准领取相应待遇，而是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
三十元是什么概念？在当时，这笔钱勉强能够维持日常开销，遇到看病、取暖、添置衣物等事情，就很难应付。按照他的原职务，相关待遇每月应在两百元以上。多年累积下来，差额自然不是一个小数目。
有意思的是，李赤然并没有把这笔钱简单看成个人得失。他在西安生活期间，居住条件并不好，冬天没有暖气，烧煤取暖也成了难题。身体不适时，拐杖几乎成了随身之物。许多老战友知道他的处境，便隔三差五送些煤炭和生活用品过去。
这些帮助，他记在心里，却很少主动向组织提出额外要求。困难最重的时候，他靠战友接济渡过，并没有因此把问题闹大。等到政策逐步明确、离休待遇得到落实，他才认为，过去该核算的账，不能因为时间久了就一笔带过。
问题反映到南空司令部后，得到的回应并不热络。据李赤然回忆，有人甚至说：“都平反了，还算什么待遇账？”
这句话刺耳，原因不在于是否需要补发，而在于把两个问题混到了一起。平反，解决的是历史结论和政治待遇；补发工资，处理的则是实际生活待遇。两者性质不同，不能因为前一个问题已经解决，后一个问题便不再核算。
类似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廖汉生在1972年恢复工作后，曾补发此前数年的工资，金额达到数千元。对于经历过特殊时期的老干部来说，补发并不是额外照顾，而是依据政策对过去待遇进行重新确认。
李赤然提出的事项，还包括搬迁费用、房租以及个人物品归还等。单看每一项，都不算惊天动地；但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就能看出他面对的是一整套生活安排，而不是单纯要求多拿一笔钱。
他也曾谈到住房问题。按正兵团职待遇，安排到干休所后，实际居住面积并没有完全达到相应标准。对此，他没有提出过分要求，甚至表示自己在雍村生活了八年，简陋条件也照样住过。既然组织已经明确了待遇等级，落实时就不应再反复讨价还价。
“我不是来挑房子的，政策怎么定，就按政策办。”这类话，正是他的态度。他在意的不是奢华，而是标准能否落到实处。
更值得一提的是，离休之前，李赤然还考虑过重新工作。西安生活期间，他坚持锻炼，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从过去需要拐杖，到后来能够自行活动。1982年以前，干部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仍有重新安排工作的可能。他认为自己年纪虽已六十多岁，但并不算完全失去工作能力，战斗岗位上也还有比他年长的人。
不过，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他接到离休通知后，没有把精力耗在反复争辩上，而是转向另一种工作方式。离休之后，他先后担任二十多家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义务顾问，继续参与政策咨询、调查研究和社会服务。
他还获得过兰州军区空军授予的“先进离休干部”称号。这个称号，并不能改变他当年在西安生活时的窘迫，也不能抵消待遇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冷淡，却说明离开领导岗位，并不等于一个人的经验和责任就此失去价值。
李赤然所算的，表面上是工资、房租、搬迁费和住房面积，实质上是政策执行能否前后一致。对于一位长期承担军队领导工作的老干部来说，要求把账目算清，并不等于贪图待遇；恰恰是因为经历过艰苦日子，他才更清楚每一项政策落到个人身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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