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茅以升年谱》《钱塘江桥史话》《北京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年表》《光明日报·茅以升与钱塘江大桥》等公开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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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大雪。
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一个九十三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形。
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颧骨高高地支棱着，眼窝深陷。
他的呼吸已经很微弱了，胸口一起一伏，像一台快要停转的旧机器。
床边只坐着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女人，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袄，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子，用棉签蘸着温水，一点一点往老人干裂的嘴唇上抹。
她动作很轻，每隔几分钟就重复一次这个动作，眼睛一直盯着老人的脸。
病房门外的走廊里，空荡荡的。
没有成群的晚辈排着队进来磕头，没有花圈挽联摆满走廊，没有熟人络绎不绝地来探望。
护士站偶尔传来几声电话铃响，除此之外，整层楼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雪花落在玻璃上的声音。
老人已经弥留三天了。
那个端着搪瓷缸子的女人，是他最小的女儿。
除此之外，他还有六个子女，散落在国内外各地，没有一个人赶来看他最后一眼。
他活了九十三年。
这九十三年里，他主持建造了中国人自己设计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让天堑变通途。
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工程界，一提起他的名字，土木行业没有人不竖大拇指。
他当过大学校长，当过中科院学部委员，当过全国人大代表，家里来过的大人物能从胡同口排到街尾。
就是这么一个人，死的时候，身边只剩一个小女儿。
他的两任妻子，都没能陪他走到最后。
头一个，是跟他从少年夫妻熬过来的结发妻子，被他活活气出了心病，郁郁而终。
第二个，是他不顾全家反对硬是接进门的女人，也没活过五十岁，跟着在苦闷中走了。
他跟头一个妻子生的六个孩子，没有一个原谅他。
老人最后那几天，反复念着一个名字。
护士凑过去听了半天，才听清楚，他念的是结发妻子的名字。
他念了三天，直到咽气。
这个建了一辈子桥的人，到死也没能跨过自己心里那道坎。
他修通了千千万万人脚下的路，却把自己的家修成了一座断头路。
他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个愿意走过来。
【一】钱塘江上的年轻人
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杭州钱塘江边。
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站在江堤上，望着宽阔的江面发呆。
那时候的钱塘江，水面宽得看不见对岸，水深流急，潮头一来能掀翻整条渡船。
江底泥沙厚得像泥浆，打桩都打不下去。
洋人工程师早就放了话：钱塘江上架桥，不可能。
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专程来看过一趟，在江边转了三天，回去写了一份报告，结论是在钱塘江造桥经费至少五百万银洋，而且能不能建成，他没把握。
浙江省政府拍了板，要在钱塘江上修一座大桥。
消息传开，国内桥梁圈没人敢接这个活。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办不成的时候，这个三十八岁的男人站了出来。
他刚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拿到工学博士学位没几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当教授。
瘦瘦高高，戴一副眼镜，说话带着江苏口音，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接下了这个任务。
朋友劝他不要冒险，说钱塘江那地方洋人都不敢碰，修不成就身败名裂。
他没听，带着几个学生扛着仪器就上了工地。
这一修，就是三年多。
三年里，江面上的潮头一年比一年凶，打下去的木桩一根接一根被冲走。
经费短缺，材料断供，后来抗战爆发，日军飞机还天天来轰炸。
最艰难的时候，工地上连工人都跑光了，他自己卷起裤腿下到江水里，跟剩下的几个徒弟一起扛水泥。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钱塘江大桥终于通车。
那一天，江边站满了老百姓。
第一列火车从桥上轰隆隆开过去的时候，好多老人当场就跪下了，对着大桥磕头。
他们活了一辈子，从没想过能在钱塘江上走过去。
他站在桥头，看着火车从自己脚下开过，一句话也没说。
因为他心里清楚，这座桥修得不是时候。
日寇已经打过了卢沟桥，杭州城朝不保夕。
大桥通车刚不到三个月，南京就沦陷了。
炸桥的命令下来了——这座桥是他亲手设计、亲手监造的，现在要他亲手炸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江天渐暮，敌骑已近。
一声轰然巨响，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断成了两截。
南二号桥墩上部完全炸毁，五孔钢梁全部炸断。
他看着江面上腾起来的水柱，咬着牙没掉一滴眼泪。
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
这座桥，成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
他的名字，从此跟"中国桥梁之父"连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以后，他又受命组织修复大桥。
一九四八年三月，钱塘江大桥修复通车。
从被炸断到重新通车，整整十年。
他用了十年时间，把自己亲手炸掉的桥，又亲手修了回来。
他成了名人。
全国各地请他去做报告、当顾问、任校长。
他的头衔一个接一个，家里进进出出的人也越来越多。
可就是这个修桥的人，在自己家里，修出了一座断桥。
【二】镇江城里的娃娃亲
他是江苏镇江人，一八九六年出生。
家里算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书香门第。
爷爷是前清举人，在江南一带小有名气。
父亲在南京做事，家里虽不显赫，供他读书是绰绰有余的。
他从小就是个神童。
三岁识字，五岁背诗，十二岁考进了唐山路矿学堂。
一九一六年，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官派保送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
去美国之前，家里给他订了一门亲事。
女方叫戴传蕙，是江苏扬州一户书香人家的女儿，比他大一岁。
两个人是娃娃亲，两家知根知底。
他十七岁那年订的婚，订婚一年后两人正式结婚。
戴传蕙这姑娘，性子温柔，知书达理。
她从小跟着父亲读了不少书，写得一手好字，算盘打得噼啪响。
他去美国留学那五年，家里上上下下的事，全是戴传蕙一个人操持。
他在美国待了五年。
五年里，他从硕士读到博士，博士论文得了优秀奖。
他在纽约、匹兹堡的桥梁公司实习过，见过大世面，穿西装吃西餐，英语说得流利。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他回国了。
他回到镇江的那天，戴传蕙已经在婆家等了他五年。
两个人拜了堂，入了洞房。
新婚之后，他回唐山路矿学堂继续教书，戴传蕙跟着他在南京的婆家过大家庭生活，一家十几口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日子过得不算宽裕，但也安稳。
戴传蕙是个极好的媳妇。
他在外头教书、做工程，家里的事她从不让他操心。
他母亲年纪大了，戴传蕙端汤送药，伺候得比亲闺女还周到。
弟弟妹妹读书升学，也是戴传蕙一手张罗。
他的工资不低，但那会儿花钱的地方也多。
戴传蕙精打细算，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
她管账管得极细，他在外头应酬一个月花多少、寄回家多少，她心里门儿清。
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四九年，戴传蕙给他生了六个孩子。
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那时候没有剖腹产，女人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
戴传蕙连着生了六个，身体垮得厉害。
她三十岁刚出头，头发就白了一半。
他那时候忙，钱塘江大桥修起来以后全国各地跑，家里里里外外全靠戴传蕙一个人撑着。
六个孩子，吃喝拉撒、上学读书、生病抓药，哪一样不要钱？哪一样不要人管？
戴传蕙没抱怨过一句。
她就一个念头：男人在外头干大事，女人在家里守好后方。
那些年，他对戴传蕙也是感激的。
他在外头提到自己太太，总是说没有传蕙就没有他的今天。
他每个月发了薪水，一分不少全交给戴传蕙。
他出差回来，再忙也要抱抱孩子，问问太太累不累。
戴传蕙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值了。
她万万没想到，变故来得那么快。
【三】上海城里的年轻女人
一九四六年，他五十岁。
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上海工作，戴传蕙留在南京老家。
两个人开始两地分居。
戴传蕙那时候常年多病，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就在这时候，一个年轻女人出现了。
她叫权桂云，苏州人，二十一岁，比他小将近三十岁。
她文化不高，但长得秀美，身材娇小，说话一口吴侬软语。
经一个朋友介绍，她跟他认识了。
两个人年龄差着近三十岁，按辈分他都能当她父亲了。
可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他在上海给权桂云另外安了个家，金屋藏娇。
这件事，他瞒着南京的戴传蕙，也瞒着六个孩子。
那些年他两头跑。
白天在上海上班，晚上去权桂云那里。
逢年过节回南京看戴传蕙和孩子，也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九四九年七月，权桂云在上海生了一个女儿。
这是他最小的孩子，取名茅玉麟。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
戴传蕙带着六个大孩子留在南京，后来才搬到北京。
权桂云和茅玉麟，则被他另外安置在上海。
他就这么过着两头的日子。
一边是结发妻子戴传蕙，跟了他三十年，生了六个孩子，身体已经垮了；另一边是年轻的权桂云，给他生了小女儿茅玉麟，在上海独守空房等他回来。
戴传蕙不是傻子。
丈夫越来越频繁地去上海，越来越频繁地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
他出差的理由一次比一次牵强，他身上的衣服上偶尔会留下陌生女人的头发和香水味。
六个孩子渐渐长大，也开始注意到父亲的不对劲。
第一个跟戴传蕙提这件事的，是家里的老佣人。
老佣人跟了戴传蕙二十多年，看不过去，有一天趁他不在家，偷偷跟戴传蕙说了外头的传言。
戴传蕙听完，手里的活计停在了半空。
她愣了半天，没有哭，也没有闹。
她只是把家里的账册翻出来，一笔一笔地对。
她想知道，丈夫这些年往外头花了多少钱。
这一对，她的心彻底凉了。
账上一笔一笔的支出，全是她不知道的用途。
她省吃俭用，一件棉袄穿了十年，丈夫在外头给那个女人租房、买东西、生孩子，眼睛都不眨。
戴传蕙把账册合上，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从那天起，她就病了。
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里的病。
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整个人迅速地瘦了下去。
才一年工夫，她从一个还能操持家务的中年妇女，变成了一个走路都打晃的病人。
六个孩子，这时候都长大了。
大儿子已经在工作了，二儿子也上了大学。
他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们去问父亲，外头那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没有否认。
他只是说，自己跟戴传蕙感情不和，两地分居多年，跟那个女人是真心的。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进了六个孩子的心里。
他们的母亲，为了这个家操了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身体都熬垮了。
父亲一句感情不和，就把三十年的夫妻情分一笔勾销了。
大儿子当时就红了眼。
他跟父亲撂下狠话：那个女人要是敢踏进这个家门一步，他就再也不回来。
他看了大儿子一眼，没说话。
他这一辈子修桥修路，从来都是说一不二。
钱塘江那么险的江他都敢修，几个孩子的反对，他更不会放在心上。
【四】两个女人的结局
戴传蕙的病，一天比一天重。
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躺在床上，眼睛瞪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些事：丈夫年轻时候从美国回来的样子，新婚时候的样子，六个孩子出生时候的样子。
这些画面一遍一遍在她脑子里过，像一把钝刀子割肉。
她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孝敬公婆，拉扯孩子，掌管家务，一分钱都不乱花。
她给丈夫洗衣裳，给他端茶倒水，他在外头建功立业，她在后方替他守着这个家。
他怎么能这么对她？
戴传蕙开始出现精神恍惚的症状。
她有时候坐在厨房里，手里拿着锅铲，半天不动。
有时候突然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叨叨。
小女儿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窗前，对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孩子们带她去医院看。
医生说是抑郁症，加上长期神经衰弱，需要好好休养，不能再受刺激。
可他那时候，正跟权桂云那边断不了。
他很少回家，回来也是冷冰冰的，跟戴传蕙说不上三句话。
戴传蕙的病越来越重。
她开始不吃不喝，有时候一连好几天，就靠几口米汤吊着。
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看人的时候眼神是散的。
六个孩子轮班守在母亲床前。
大儿子每天下班就往医院跑，坐在母亲床边，握着她的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恨父亲，可他不敢在母亲面前说，怕母亲听了更难受。
戴传蕙有时候清醒过来，看见孩子们围在床边，会拉着大儿子的手，嘴唇动了动，什么话也没说出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戴传蕙走了。
享年七十三岁。
他站在病床前，看着床上那个瘦得不成样子的女人，半天没动。
戴传蕙最后看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好像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她闭上了眼睛。
他后来给戴传蕙写了一副挽联："一世操劳，半生忧瘁，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这副挽联，字字血泪。
可六个孩子，一个字都不信。
他们的母亲，是被活活气死的。
从戴传蕙咽气那天起，六个孩子就跟他断了来往。
大儿子办完母亲的丧事就搬了出去，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母亲这一辈子毁在他手里，以后就当没这个父亲。
二儿子二话没说也走了。
剩下的几个孩子，大的已经工作了，小的还在读书，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那个家。
一九六八年，戴传蕙去世才一年多，他把权桂云和茅玉麟接进了家门。
那一年，他七十二岁。
六个孩子，一个都没来。
权桂云进了茅家的门，日子过得也并不舒心。
她年轻时候跟着他，图的是这个男人有名望有地位。
她以为自己熬了这么多年终于能转正了，真进了这个家门才发现，这个家是个空壳子。
他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权桂云这时候才明白，两个人之间差着近三十岁的年纪，差着一代人的经历。
她跟他在一块儿，说到底是她崇拜他、他宠她。
真到了柴米油盐的日子，那些崇拜和宠，撑不起一场婚姻。
更让权桂云难受的，是外头的唾沫星子。
走到哪里都有人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把人家原配气死了自己上位。
她生的女儿茅玉麟，在学校里被同学欺负，回家哭着问母亲怎么回事。
权桂云只能抱着女儿掉眼泪。
她心里头苦。
她本来是个年轻姑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
跟着这个有妇之夫几十年，她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社交圈全丢了。
她就守着这一个男人，守着这一个家。
可这个家，里里外外透着一股冷气。
权桂云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
她开始失眠，开始吃不下饭。
她跟戴传蕙当年一样，整个人迅速地瘦了下去。
才四十七八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多岁。
他带权桂云去看病，吃了不少药，不见好。
权桂云的病也是心病，心里那股气顺不过来。
没过几年，权桂云也走了。
走的时候，才五十岁出头。
她跟了他三十多年，从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熬成了一个憔悴的中年妇人。
她得到了什么？一个名分，一个家门，还有一辈子的骂名。
她死的时候，身边只有茅玉麟这个女儿。
他又一次站在了病床前，看着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咽了气。
这一年，他快八十岁了。
两任妻子，都走在他前头。
一个被他气出了心病，一个被日子磨垮了身子。
他这时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权桂云走后，他一个人住在北京的老房子里。
那房子很大，有好几个房间。
可家里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
保姆每天来给他做饭打扫卫生，做完就走。
他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他想孩子们了。
他给大儿子写信，一封接一封。
信里说自己老了，身体不好，希望孩子们能回来看看他。
他说他知道错了，他对不起他们的母亲。
大儿子的信退回来了，信封上写着查无此人。
茅于越早就搬家了，新地址没告诉过他。
二儿子倒是回过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母亲临死前看他的那一眼，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剩下的几个孩子，连信都不回。
他拿着那些退回来的信，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他这一辈子，修了那么多桥，建了那么多路，教了那么多学生。
他走到哪里都是受人尊敬的老前辈。
可在自己家里，他连一个愿意回他信的孩子都没有。
一九七二年，他心爱的小孙女出世。
他特地给孙女取名"为蕙"——"蕙"字，取自戴传蕙的名字。
这是他能想到的，最迟到的忏悔。
一九八九年冬天，他终于病倒了。
医院下了病危通知。
小女儿茅玉麟赶到了医院。
她这时候四十岁了，在一家单位做翻译。
她守在父亲床边，端水喂药，一步都不离开。
他那六个跟戴传蕙生的孩子，没有一个来。
不是不知道消息。
茅玉麟给他们都打了电话。
大儿子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走不开，就挂了。
二儿子说，母亲当年走的时候，他在哪里。
其他几个，有的说在国外赶不回来，有的说身体不好出不了门。
他躺在病床上，弥留之际，嘴里反反复复念着戴传蕙的名字。
他念了三天。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他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人生。
他走的时候，窗外下着大雪。
病房里，只有茅玉麟一个人，握着他的手。
那个建了一辈子桥的人，到死都没能回到自己家里。
而当茅玉麟整理父亲遗物时，在床头那个上了锁的铁盒子里，发现了一封写了一半、从未寄出的信。
当她展开那页泛黄的稿纸，看到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时，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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