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与愤怒蔓延:欧洲养老金大契约走向瓦解。欧洲各国政府努力兑现未来退休者的养老权益,但脆弱的代际契约正面临破裂。巴黎——多年来,欧洲人乐于将收入的一半交给国家,以换取在60多岁时退休,依靠国家发放的养老金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
这一局面如今难以为继。财政压力和人口迅速老龄化正在动摇这一契约,欧洲各地对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前景感到恐慌与愤怒——选民曾长期视这种福利为理所当然。
法国的愤怒尤为强烈。在这里,雇员通常可以在62岁退休,领取基于过往工资、由税收供养的养老金。财政拮据、债台高筑的政府正艰难兑现这一承诺。对法国福利国家可持续性的担忧,成为近几周全国抗议活动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这也让人开始质疑一种默契的代际契约:由年轻劳动者为长辈的退休买单。
61岁的玛丽·卡龙在去年12月失去金融行业的工作后,第一次开始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她要到63岁才能开始领取退休金,想拿到全额养老金则须等到66岁,这意味着退休前必须再找到一份工作。在法国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上,招聘方几乎不雇用年纪较大的劳动者,前景并不乐观。今年她参加了7次面试,结果都未能成功。
“我往这套体系里缴了那么多钱,理应拿到一份体面的养老金。”卡龙说,“可结果呢,我可能落得流落街头。”美国劳动者长期以来自行管理退休投资组合,以此补充基础的社会保障金;而欧洲各国的人们得到的承诺,是由国家全面保障的终身收入。
欧洲的养老金体系大多实行现收现付制,退休金直接由工薪税供款支付。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步入80多岁,在职劳动者已不足以支付长辈的养老金,政府不得不将国家预算中越来越大的份额用于兑现退休者的养老权益。这反过来推高了主权债务和借贷成本,并挤占了国防、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投资。
法国选民既享有全球最长的预期寿命之一,也面对着全球最早的法定退休年龄之一。在法国,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被普遍视为迈入人生第二阶段的标志性时刻。这一阶段以旅行、爱好和休闲为主题,最幸运的人可以悠然度过近三十年。正因如此,选民对政府要求延长工作年限的政策进行了激烈抵抗。法国政府最近一份报告显示,教育部预算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退休公务员的养老金。在主管治安的内政部,养老金支出占该部门总开支的30%。
今年法国公共债务已攀升至3.6万亿欧元,而2017年马克龙当选总统时为2.2万亿欧元。法国在10年期债券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与意大利大致相当。政府面临金融市场和欧盟预算监督机构的巨大压力,被要求推行大规模削减开支。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雅各布·柯克加德表示:“不解决养老金体系不断扩大的赤字,法国就不可能完成必要的预算整固。”
法国财政部长罗兰·莱斯科尔周三接受《华尔街日报》及其他报纸采访时表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介于62岁至64岁之间——在数学上无法回避。“人口学是唯一不会说谎的科学。”莱斯科尔说,“今天没有人生孩子,20年后就不可能增加劳动人口。”纵观欧洲,各国政府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大致分为三种模式。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依靠纯粹的现收现付制融资,国家养老金可替代此前收入的74%至82%。与美国超过35万亿美元的私人退休资产投入股票和债券不同,这些国家雇员的养老保险缴费直接流入退休者的口袋。这类缴费在法国超过总工资的27%,在意大利达到33%。
2010至2015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借贷成本飙升,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推动通过了一些养老金削减措施。2011年,意大利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并将其与预期寿命挂钩。西班牙延长了用于计算养老金的工薪年限。希腊则将养老金最多削减了40%。
法国却基本按兵不动。2023年,马克龙推动一项将退休年龄逐步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法案,不得不绕过议会、不经表决强行通过,由此引发持续数月的街头冲突、焚烧的垃圾堆和全国范围的公共交通罢工。这项改革后来被搁置。
第二类是北欧国家,它们发展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更可持续的混合模式。丹麦、荷兰和瑞典将基本国家养老金兜底与在全球范围投资的准强制性职业养老金计划相结合。这三国的养老金资产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至200%,与美国水平相当,但这些资金由非营利性行业信托管理,会把积累的储蓄转换为终身年金,而非一次性给付。
柯克加德表示,这种模式能提供有保障的收入支持、优厚的退休待遇,以及有助于积累国民财富的大规模风险资本。但它也要求更长的工作年限:在丹麦,退休年龄由法律与预期寿命挂钩,预计到2070年前后,较年轻世代的退休年龄将超过74岁。
第三类是德国和英国,介于两者之间。英国实行水平较低的统一国家养老金,并配以自动将雇员纳入私人养老金基金的机制。德国的制度同样是现收现付制,但养老金水平明显低于邻国法国,且月度给付设有上限。德国还设有一种自动调整公式,当缴费者与退休者的比例恶化时,便会放慢养老金的增长。尽管国家养老金水平相对较低、退休年龄已定为67岁,德国政府每年仍须支出超过1100亿欧元,以填补养老金体系的巨大缺口——这是德国国家预算中最大的单项支出,接近联邦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2023年,经济学家布克哈德·赫尔、维托·波利托和迈克尔·威肯斯的一项研究测算了“养老金空间”,即政府在不触及摧毁财政收入的税收上限的前提下,通过劳动税收为养老金融资尚有多大的回旋余地。美国和英国的这一空间超过40%,法国和意大利则不足10%,预计将在2030年降至零。届时,对在职劳动者加税只会减少就业、压缩税收总额。
转换模式并不容易。养老金预筹融资需要数十年的持续资本积累,还可能迫使一代人付出两次:一次为长辈的养老金,一次为自己的养老金。在法国,若现在把工薪税转而投入新设立的投资基金,国库将没有现金支付现有退休者的养老金,而这个国家的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7%,届时需要新增数百亿规模的借贷。
几十年来,退休一直被视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如今,许多年轻选民开始意识到,这笔账已经算不过来了。巴黎19岁心理学学生丽安娜·西德-艾哈迈德说,今天还在沿用一套只适合另一个时代的模式毫无道理,她很怀疑自己退休时还能不能领到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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