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荷兰政府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一家本土企业的生意越做越大,订单越来越多,却开始担心荷兰已经容不下它未来的扩张计划。
这家公司叫ASML,全球最先进EUV光刻机的唯一商业供应商。
ASML当时对荷兰的人才短缺、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颇有意见,海外扩张也被摆上了考虑范围。
荷兰政府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
毕竟,这家公司一旦把更多投资放到国外,跟着流走的可能还有工程师、供应商,以及未来几十年的高端制造机会。
经过一番磋商,荷兰政府拿出了一份名叫Project Beethoven的计划。
中央政府、地方和产业界共同投入25.1亿欧元,改善埃因霍温周边的道路、住房、学校和人才培养条件,其中中央政府承担约17.3亿欧元。
这笔钱不是直接塞进ASML的账户,而是用来改善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环境。
一家企业,居然能让国家专门为它调整公共投资安排。
到了2026年10月26日,荷兰ING银行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又让外界看清了这家企业的分量。
按照ING的估算,2026年ASML自身创造的增加值,可能占荷兰全国总增加值的1.6%;如果把本土供应商和投资活动带来的间接影响也计算进去,整体经济足迹可能达到2.2%。
这里的2.2%不是ASML直接贡献的GDP,而是更大范围的经济影响估算。
荷兰可是拥有农业、化工、物流、金融等众多优势产业的欧洲发达国家。
一家卖光刻机的企业,竟然能拥有这样的经济分量。
更有意思的是,四十多年前,ASML还只是飞利浦手里一个前途未卜的小项目。
那时候别说让荷兰政府拿出25亿欧元支持产业扩张,它连自己能不能活下去都没底。
差点被抛弃的ASML,后来让三大芯片巨头一起掏钱
1984年4月1日,飞利浦和ASM International共同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字叫ASM Lithography。
这就是今天的ASML。
公司的家底,是飞利浦内部一个研发了多年的光刻设备项目。
早在20世纪70年代,飞利浦就开始研究晶圆步进机。可到了80年代,芯片制造技术越来越复杂,设备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市场上又有日本尼康、佳能等竞争对手。
飞利浦对这个项目并没有多少把握。
最终,飞利浦决定找一家合作伙伴,把业务独立出去。
当时项目组约50名员工,有47人选择加入新公司。
创业条件也谈不上体面。ASML最初在埃因霍温的飞利浦设施内办公,后来还用过条件简陋的临时棚屋。
1985年,公司搬进费尔德霍芬的新办公楼和工厂。
可搬进新工厂,不代表生意就能做起来。
到了1988年,麻烦来了。
ASML已经成立四年,但客户仍然不多。光刻设备研发需要持续投入,赚回来的钱却远远不够支撑扩张。
更糟糕的是,股东ASM International不愿意继续承担高额投入,决定退出。
另一位股东飞利浦也不好过。
当时全球电子产业陷入低迷,飞利浦正准备实施大规模成本削减。
ASML这样一家不断烧钱、又迟迟无法独立盈利的企业,在削减开支时显然不会有什么优势。
公司管理层只能再去找飞利浦求助。
这次他们找到了董事会成员Henk Bodt。
根据ASML自己的历史记录,Bodt最终说服董事会其他成员,给了这家公司最后一轮资金支持。
ASML算是从悬崖边上被拉了回来。
这笔钱后来没有白花。
公司继续改进设备,并在1990年代推出PAS 5500平台。凭借更好的生产效率和分辨率,ASML逐渐拿下重要客户。
1995年,ASML在阿姆斯特丹和纽约上市,正式成为独立的公众公司。
当初那个需要飞利浦不断输血的小项目,总算有了自己筹钱和发展的能力。
不过,上市只是摆脱了眼前的困境。接下来那场赌局,比1988年凶险得多。
ASML决定押注EUV,也就是极紫外光刻技术。
当时的芯片制造商希望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传统光刻技术却不断逼近极限。
EUV被寄予厚望,但研发难度高得吓人。
光源、反射镜、真空系统、精密控制,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套设备都可能无法达到量产要求。
ASML在长达17年的研发过程中,仅EUV相关投入就超过60亿欧元。
钱投进去,一年又一年,技术却迟迟不能大规模商业化。
2012年,事情出现了一个关键转折。
Intel率先加入ASML的客户共同投资计划,随后台积电、三星也跟着进来了。
三家企业承诺在五年内提供总计13.8亿欧元研发资金,支持EUV和下一代光刻技术的发展。
另外,三家公司还以约38.5亿欧元认购ASML合计约23%的股份。这部分股份认购所得随后通过特殊回购安排返还其他原股东,并不是全部留下用于研发。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Intel、台积电、三星,哪一个不是半导体产业里的狠角色?
三家公司平时在先进制程、市场份额和客户订单上争得不可开交,到了光刻机这个环节,却不得不坐到同一条船上。
因为它们都清楚,ASML的EUV技术如果迟迟无法量产,自己的下一代芯片制造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竞争可以继续,但设备不能没有。
德国蔡司同样深度参与了这场研发。
EUV光刻机需要极其精密的反射镜系统,ASML长期与蔡司合作。美国企业Cymer则提供重要的光源技术,后来被ASML收购。
最终,EUV逐渐实现商业化,ASML也在全球最先进光刻设备市场建立起难以替代的地位。
当年飞利浦差点不愿意继续养活的小公司,二十多年后,竟然让全球最有实力的芯片制造商拿出巨额资金支持研发。
命运转得实在够快。
美国疯狂砸钱搞AI,荷兰却跟着赚得盆满钵满
2026年10月14日,ASML公布第三季度财报。
单季度销售额达到116.6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净利润约50亿欧元。
全年销售额预期也被上调到440亿至450亿欧元。
真正让市场兴奋的,是公司管理层对未来的判断。
ASML首席执行官Christophe Fouquet表示,客户正在不断上调设备需求预测,尤其是对AI投资规模和持续时间的预期,比之前更加乐观。
部分客户甚至已经开始讨论2029年、2030年的设备订单。
ASML还发现,按照目前的生产安排,未来两年的产能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客户需求。
光刻机还没造出来,客户已经开始为几年之后的设备做打算。
这背后最大的推手之一,就是美国科技公司掀起的AI投资浪潮。
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不断建设数据中心,英伟达的AI芯片需求持续增长,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商也要扩大先进产能。
而台积电要制造更多先进芯片,就绕不开ASML的设备。
美国科技公司投入巨额资本开支,最后有一部分沿着产业链流向了荷兰南部的费尔德霍芬。
当然,ASML的生意不全靠AI,存储芯片和其他半导体投资同样贡献需求。但这一轮AI热潮,确实让它迎来了新的扩张机会。
ASML自己忙,周围的企业也没闲着。
一台先进光刻机需要大量精密零部件、特殊材料、控制系统和软件。ASML订单增加,给它供货的机械厂、电子企业和工程服务商也要跟着扩大生产。
2025年,ASML的研发支出达到约47亿欧元,约70%的研发员工位于荷兰。
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半导体产业相关营业额约456亿欧元,而2019年只有213亿欧元。
相关就业人数也从约2.32万人增加到4.32万人。
全球AI投资的热潮,让荷兰这片老工业区越来越热闹。
但人多了,问题也跟着来了。
企业需要更多工程师,工程师需要房子,供应商需要厂房,新员工需要学校、道路和公共交通。
当地的基础设施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2024年。
荷兰政府为什么要搞Project Beethoven?
因为ASML有能力去其他国家扩张。
荷兰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人才、住房和产业空间,企业未来的增量投资就可能流向海外。
等到订单、研发团队和供应商逐渐迁走,再想把它们请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因此,荷兰政府决定提前掏钱。
计划中还包括到2030年底,在原有住房建设安排之外增加近2万套住房。
想想也挺有意思。
四十年前,ASML连自己都养不活,要到处找人投资。
四十年后,它发展得太快,荷兰政府开始担心本国的住房、交通和人才供应跟不上。
不过,企业做得越大,麻烦也未必越少。
尤其当它卖的东西,恰好是中美两国都高度重视的先进半导体设备时。
美国想管住它,中国想摆脱它,荷兰又离不开它
ASML的光刻设备,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里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
中国长期是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2024年,中国客户贡献了ASML约36.1%的总销售额;2025年,这一比例仍然达到29.1%。
这样的市场,任何一家商业公司都不可能轻易放弃。
但美国显然有不同的考虑。
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升级,美国不断推动限制先进芯片制造技术向中国扩散。
荷兰也开始收紧相关设备的出口许可。
2023年9月,荷兰对特定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许可制度。
2024年9月,更多先进浸没式DUV光刻设备被纳入许可范围。
2025年4月,部分测量和检测设备也受到许可管理。
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面禁止所有光刻设备出口中国,但对于部分先进设备,ASML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商业需求自行决定销售。
尤其是EUV光刻机,中国客户一直无法像其他主要先进芯片制造商那样购买。
美国不希望中国轻易获得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能力,中国则不断加快半导体设备国产化。
夹在中间的荷兰有些为难。
一边是美国的安全合作与技术体系,一边是ASML的重要客户。
美国希望管住技术扩散,荷兰却要考虑本国企业的订单、利润和长期竞争力。
而中国也并非只能接受这种局面。
先进设备的出口限制越多,中国发展本土半导体设备产业的动力就越强。
对ASML来说,这恐怕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今天它在最先进EUV领域没有同等级别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谁也不能保证几十年后仍然如此。
况且,ASML自己也不是一座孤岛。
最重要的光学系统来自德国蔡司,光源技术的重要部分来自美国Cymer,其他零部件和材料分布在全球各地。
ASML年报还提到过稀土相关出口限制可能给供应链带来的风险。
荷兰掌握着光刻机整机集成领域的顶尖能力,却并没有把全部关键技术都握在自己手里。
美国、中国、德国、荷兰,还有众多亚洲芯片制造商,谁也无法轻易把其他人从产业链里剔除。
我倒觉得,这才是ASML最微妙的处境。
它越重要,就越容易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它越想扩大市场,就越难完全摆脱各国政策的影响。
但荷兰需要担心的,还不止中美竞争。
欧洲另一个国家,早就吃过一家超级企业盛极而衰的苦头。
那就是芬兰。
上世纪90年代末,诺基亚风光得不得了。
那时候,诺基亚是全球手机产业的霸主,也是芬兰最耀眼的科技企业。
根据OECD不同研究采用的统计口径,诺基亚在鼎盛时期创造的经济价值,一度达到芬兰GDP的几个百分点。
2008年,诺基亚的研发支出甚至占芬兰全国研发支出的约37%。
可智能手机时代来得太快。
苹果推出iPhone,Android迅速崛起,诺基亚原本在功能手机市场建立的优势,一点点被新的竞争规则吞噬。
到了2011年,部分研究估算诺基亚对芬兰GDP的贡献已经降到约0.5%。
曾经围绕诺基亚成长起来的供应商、工程师和研发体系,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当然,ASML和诺基亚的处境并不相同。
诺基亚身处竞争激烈、技术变化迅速的消费电子市场;ASML则在半导体制造设备领域深耕几十年,客户更集中,技术门槛也高得多。
但荷兰恐怕也不敢完全忘记芬兰的教训。
ASML的订单仍然受到全球半导体投资周期影响。今天AI投资火热,客户提前几年订设备;哪天投资热潮降温,芯片制造商推迟扩产,同样会影响设备需求。
ASML正在扩大存量设备维护和升级业务,2026年第三季度相关收入达到32.9亿欧元,但这也无法彻底消除行业周期波动。
更麻烦的是,一家企业越成功,整个地区的人才、研发和供应商就越容易围着它转。
芬兰当年已经证明,产业高度集中时,企业的麻烦很容易变成整个国家的麻烦。
1988年,ASML最困难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这家连研发资金都凑不齐的小公司,有一天会成为全球芯片产业绕不开的角色。
那时候,它还得低着头找飞利浦要钱。
三十多年过去,情况完全反了过来。
全球最有钱的科技公司,沿着一条漫长的产业链,把数以亿计的资金送到了荷兰南部。Intel、台积电、三星曾经掏钱支持它研发,荷兰政府如今又拿出数十亿欧元,为它所在的产业集群修路、建房、培养工程师。
当年差点被放弃的企业,成了荷兰最舍不得失去的宝贝。
但历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
上世纪90年代,芬兰人看着诺基亚横扫全球手机市场时,大概也很难想象,有一天,这个让整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名字,会逐渐退出手机产业的中心舞台。
今天的ASML当然远比当年的诺基亚更难替代。可几十年前,又有多少人能料到,手机产业会被一块触摸屏和一个全新的软件生态彻底改写?
技术的世界,从来没有谁能永远坐在牌桌中央。
荷兰足够幸运。四十年前,它没有放弃那群埋头研究光刻机的工程师。四十年后,这群人和他们的继任者,让一个只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在全球最重要的产业竞争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但幸运不会永远眷顾同一个地方。
也许再过几十年,费尔德霍芬依然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中心,也许新的技术会在另一个国家、另一间实验室里悄悄诞生。
谁知道呢?
1984年的飞利浦,同样不知道自己放手交出去的那个小项目,后来会长成今天这个样子。
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的伟大企业。可一家企业能走多远,和一个国家能走多远,终究是两回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