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U救治过无数危重患者的重症医生饶歆，这次成了躺在病床上的人，经历13小时手术终获救。
如今重返工作岗位的他，以自己为例，提醒同行注意急性肺栓塞后遗症。
撰文 | 燕小六
42岁的知名重症医生饶歆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接受ECMO治疗的重症患者。
饶歆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移动ECMO组组长，长期为呼吸衰竭、心脏骤停的危重患者建立生命支持。如今，熟悉的设备用到自己身上，为他操作和监护的，是并肩工作的医疗同行。
让饶歆躺上手术台的，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7月29日，约30名医护协作，为他实施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手术持续约13小时，其间3次深低温停循环，累计38分钟。
术后约21天，饶歆返回科室，一边康复，一边处理日常事务。10月19日，他向“医学界”讲述这次患病经历。熟悉危重症救治的他，也曾忽视身体的警报，又因深知手术风险而犹豫。
回头看，他坦言：“是我自己耽误了。”
术后两个月，饶歆（中）参加学术会议。/图源：受访者
医生面对疾病时有过犹豫
最初的警报，出现在2018年。
当时，饶歆运动时伤了腿，制动一段时间后，下肢出现血栓。当年10月，血栓脱落进入肺动脉，他突然呼吸急促，喘得走不动路，还出现了低血压。
那段时间工作压力大，他一度担心自己得了心肌炎。休息没有改善症状，后续检查确诊急性肺栓塞，随即他的身体被置入滤器，并接受溶栓治疗。但血栓并未完全消除。
随着急性症状缓解，日常工作和生活似乎又能照常继续。饶歆知道肺动脉里残留血栓，只是后来没什么明显感觉，再加上忙，便渐渐把它放在了一边。
症状暂时不明显，病变却继续进展。未消退的血栓逐渐机化、纤维瘢痕化，与增厚的血管内膜共同阻塞肺动脉。加上继发的肺血管重塑，肺血管阻力升高，右心负担随之加重，最终可能出现右心衰竭。
到今年年初，饶歆走三四百米已经很吃力了，脚经常肿。回头看，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他已感觉身体不对劲，却没有积极处理。今年3月，他被确诊CTEPH。
图源：受访者
这是一种罕见的肺血管病，人群患病率大约（25-38）/百万，是急性肺栓塞的远期并发症。患者早期常表现为活动后气短、乏力等，容易被归因于劳累或缺少锻炼。对熟悉危重症的饶歆而言，他知道疾病危险，却没有轻易手术。
出血、感染、复苏……他太熟悉这些风险了，因此有些“畏难”。确诊后，他先后接受了两次介入治疗，希望打通血管，遗憾的是均未达到预期效果。
是否手术、如何保障围手术期安全，需要各学科团队一起决定。饶歆却在此时选择退出讨论。他向“医学界”解释，此举是不想给同事压力。经过此前的尝试，他已经准备好接受手术。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诊断与治疗指南（2024版）》指出，对所有CTEPH患者制定方案时，应首先通过多学科讨论明确能否接受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对适合手术者，清除阻塞病变可改善血流动力学和活动耐力，部分患者可达到临床治愈。
指南强调，手术可行性不仅取决于是否有血栓，还要评估病变位置、血流动力学、心肺功能和合并症。是否能够抵达病变、清除后能带来多少改善，都需要有经验的团队判断。这也是会诊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原因。
手术、介入和药物各有适用条件。饶歆反思自己面对疾病时的犹豫：“现在想来，没有人能在疾病面前幸免，谁都不能硬扛。”
持续13小时，30多名专家完成手术
7月29日早上7点，饶歆被推进手术室。心外科、体外循环、麻醉、重症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
回忆手术过程，饶歆只记得，麻醉医生让他数5个数，数到第三个，他就失去了知觉。此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等病情稳定后，同事拿着术中照片，一点点讲给他听的。
在他沉睡的十余个小时里，手术要让肺动脉重新通畅。外科医生需要清除陈旧血栓和增厚内膜。这些病变已经紧密结合，不像取出一个游离血块那样简单处理，而是要找到合适的层面，沿血管向远端精细剥离。
剥得太浅，可能留下阻塞病变；剥得太深，又有损伤血管、出血的风险。手术还需要清晰的无血视野，让医生看清远端分支，并尽可能完整地清除病变。
深低温停循环为无血操作创造了条件。体外循环团队先通过体外循环降温，降低机体代谢和耗氧，再在严密监测下分次暂停循环。“核心体温降到18℃，心脏不跳，血液停止运行。通俗意义上说，深低温停循环时，身体机能就像‘死’了一样。”饶歆说。
停循环需要争分夺秒。若脑氧饱和度下降超过基线水平的40%，就得立刻恢复循环。过一会儿再降温，继续手术。整个过程中，体外循环团队控制灌注、降温和复温，麻醉团队连续监测血压、脑氧等指标；每一次停循环与恢复，都需要各专业配合。
据饶歆回忆，手术持续约13小时，3次停循环累计38分钟，其中第3次的8分钟用于修复肺动脉内膜。那些他在麻醉中毫无感知的时间，被同事们逐项监测、记录，直到手术结束。
饶歆过去曾为患者使用深低温策略，知道降低核心体温、监测脑氧和及时恢复灌注的重要性。这次，他需要依靠同事们，来完成自己熟悉的生命支持。
手术结束，肺动脉恢复血流，转入ICU的饶歆面临新的挑战。再灌注相关肺损伤、肺水肿，以及出血、循环不稳定等问题，随时可能发生。
这是因为原本受阻的肺血流重新建立，并不等于肺部能立即恢复正常工作，仍需呼吸和循环支持，等待受损组织逐步恢复。
术后最初3天，饶歆的氧合指数一度在100mmHg左右，提示氧合明显受损。ICU团队结合肺部超声、动脉血气和循环指标反复评估，调整液体管理、呼吸支持、镇痛镇静等措施。
ICU副主任王静守了他3天，直到他渡过肺水肿难关，顺利拔管。移动ECMO组的医生们自发排班，参与一对一照护。6名护士分两班，专人负责。
过程中，复苏环节曾出现波折。饶歆的脑部监测有指标偏低，团队担心他出现神经系统问题，调低镇静程度后，发现只有一侧手能动。
过了一会儿，另一侧也逐渐恢复活动，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图源：受访者
以自己为例提醒同行，更懂得换位思考
术后第3天，饶歆从深度镇静中苏醒并拔管，第5天下床活动。对于此前的治疗，他说自己没有痛苦的记忆：“镇痛镇静做得好，该拔管时就拔管，整套流程干净漂亮。”
看护饶歆的都是并肩工作十多年的同事。饶歆熟悉他们处理危重病情的方式，也愿意配合每一步安排。
也是醒来后，饶歆慢慢知道，很多人一直默默守着自己。
博士导师李建国已70多岁。手术当天早上6点半，他就到了手术室门口，比饶歆还早半小时。老人一直等到手术结束、学生转入ICU，之后又多次探望。
“他一直把患者当家人，我也不例外。”饶歆说。
父母则是在术后第5天，看到饶歆在朋友圈报平安，才知道儿子刚经历过这样一台大手术。那篇长文里，他感谢大家为自己付出，也写下“为我这个并不优秀的医生”。
除了谦虚，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作为医生，他觉得自己在面对疾病时并没有做得很好。从知道肺动脉里有血栓，到身体出现不适，再到接受手术，他走过弯路，也耽搁过。
同事们称他的恢复是“康复奇迹”，饶歆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于信任与配合。一旦成为患者，他就尽量按医生要求行动，让治疗和康复计划得以落实。
他带领的移动ECMO组成立近5年来，多次携设备奔赴基层，为近400名呼吸衰竭或心脏骤停的危重患者现场置管、建立生命支持。遇到紧急情况，这支团队需要快速响应，在当地为患者争取时间。
这样的工作让他熟悉生命支持的许多细节。但自己的治疗具体怎么安排，即使涉及擅长的ECMO，饶歆也没有介入讨论。他把决定权都交给同事，自己做配合治疗的那个人。
术后第21天，他返回科室，开始处理日常事务，同时继续康复训练。同事们都劝他“悠着点”，不要勉强。
胸骨还在愈合时，饶歆就戴着固定带走上学术讲台，讲起自己的诊疗经历。
术后1个月，饶歆（白大褂）返岗、查房。/图源：受访者
返岗并不意味着痊愈。接受“医学界”访谈时，他仍需控制每天步行的时间和距离，避免扩胸动作和情绪大起大落。重返工作，是在继续康复的同时，逐步找回原有的生活节奏。
CTEPH患者的康复，往往会延续到出院后。2024版指南推荐，无禁忌证的CTEPH患者应终生抗凝；对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应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指导下锻炼，并监测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康复训练也应随恢复情况调整。
“除去不能运动、别太激动，我现在根本没啥。”饶歆说。他希望同行能记住的，不只是这台手术。CTEPH早期症状缺乏特异性，肺栓塞患者即使渡过急性期，后续出现或持续存在的活动后气短，仍值得关注。
2024版指南建议，急性肺栓塞患者接受3个月以上规范抗凝后，若有相关危险因素或活动后呼吸困难，应筛查CTEPH。对饶歆来说，讲出自己的病史，就是想让更多人早一点想到这种可能。
“不光是老百姓，专科医生的认知可能都不太完备。”他以自己为例提醒同行。如今，在镇痛镇静、体外生命支持等不同学术场合，他都愿意开诚布公地讲起这次患病经历。
这改变了他与家属交流的方式。“我更能体会到病情危急的情况下，人有多绝望。”饶歆说。对于ICU门外的家属，了解病情往往只能依靠每天短暂的沟通。自己熟悉的流程，对他们来说可能仍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
他说，自己以前性子急，有时解释不够详细。现在，他会跟患者和家属尽可能多沟通，尽量安抚家属。过去他常说“把病人交给我们”，如今还会告诉对方，自己也躺过中南医院ICU的病床，经历过这些治疗，信赖这里的团队。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赵 静
责编：汪 航
*“医学界”力求所发表内容专业、可靠，但不对内容的准确性做出承诺；请相关各方在采用或以此作为决策依据时另行核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