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北京铁路专运处的专列上,厨师程汝明开始为毛泽东服务。七年后,他被调到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负责江青的饮食,直到1976年10月。那段经历,后来由程汝明口述,阎长贵、李宇峰整理成文字,留下了不少少见的细节。
程汝明会做中餐,也精通西餐。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同时掌握两套烹饪方法的厨师并不多。他进入十一号楼,并不是因为主动求取什么,而是组织安排。可在那个特殊环境里,身边工作人员的一举一动,往往都容易被外界放大。
江青的生活习惯,给程汝明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讲究不多,却有自己的规矩。她平时多穿军装,也喜欢穿布拉吉。衣服送到裁缝那里,常常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改动,改好以后,看上去像是专门定做的新衣。
饮食方面,她并不主张铺张。程汝明回忆,她通常按照毛泽东提倡的生活方式吃饭,不是大吃大喝的人。十一号楼的厨房虽然承担重要接待任务,但日常饮食并没有因此变成铺陈排场。
有意思的是,她对风和光线十分敏感。刮风时,窗户往往关得很严;早些年外出坐车,还要用绿色塑料布遮住车身,只在挡风玻璃处留出视线。有人听到这里,忍不住问:“车子罩住了,司机怎么看路?”程汝明解释,前方必须留出一块空隙,否则根本无法行车。
这种生活细节,旁人未必都能理解。程汝明说,1958年至1959年间,她怕光的情况尤其明显,后来才逐渐缓和。阎长贵自1967年起在十一号楼工作,听说这件事后也表示,怕光确实存在,但严重到坐车需要遮挡,自己此前并不知情。
真正让工作人员感到压力的,还是她的脾气。十一号楼里,护士和保健人员承受的责难较多。徐涛曾担任她的保健医生,因为一些小事受到严厉批评,甚至被说得落泪。程汝明见状劝他:“在这里工作,谁没有挨过批评,别把这件事看得太重。”
这句话听起来直白,却反映出十一号楼的工作状态。那里的人不能只会做事,还得承受情绪变化,更要懂得分寸。今天受到了信任,不代表明天仍然安全;一句随口说出的话,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程汝明认为,1974年以后,十一号楼的生活气氛有所变化。江青对吃穿住用的关注减少,更多心思放在政治活动和职位问题上。工作人员感受到的,并不只是生活安排的变化,还有整个环境重心的转移。
但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作人员并没有因此获得多少便利。程汝明回忆,十一号楼的人不能借着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身份办事,更不能拿这层关系去压别人。江青曾反复告诫他们:“不要狗仗人势。”
话说得重,意思却很明确。杨银禄后来担任十一号楼第二任秘书,他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知道的越少越好,离得越远越好。合影时,只要没有特别安排,他也很少往前凑。不是故意冷淡,而是清楚秘书离核心越近,承担的风险越大。
这种谨慎近乎刻板,却是当时环境下的自保方式。领导偶尔谈些私事,工作人员不能把它当成亲近,更不能向外传播。即便事情不是从自己这里泄露出去,只要被认为知情,也可能受到牵连。
因此,外界对十一号楼工作人员的印象,往往是规矩、安静、办事谨慎。他们没有公开炫耀,也很少借势谋利。可“不沾光”并不等于“不受影响”,恰恰相反,离权力中心越近,越容易被时代的风浪卷进去。
阎长贵后来概括,十一号楼的人没有谁真正因这层关系得利,倒霉的却不少。相对轻一些的,是被调离或赶出十一号楼;再重一些的,是下放农场;最严重的,则是像阎长贵一样,被送进秦城监狱。
三种结局,背后是同一个道理:他们看似站在重要人物身边,实际并没有决定命运的权力。工作做得再谨慎,也未必能够避开政治风云。十一号楼的门曾经很近,门外的世界却始终不是他们能够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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