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在国民政府的一再要求下,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可没想到部队行至皖南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近十倍兵力的袭击,导致新四军伤亡近7000人。

事后,蒋介石倒打一耙,污蔑新四军“叛变”,要撤销该部番号。并且他还强硬地要求共产党不得宣传事件真相,各大新闻报社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周总理无奈只能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来表达内心的悲愤。

老蒋为了把声势造起来,还向12大战区司令施压,要求他们签发联名通电,一同指责新四军在“破坏抗战”。

在那样的背景下,国民党高层生怕被贴上亲共的标签,绝大多数战区司令就都在通电上签了字,唯有一人,始终硬顶着没有附和,即便重庆方面多次威胁他也并未屈服,最终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发表通电的战区司令。

消息传回重庆,蒋介石气急拍桌,却又拿这位司令没办法,因为对方叫张发奎,确实有反对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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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发奎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1896年出生于广东韶关,1912年考入了广东陆军小学并加入同盟会。1916年从武昌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他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曾出任总统府警卫团三营营长。

当时警卫团的另外两个营长是薛岳和叶挺。虽然在后世张发奎不如薛、叶知名度高,但在早期他的发展速度远比后两人快。

1925年,粤军第1师与大元帅府警卫团、铁甲车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担任第四军独立旅旅长;1926年升为第四军12师师长;

1927年再升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这个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叶挺时任十一军24师师长,跟张发奎差了几级。

手握精锐重兵,当年的张发奎可谓春风得意权倾一时。最牛的是,1927年我党爆发的三大起义,中坚力量都出自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有七位后来的开国元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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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甲车队这支我党直接掌握的武装,是第二方面军的源头之一,因此张发奎的队伍里一直有不少共产党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兆铭为了跟蒋介石争权,暂时没有清共,反而让张发奎吸纳了张云逸、叶剑英等人到第二方面军任职。

但是没过多久蒋、汪为了共同的利益暂时合流,汪兆铭便与张发奎商议要解除叶挺、贺龙等人的兵权。叶剑英将这个消息及时传递,促成了南昌起义的爆发。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除朱德率领的一个军官教育团外,其他基本都在第二方面军建制下,也就是说,都是张发奎原先的部下。并且起义军为能争取更多革命人士,沿用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在本次起义中,后来成为了新中国元帅的人有: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党代表聂荣臻、第11军25师73团指导员陈毅、第11军25师73团1营7连连长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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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就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秋收起义也走出来一位元帅——罗荣桓。

罗帅最开始在鄂南开展农民运动,起义前率农民武装赶到江西修水,然后这支武装被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罗荣桓改任警卫团特务连党代表,名义上也属于张发奎的部下。

同年12月11日,趁着张发奎与粤桂军阀作战之际,第四军教导团等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广州起义。

叶剑英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除他以外还有一名后来的元帅参加了广州起义,那就是在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中指挥作战的徐向前。

徐帅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起义中不是张发奎部下,但起义前是。早在1927年4月他就被派往张发奎司令部担任上尉参谋,南昌起义爆发时他所在的司令部根本没办法接到通知,因而错过。等南昌起义爆发后,张发奎心有余悸,将部队里剩下的共产党礼送出境,徐向前就听从组织命令,辗转至广东参加了广州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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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四位,秋收一位,广州两位,加在一起就有七名元帅曾是张发奎的下属。

如果算上南昌起义后,朱德及刘伯承都编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为争取张发奎,南昌起义名单上贺龙只是代总指挥,总指挥的位置还给张发奎留着),那就一共有九位元帅曾是张发奎名义上的部下。

这么看,张发奎对革命的贡献也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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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过这几次起义后,张发奎的实力虽然受损,但并没有伤到根本,照样能同时跟粤、桂军阀作战,并且还参加了第二次北伐。

奈何张发奎死心塌地跟着汪兆铭,几次下来嫡系部队拼了个干净,中原大战结束时身边就剩下了两个团,之后逐渐退出了一线大佬队列。这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落差。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抗战爆发后,他反而成为第四战区司令最合适的人选。第四战区下辖广东、广西,粤系和桂系时分时合,谁都不愿意对方站在自己头上。

如果贸然提拔一方,另一方势必感到不快,这在抗战的大背景下是不利的。蒋介石也不愿看到其中一方做大,更多是希望制衡。

而张发奎不同,他资历方面是没任何问题的,加上没有实权,对谁来说都不是威胁,所以大家都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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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这样没有嫡系的人仍是不相信,同时设桂林行营,让白崇禧任主任,等于在张发奎身边再安一道保险,既用他协调桂系,又不完全放权。

张发奎知道自己的处境,他对余汉谋说过:“粤北防务,全仗兄台”。在任期间,他也确实难以指挥部队,想让粤西64军155师去查扣鸦片,结果师长邓鄂说:“军事行动上服从张长官命令,其他事务不能遵循。”连这种无需冒险的任务都不听从,真有战事怎么可能把你放在眼里。

不过,也恰恰是这种状态,让张发奎具备独特的勇气。

其他国民党高官、战区司令为什么在皖南事变后会发表颠倒黑白的通电?除了一部分真的势若仇敌的外,其余顺从的人要么是怕丢权要么是怕丢命。这两点,都是影响不到张发奎的。

权,张发奎本来就没权,无所谓;命,张发奎是国民党大佬级别人物,这样一个对蒋介石起不到威胁的老资历,如果就因为不肯盲从便遭遇不测,那别的实权派军阀怎么想?

本就散装的国民党政府会立刻更加散装,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会跌到谷底。所以,张发奎不存在那些顾忌,也让老蒋即便气得拍桌都拿他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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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发奎之所以不同流合污,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共产党有好感,极为憎恶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在国民党阵营里,张发奎对共产党确实算比较友好的了,别的不说,就南昌起义是打着他的旗号、从他麾下拉走部队,他还愿意把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请出队伍,而不是举起屠刀,已属难得。后来他虽然没什么权力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他还是愿意对共产党施以援手的。

抗战时期,张发奎在第四战区还是尽其所能与共产党合作、提供便利,左洪涛、何家槐等很明显跟共产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他都愿意留在身边,甚至让这些人成为秘书。

他做这些并不是要投共,只是将国家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他知道唯有国共合作才是抗日的根本。所以,任何分裂行径他都绝不盲从。

彼时第四战区内有不少人劝他就配合着发个通电,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肯定是利大于弊的。但张发奎选择拒绝,他说:“抗日是大事,内战是蠢事,我绝不签这种分裂国家的东西!”这份勇气和良知,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