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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博主被害案的裁判文书显示,2024年10月,境外人员“少校”在加密社交软件发布有偿劫持任务,赏金从3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目标直指长期曝光缅北、柬埔寨电诈的吴恺(“徽剑”)。赵冰接单后,纠集多人冒充警察实施绑架,跨省殴打逼问,最终将吴恺遗弃致死。“少校”向涉案人员支付了100万元。目前,直接实施者赵冰以故意伤害罪获判死缓,其余十余人分别因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窝藏获刑,而“少校”身份至今未披露、仍未归案。一个自然的疑问是:出钱的人远在境外、没有亲自动手,他的刑事责任究竟怎么算?会不会因为“人没抓到”而慢慢淡出追责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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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凶案件中,最危险的误解是“动手的人才是主犯,出钱的人只是教唆”。

第一,雇凶者和受雇者的主犯认定,不看“谁的手上沾了血”,而看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确定罪责大小的根据,是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综合考量雇凶者的目的意图、希望达到的结果、是否直接实施、参与程度,以及受雇者的手段、情节和实际危害后果,不能片面判断。

本案“少校”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教唆”的范畴:发起犯意、设定目标、发布任务、提供赏金、遥控指挥、接收“完工”反馈并支付报酬。这一整套行为,在共同犯罪中处于发起、策划、组织、资助的核心位置。没有百万赏金的驱动和明确的任务指向,赵冰等人不会自行锁定一个与自身无直接利害冲突的反诈博主。从因果链条上看,“少校”是犯罪能量的源头;从作用上看,他是组织者而非附和者。归案后按主犯追责,具有充分的规范依据,但是否认定为主犯、是否属于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仍应由法院根据全案证据判断。

第二,“未归案”不等于“未认定”,更不等于“不追责”。

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未到案,不影响对已到案者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定罪量刑,同样也不影响对未到案者共犯身份的规范评价。司法实践早已明确:同案人在逃,有证据证明在案被告人起次要作用的,不能因为在逃者缺席就压低在案者的罪责评价;反过来,在逃的发起者、指挥者,其主犯身份依据在案证据具备作出法律认定的基础,最终需经审判确认。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未归案不影响规范评价”不等于“未归案可以从宽推定”。在案证据能够证明在案者起主要作用的,依法认定;在案证据只能证明起次要作用的,同样依法认定。规则的核心是证据,不是到案状态。

本案二审裁定已经明确案件性质是“境外电诈衍生的蓄意跨省暴力犯罪,目的是打压民间反诈人员”,这一整体定性本身就包含了对上游发起行为的否定评价。

“少校”归案后,面临的不是“是否构成犯罪”的模糊地带,而是故意伤害致死共同犯罪中主犯责任的精确裁量。

第三,链条上的其他人为什么罪名不同?这是共同犯罪“分层评价”的正常结果。

赵冰作为直接实行者,对死亡结果承担故意伤害致死的实行犯责任;陶腾飞、宋海军等参与殴打者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相应刑罚;曹东等人以非法拘禁罪获刑,是因为其参与环节停留在控制、看管阶段,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殴打致死行为存在共同故意;郭鸽鸽、陈展鹏以窝藏罪获刑,是事后帮助行为的独立评价。

这种罪名分化,恰恰说明法院在共同犯罪中逐人审查主观故意与客观行为,而不是搞“沾边就故意伤害”。但分层不意味着降格:赵冰作为直接实行者已被认定为主犯;“少校”归案后,依据在案证据具备认定为主犯的事实基础,最终由法院判断。中间层级的参与者按实际参与程度承担相应责任,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不是对组织者的宽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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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未归案,是追逃问题,不是法律定性问题。雇凶链条的刑事责任分配,核心在于:谁发起了犯罪、谁提供了犯罪得以发生的资源与方向、谁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把钱和指令发出去的人,手是“干净”的,但一旦经审判认定为主犯,其法律责任不会比动手的人轻。对于徽剑案而言,持续追捕“少校”并使其以主犯身份接受审判,才是对这条百万赏金链条完整的法律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