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15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驻地，第三团政委萧锋前来向司令员杨成武汇报战况。此时的第三团刚从日军多路围攻中突围出来，部队虽然疲惫，人数却由最初的一千四百多人扩充到两千余人。
按常理说，这样的战绩足以得到肯定。杨成武开口后，气氛却迅速变了：“你6月1日带部队北进行动，没有请示，险些被敌人围歼，军区已经决定，派人把你找回来查办。”
萧锋当场顶了回去。他认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若一味等待命令，部队可能连突围的机会都没有。争执越说越激烈，积压已久的不满也被带了出来：“论资格，我参加革命比你早两年，你当司令才几天！”
这句话并不是单纯为了争一口气。萧锋心里还有另一件事：第三团组建时，杨成武曾谈过由他担任团长，正式任命下来，他却成了政委，团长改由邱蔚担任。职务变化本身并非不能接受，但在战事紧张、解释不足的情况下，难免让他觉得受了冷落。
第三团的底子并不弱。1938年3月，萧锋奉命在河北涞源一带整编地方武装，部队主要由五个县的大队、支队合编而成，排以上干部中有不少经历过红军时期战斗的老干部。这样的队伍，既有战斗经验，也带着地方武装特有的灵活性。
整编完成不久，日军便向涞源发动进攻。3月26日，日军凭借飞机和地面兵力攻占县城，第三团在撤退途中构筑防线，阻挡敌军继续向根据地腹地推进。敌人虽然装备占优，却没有轻易撕开防线。
4月11日，八路军展开反击。第二团收复涞源县城，第一团和第三团追击撤退的日军。部队赶到王要镇时，敌人正在做饭，迫击炮连抓住时机突然开火，日军阵形很快被打乱。
战斗的意义不只在于消灭多少敌人。日军退却后，八路军开始把工作重心伸向更广区域。第三团进入阳高、张家口、宣化一带，配合地方干部建立抗日组织，发展游击力量。部队每到一处，既要打仗，也要筹粮、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力量。
5月，第三团连续在西合营、大云庄等地作战。一次伏击中，日军车辆被炸毁；另几次进攻则缴获步枪、机枪和掷弹筒。战斗消息传开后，地方青年纷纷加入部队，第三团很快扩大到近两千人，影响力也随之增加。
但队伍壮大，也更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第三团活动区域靠近平绥铁路，牵动日军交通线。6月1日，日军从蔚县、广灵、阳原、东城等据点调集兵力，分八路合围，企图把这支新扩大的部队一次吃掉。
萧锋没有把部队钉在一个地方硬拼，而是采取运动防御，利用村庄、山地和道路不断转换位置。第三团边打边走，正面阻击与侧翼迂回交替使用。两天之内，部队多次交战，虽给敌人造成损失，自身也付出了伤亡。
6月3日晚，第三团抵达吉家庄，官兵连续作战，几乎没有完整休息。偏偏此时，军分区参谋长熊伯涛询问情况时，先说了一句：“听说你们被敌人包围，全军覆没了？”
这句带有试探意味的话，触碰了萧锋的情绪。他认为部队刚刚脱险，干部应当先核实战况，而不是凭传闻责问。双方发生争执，矛盾由此进一步扩大。
第二天，第三团经过西合营西交宅附近时再次遭到伏击。萧锋迅速下令撤离，避免部队被拖入不利地形。6月6日，六百多名日军扑向牛大人庄，第三团提前挖壕沟、设防线，硬是把敌人挡在村外。
敌军久攻不下，准备后撤。壕沟中的八路军抓住时机发起冲击，双方展开近距离搏杀。此战日军有六十一人被击毙，其中包括一名大尉，第三团也有六人牺牲、十八人负伤。对一支刚经历连续突围的部队而言，这是一场代价很大的胜利。
杨成武所担心的，正是6月1日那次擅自调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在上级看来，部队未经请示改变行动方向，若判断失误，整个第三团都可能陷入绝境；萧锋则认为，战场上的指挥员不能只等电令，必须根据敌情作出决定。
会议之后，杨成武宣布撤销萧锋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萧锋不服，直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处申诉。聂荣臻听取双方情况后指出，分区处理确有不妥，但萧锋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他对萧锋说：“硬骨头精神要用在对敌斗争上，不能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随后，萧锋被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巡视团主任，杨成武与萧锋也分别作了检讨。两人的冲突没有演变成派系争斗，组织通过调整职务，让争执暂时停了下来。
这段插曲留下的，并不是谁在争吵中压过了谁。抗战初期的根据地部队，命令体系尚在磨合，干部之间既有战友情，也有职务与资历的牵扯。萧锋的果断救了部队，杨成武对纪律的坚持也有现实依据，问题最终落在了“临机处置”与“请示制度”如何衔接上。
1955年授衔时，萧锋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那场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争执，成为他军旅经历中一次颇具棱角的插曲，也让第三团在连续作战中的生死选择，留下了清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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