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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沉默了半分钟。科恩办公室的窗户是关着的，但隔壁房间隐约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一下接一下，像节拍器。
“立案需要多长时间？”
“我今天下午可以叫人拟起诉书。明天就可以向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科恩靠回椅背，手指交叉放在桌上，“代价是这件事会立刻上报纸。你知道反诉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不是在角落里的被告，而是站在拳击台中央的斗士。你要准备好面对媒体的追问、民权组织的抗议、银行信贷委员会的电话。你的贾维茨中心项目刚刚进入区划申请的初步阶段。现在加上种族歧视诉讼，你还能撑住吗？”
唐纳德想起沃克斯曼给他的三条战线，技术、政治、历史。现在三条战线合而为一，变成一张放在他办公桌上的起诉书。
“我可以撑住，”他说，“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你亲自代理。不要转给你手下的合伙人。不要让你的初级律师去听证会。你本人。每一场听证会、每一次记者招待会、每一份呈给法院的文件，你的名字在上面。”
科恩看着唐纳德。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笑。
“你知道我上一次亲自代理民事反诉是什么时候？”
“不知道。”
“1957年。我被赶出华盛顿之后。那之后我只接我想接的案子。我的收费是…”
“我知道你的收费标准。我不在乎。你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一个会告诉我真相的。而且你比任何人都更擅长把战场重新划分。”
科恩站起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精装书。唐纳德认出那是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科恩翻到一页，读出声：
“‘在战争时期，真相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必须由一个谎言构成的护卫队来守护它。’”
他把书合上。
“这是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对斯大林说的。当然，他不是在教人撒谎。他的意思是：在处理强大对手的时候，信息就是武器。你选择公开哪些信息，比信息本身更重要。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这一点。对你即将面对的所有人学。银行家。记者。政客。选民。每一个问你问题的人，都不是在求真相。他们是在求一个可以用来对付你的故事。你的工作是确保他们拿到的故事是你写的。”
唐纳德站起来。两个人握了手。
“还有一个建议，”科恩在唐纳德走到门口时说，“给你父亲打个电话。现在。”
唐纳德在曼哈顿的细雨中走到公用电话亭。硬币投进去，拨通皇后区的号码。响了五声，弗雷德接起电话。
“父亲。司法部正式起诉了。你、我、公司。”
弗雷德的反应比唐纳德预想的平静。“今天早上我接到了退休法官弗兰克的电话。他已经提醒了我。你找了科恩没有？”
“刚从他办公室出来。他要我们反诉政府。索赔一亿美元。”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弗雷德发出了一声唐纳德从未听过的声音，介于笑和叹气之间。
“罗伊·科恩。”弗雷德缓缓说道，“这个人是埃德加·胡佛的学生，乔·麦卡锡的战友，把罗森伯格夫妇送上电椅的检察官。你确定要让他替你打这场仗？”
“他能赢。”
“他当然能赢。但你考虑过他赢的方式吗？”弗雷德的声音变得低沉，“科恩打官司不是要用法律证明你清白。他是要用法律让原告后悔起诉你。这是两回事。前者靠事实。后者靠代价。你把政府的诉讼成本抬高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他们就跟你和解。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树敌。那些你现在不需要面对的人：民权领袖、自由派媒体、国会里的年轻议员，他们会记住你。记住你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替你打这场仗。这些都是你未来要在曼哈顿求他们合作的人。”
“我知道。”
“但你还是决定往前走？”
唐纳德看着电话亭外的雨幕。第五大道上有一个女人撑着红伞走过，伞沿滴下的水珠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
“父亲。去年圣诞你跟我说，如果你在我这个年纪，你希望有勇气做你那一代人没有做的事。我记了。你又说，如果我在任何一个承诺上撒谎，某一天它会变成砸在我头上的石头。我也记了。现在司法部要砸我，不管我撒没撒谎。在这个前提下，我需要一个不会后退的人。”
弗雷德又沉默了。然后他说：“科恩不会后退。但他也不会替你打扫战场。你明白这个区别吗？”
“明白。”
“那就做吧。但记住：1954年的案子是我的。1973年的案子，是我们两个人的。如果有一天你站在摄像机前面，站在国会听证室里，你可以把1954年的事推给我，这是历史，已经封存。但1973年的事必须用你自己的嘴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我在准备。”
“准备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已经完成了。”弗雷德停顿了一下，“你母亲让我问你周末回来吃饭吗？”
“回来。”
“好。我们等你。”
唐纳德挂断电话。雨越下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