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红星新闻、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央广网、齐鲁网等公开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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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4月19日清晨，南京大学浦口校区的食堂里，一个十八岁的山东青年摸遍全身没找到钱包。
他回头跟身后的同学开口借了十块钱，说等助学金发下来就还，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他买了一份早饭，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吃完，然后起身拍了拍衣服，转身走出了食堂大门。
从那扇门走出去之后，这个名叫张来玉的青年，就像一滴水落进了长江，再没有任何人见过他。
他留下了身份证、学生证、饭卡，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还有一盆泡在水里再也没人洗的衣服。
没有遗书，没有告别，没有任何征兆，一个全县的理科状元，就这样在大学校园里人间蒸发了。
这一走，就是二十六年。
【一】济阳县城的理科状元
1981年2月21日，张来玉出生在山东省济阳县一个体制内家庭，父亲张立新在县统计局当副局长，母亲菅庆英在县纪委上班。
在那个年代的县城里，这样的家庭组合算得上根正苗红，父母都是吃公家饭的干部，家里只有这一个独子。
张立新在统计局干了大半辈子，从普通科员一路升到副局长，见过不少数据报表，也见过不少起起落落的人和事。
菅庆英在纪委工作，平时办事严谨认真，对待儿子的教育也一样严格，从小学开始就盯紧了他的每一次考试成绩。
张来玉从小就是那种让街坊邻居竖大拇指的孩子，从背书包上学的第一天起，奖状就源源不断往家里拿。
小学的时候他参加奥数比赛拿过名次，初中的时候成绩单贴在学校宣传栏里是头几名，高中更是一路稳扎稳打从没掉过链子。
在济阳县第一中学那所县级高中里，张来玉是老师们公认的好苗子，脑子灵，坐得住，不用老师操心就能把成绩维持在最顶尖的位置。
别人家孩子被家长拿来当反面教材的时候，张来玉就是那个被拿来当正面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的奖状多到家里的墙都贴不下，后来干脆用一个铁皮箱子装起来，整整齐齐码在衣柜的顶层。
父亲张立新每次打开那个箱子翻检的时候，脸上都带着一种藏不住的骄傲，他跟单位的同事说，我儿子将来肯定是要干大事的人。
母亲菅庆英在纪委上班，平时在单位是出了名的严肃认真，可一回到家说起儿子，语气立刻就软了下来。
1998年夏天，张来玉第一次参加高考，填报的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那是当时无数山东理科尖子生心目中的殿堂。
他之所以盯上人大金融系，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年代金融专业刚刚热起来，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想去北京，那个装着他少年心事的城市。
那一年他差了一点分数，没能被人大录取，这个结果对一个从小到大都在顺境里长大的少年来说，算是头一回尝到挫折的滋味。
分数出来的那天，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下午，没有出来吃饭，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
张立新和菅庆英在门外走来走去，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们既心疼儿子，又觉得这不是什么过不去的坎。
他没有选择将就去一个不理想的学校，而是决定复读一年，再战高考。
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父母没有反对，他们觉得儿子有这份心气是好事，再考一年说不定就能考上更好的。
1999年夏天，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的张来玉，考出了804分的惊人成绩，直接拿下了当年济阳县的理科状元。
消息传回济阳县城的时候，半条街都挂上了红纸黑字的横幅，为这个考上名牌大学的状元郎庆贺。
一个小县城多少年才能出一个状元，张来玉这个名字一夜之间成了整个济阳最响亮的招牌。
父亲张立新在单位里走路都带着风，同事们见了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说老张家出了个金凤凰。
母亲菅庆英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逢人就说儿子从小就省心，从来没让他们操过什么心。
在所有人眼里，张来玉的人生就像一条铺好了红毯的大道，从县城到省城，再从省城到全国，一路都是鲜花和掌声。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十八岁的少年心里，其实已经在悄悄盘算着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二】被篡改的志愿
张来玉想去北京，不是没有来由的，那个城市里住着一个他放在心尖上的女孩。
那个女孩是他的高中同学，当年的济阳文科状元，高考考去了北京的一所政法类院校，两个人在少年时代最懵懂的年纪里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对张来玉来说，北京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装着他全部青春幻想和恋爱心事的地方。
他考了804分之后，心里盘算了无数次，觉得这个分数报北京大学或者北京邮电大学都有希望，离那个女孩也能近一点。
他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说了，说想报北京的学校，将来在那边发展，离喜欢的人也近。
张立新和菅庆英知道儿子想去北京之后，第一反应不是问他为什么，而是直接表示反对。
在他们的逻辑里，儿子是全县的理科状元，这个头衔就意味着他必须去一个配得上这个头衔的学校。
张立新后来跟红星新闻的记者回忆的时候说，因为是全县状元，一些大学给的条件很好，他们感觉不上名牌，有些可惜。
这句话听起来轻飘飘的，但落在一个十八岁少年的身上，就是一整块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石头。
父母没有跟张来玉坐下来好好聊过他为什么想去北京，也没有认真听过他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
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自己是过来人，吃过的盐比孩子吃过的米多，做的决定肯定不会错。
这种"我都是为你好"的逻辑，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家庭里太常见了，常见到连被控制的孩子自己都觉得反抗是不对的。
张来玉试图跟父母解释过他想去北京的理由，可话刚说到一半就被父亲打断了。
张立新的态度很坚决，他跟儿子说选学校要看牌子，牌子硬了将来找工作才有人认，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1999年那个年代，高考志愿填报的系统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父母替孩子改志愿这件事，在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在当时却并不是多么罕见的事。
张立新和菅庆英瞒着儿子，把他填报的北京方向的志愿改成了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
南京大学是华东地区数一数二的名校，材料科学系也是南大的王牌专业之一，从任何一个长辈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无比正确的选择。
但这个"正确"，是站在父母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张来玉本人从头到尾没有同意过这件事。
当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上面印着"南京大学材料科学系"几个字的时候，张来玉愣了很久。
他看着那个陌生的校名，心里清楚得很，这不是他填的志愿，这是他父母替他选的路。
他没有大吵大闹，也没有摔门而去，他只是沉默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像他从小到大接受父母所有安排一样。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人生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被父母拉到了一条他不想走的路上，而他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1999年9月，张来玉背着行李，在父亲张立新的陪同下，坐上了从济南开往南京的火车。
车窗外的风景从北方的平原慢慢变成南方的丘陵，张来玉靠在座位上，一句话也没说。
张立新一路上都在跟儿子讲南大的历史、材料科学系的前景、以及他为儿子铺好的这条光明大道。
他没有注意到，儿子的眼神一直望着窗外，像是在送别什么，又像是在等待什么。
【三】南京大学的孤独时光
到了南京大学浦口校区，张立新帮儿子办完了所有的入学手续，铺好了床，买好了生活用品，才放心地离开了南京。
临走之前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说，好好读书，将来毕业分配到好单位，给爸妈争气。
张来玉点点头，目送父亲走出宿舍大门，然后一个人坐在陌生的床沿上，环顾着这个即将度过四年青春的地方。
浦口校区在南京的江北，离市区很远，周围是大片的农田和正在施工的工地，出门只能靠公交车。
那个年代的浦口校区还没有完全开发好，出了校门就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晚上的校园里安静得只能听见虫鸣。
张来玉一个从山东县城出来的学生，来到这个陌生的南方校园，语言上的差异、气候上的不适、饮食上的不习惯，都在一点点消磨他的适应能力。
材料科学系那一年只招了九个人，来自全国不同的省份，彼此之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九个人的专业，意味着每一门课都是小班教学，老师能叫出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谁缺席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张来玉在这个九个人的小专业里，成了一个沉默的存在，上课自习，不凑热闹不扎堆，跟室友的关系也是淡淡的。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融入，只是山东小伙子的性子直，不擅长跟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打热乎交道。
别人周末去市区逛街、看电影、唱卡拉OK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待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者在操场上绕圈跑步。
入学之后的第一个国庆长假，张来玉买了一张从南京到北京的火车票，直奔他心心念念的那座城市。
他去找了那个高中时放在心尖上的女孩，两个人在北京的街头走了走，吃了几顿饭，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
那趟北京之行，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带来什么甜蜜的转机，反而让他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了。
回到南京之后，张来玉的生活重新回到了那种按部就班的节奏，每天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
他不是不努力的学生，上课认真听讲，课后按时完成作业，成绩在九个人的专业里不算差，但也没有亮眼到让人惊艳。
他像一台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按照别人给他写好的代码运行着，只是眼睛里那种少年人该有的光，正在一点一点暗下去。
室友们后来回忆起张来玉，都说他是个安静的人，不怎么说话，也很少参与宿舍里的打牌、聊天、开玩笑。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或者自习室里待到很晚，回到宿舍就上床睡觉，跟大家没什么深交。
这种淡淡的疏离感，在大学校园里其实很常见，并不是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事。
直到后来出事了，大家回头去想，才意识到那些沉默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心里到底装了多少说不出口的委屈。
那个在北京的女孩，后来给张来玉写了一封分手信，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张来玉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他只是把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收在自己的抽屉里，像收藏一件不希望被别人看到的伤口。
2000年4月17日晚上，张来玉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母亲菅庆英。
电话接通之后，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菅庆英问他是不是有事，是不是缺钱，要不要让爸爸接电话。
张来玉应了几声"不用不用"，然后就匆匆忙忙把电话挂了，前后加起来说了不到十句话。
菅庆英握着听筒愣了半天，心里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她说那几天，儿子肯定遇到事了。
但她没有多想，也没有追着问，她以为那只是年轻人偶尔的情绪低落，过两天就好了。
她不知道，那通电话，是她最后一次听见儿子的声音。
【四】那十块钱的最后清晨
4月18日晚上，张来玉的宿舍里来了七八个其他专业的同学，大家围在一起打牌，闹哄哄的。
张来玉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没有参与打牌，只是安静地看着，像一个与这个热闹的房间格格不入的旁观者。
也不知道是谁，在翻找东西的时候，翻出了张来玉抽屉里那封分手信。
那个人拿着信纸大声念了出来，周围的同学跟着起哄，有人拍着桌子喊，张来玉，你惨了，女朋友把你甩了。
一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没有人注意到张来玉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那封信是他藏在抽屉最深处的东西，是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的伤口，被人当众翻出来念给所有人听。
张来玉一下子站了起来，冲着那个拿着信的人喊了几声"你滚，你滚"，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怒火。
大家见他真的生气了，才悻悻地散了，宿舍里很快恢复了安静，只剩下张来玉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没有人知道那天晚上他想了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了多久。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4月19日，张来玉像往常一样起床，穿了一身运动衣，去食堂吃早饭。
他走到食堂窗口前才发现，自己没带钱包，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他回头看见了一个认识的同学，就走过去开口借了十块钱，说等助学金发下来就还，语气平静得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把钱借给了他，他买了一份早饭，找了个位置坐下来，一口一口安静地吃完了。
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碎屑，转身走出了食堂的大门。
这是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张来玉。
那天上午的专业课，九个人的小教室，老师点完名之后发现少了一个人。
同学觉得奇怪，就去宿舍找他，推开门发现床铺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不在。
大家以为他只是出去有事了，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没有太在意。
当天晚上张来玉没有回宿舍睡觉，室友们这才觉得不对劲，把情况报告给了辅导员。
学校组织了师生在校园周边到处找，浦口校区的每一个角落、附近的街道和农田都翻了一遍。
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线索，学校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了，拿起电话拨通了张立新办公室的号码。
辅导员在电话里问，张来玉这两天没去上课，是不是回家了，张立新说没有，对方又重复了一遍，他也不在学校。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张立新手里的笔掉在了办公桌上，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菅庆英在家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直接被震懵了，她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们后来在宿舍里看到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感到一丝说不出的诡异：身份证留在枕边，学生证留在桌上，饭卡放在床头，脸盆不见了，泡在水盆里的衣服再也没有人去洗。
他没有带钱包，没有带手机，没有带任何行李，身上只有那借来的十块钱。
一个十八岁的大学生，就这么凭空消失在了一所重点大学的校园里，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而当张立新和亲戚连夜赶到南京，推开那间宿舍的门，看到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和枕边散落的证件时，他们不会想到，这个消失的儿子，会让这个家庭在接下来的二十六年里，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寻找与等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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