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大礼堂。这座建于1921年的建筑,台阶被无数脚步打磨得温润如玉。杨澜第二次站在这个舞台上——上一次是受丘成桐院士之邀谈“科技与艺术在山顶重逢”,这一次,受清华艺术公开课的邀请,她谈的是一个历经时间考验的词: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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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不是对灰烬的崇拜,而是对火种的保存。”她用马勒的这句话开场,也用这句话贯穿了整场演讲。将近十年,她和团队做非遗的记录、传承、焕新与海外推广,从《匠心传奇》到“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连续三年在巴黎、米兰、伦敦落地。她想回答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那团生生不息的火,将以什么形式继续燃烧,又将点亮和温暖什么样的人?

非遗不是遗存,是活着的造物文明

杨澜首先重温了非遗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定义的非遗,包括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不是一件单独的器物,也不只是某一项知识和技能,它和文化场景以及人们在这个场景中的交互关系紧密相连。”她特别强调,“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被再创造、再赋予新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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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说到另一个概念:Material Civilization,通常译作“物质文明”,但她更喜欢另一个译法——“造物文明”。“所谓造物文明,是人类取用自然材料,依托技艺开展思考、审美,完成器物的创造,并将自身的价值观、生活哲学、生活态度融入造物行为当中,最终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考工记》里讲“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天地与人共创,这是中华造物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生活与生产实践的总和。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说过,造物文明并非宏大的殿堂和史诗,而是普通人日复一日长久延续的日常生活,它塑造了人的生活方式、审美体系和社会结构,是文明最深厚、最稳固的底层根基。

这个视角一旦确立,非遗就不再是“过去的东西”,而是文明的根基。杨澜用三个个人采访故事,让这个根基有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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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从被拒绝开始。当年她制作的《匠心传奇》想要邀约漆器大师甘而可,节目组连续被拒两次。杨澜要来甘而可老师的电话,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甘老师,我也是一个手艺人,以提问为生,以采访为自己的手艺,为此勤学苦练了二十余年。请您先接受一个手艺人对另一个手艺人的敬意。中国的非遗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您的这种匠心精神也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甘而可最终被杨澜打动了。

甘而可说,“人不负手艺,手艺终不负人。人磨漆,漆也在磨人。”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正的奢侈品?时间固然是奢侈品的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人的生命、情感的注入,使一件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力量。

第二个故事在南京云锦的大花楼双层织机前。杨澜过去以为非遗技艺是农耕时代科技含量低、效率低的遗存,没想到其中也有“黑科技”。她听云锦传承人金文讲“意匠”与“挑花结本”:把纹样做成极细的小格子,用经纬线以点的形式描摹出来,再像结绳记事一样把丝线缠绕编码,放到二层织机上,上面的织工不断解码,下面的织工织起来。一万一千多根丝线,提起来是一,落下去是零。“这就是最早的二进制。”杨澜说,“这是一套非常精密的信息传递系统,它的空间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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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故事在景德镇。一千多年前,中国古人仅用木柴和砖窑就能烧到1300度以上高温,制造出高温瓷。几百年后欧洲人试图追赶仿制,却只能烧到700度。“我们的古人是多么善于利用最朴素的自然材料,通过对空气流动等原理的深刻体会,建造出这样的瓷窑、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由此她得出结论:非遗手工艺也是科技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体现,代表着人类对自然深入的观察和认知,非凡的设计与制作能力,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综合性的创造过程。

新生万物:从“天人合一”到“以物会心”

如果说历史发展视角回答了“非遗从哪里来”,那么国际传播视角则回答了“非遗以什么方式打动人”。杨澜与苏丹教授联合策展的“新生万物——中国非遗与当代设计展”,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一次从人与自然、到人与人、再到人与内心的审美叙事递进。它突破了以往非遗海外展览过于分散和传统的策展模式,决定要在创造场景和讲故事的方式上有所创新。

2024,“新生万物”首站在巴黎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主题围绕“人与自然、天人合一”,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划分五个展区,呈现纺织、陶瓷、金属、家具、木器等非遗技艺与器物。团队选择了这样一个殿堂级的场所,是因为“中国这么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在殿堂级的场所来展示”。开展初期,对方设了不少限制,但展出第二天,收藏部艺术总监就跑来说:“你们的展览太让我们惊艳了。我们发现在中国当代设计的收藏方面已经有一个断层,现在应该把它补上。”对方提出收藏五件展品,这是让他们服气的学术和艺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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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站在米兰塞尔贝洛尼宫,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历史文化地标,拿破仑及其皇后约瑟芬曾居住于此。苏丹教授将这一届的主题定位于“历史延绵、社交不止”,通过宴会、雅集、茶会、戏剧四个空间串联人的情感动线,分别对应相逢、相识、相知、相望。“社交这个词对中外都容易理解,雅集对应欧洲的沙龙文化,茶会更私密亲切,戏剧无论是意大利歌剧还是中国戏曲,都展现古今交汇、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展览一天比一天人多,口口相传,米兰当地知名大学教授带着学生集体来看,设计事务所和时尚品牌的设计总监也带着团队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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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今年9月,新生万物的第三站在伦敦萨默塞特宫举行,这是伊丽莎白一世曾居住的王宫,展览主题聚焦“以物会心”,讲人与内心的关系。展览分成“澄心、修心、养心”三个板块,与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思想相映成趣。“在这样一个浮躁焦虑的时代,全世界的人都感受到需要慢一点、安静下来。而在非遗技艺的展示当中,的确能够看到那种沉静,把过于浮躁的心气、无限膨胀的欲望沉淀下去,从而明心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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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审美不是靠说教强加于人的。伦敦展上,一位剑桥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女教授对杨澜说:“我发现你们中国人喜欢圆润的东西。玉的打磨讲究圆润;丝绸是顺滑细腻的;瓷器和漆器的表面也是光滑的。”她说:“To touch is to see”——触摸就是看见。“她从触感出发,对中华审美有一种理解。”杨澜说,“看山得山,看水得水,每个人看的层面不一样,不必要求所有人用同一种方式欣赏,只要觉得它挺美的,愿意更多地了解它,就是好的开端。”

文明交流不是自说自话,而是平等对话

“做跨国、跨文明的文化沟通,绝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翻译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转译的问题。”杨澜如此分享这些年她在做跨文化传播时的体会。这意味着你要充分了解受众——他们知道了什么、想知道什么,听得懂什么、听不懂什么,以及我们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软实力并不是拎起你的耳朵使劲跟你说我有多么优秀,而是让人心悦诚服被你吸引的一种能力。”

这种姿态落实在策展中,就是找到对方熟悉的入口。在巴黎,她讲伏尔泰——伏尔泰是孔子的忠实粉丝,认为在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极端迷信的时代,孔子的理性之光已经照亮了东方文明,他还专门写了一部戏剧《中国孤儿》,是《赵氏孤儿》的翻版。“当我说到伏尔泰的时候,法国人眼睛就亮了。”在米兰,她介绍温州榫卯结构的造桥工艺,用AI还原传统木桥如何通过榫卯架构起来,经历三五百年洪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然后讲达·芬奇在米兰做的大量工程与机械设计,“在米兰谈艺术与设计,造型与功能的结合,大家就有很多共同语言”。到了英国,就讲英国人的下午茶和中国茶艺的不同。“基于对方熟悉的话题来带入,比你单方面讲自己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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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还从文明史中寻找参照。法国人丹纳的《艺术哲学》从民族、环境、时代分析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因,并提出一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30年之后就有机会出现一次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不是若干天才从天而降,而是整代人的成长和社会土壤的滋养——市民阶层提供市场需求,资本的积累提供赞助,行业协会从孩子十几岁开始挑选人才进行学徒培养。1861年威廉·莫里斯发起工艺美术运动,感慨工业革命带来的粗制滥造,提倡艺术与工艺结合,真实的材料与手工艺,让美走进普通人的生活;1890至1910年欧洲大陆兴起新艺术运动,向大自然汲取线条色彩装饰,重视艺术、工艺与生活合一;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民艺运动提出“用之美”,把日常日用品提升到艺术高度,把乡土匠人奉为国宝。杨澜由此判断: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文艺复兴的历史机遇当中,而手工艺是一种文化融入生活的载体。

品牌出海:向深厚的中华文化要价值

“在中国企业出海的背景下,中国的品牌要在全球获得更高的美誉度和更高的议价权,只有和艺术和文化相结合。”杨澜对许多要出海的企业说过一句话:“过去中国制造卷的是价格,而最终一定要向深厚的中华文化要价值。只有这样,品牌才有情绪价值,能够具有高附加值,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这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来自中华造物文明的深厚积淀。在14-1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瓷器、丝绸、茶叶运往欧洲,掀起了崇尚中国文化的“中国风”,引领了审美与时尚。她梳理中国生活美学中的价值主张:《考工记》《天工开物》之外,文震亨《长物志》提出“相宜”的理念——一件物品不在于多么繁复奢华,而在于它与主人、与周边环境的相适宜;李渔的《闲情偶寄》提出“贵精而不贵丽,贵新奇大雅而不贵纤巧浪漫”;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总结中国人的审美是“不失温情的诗意的生活”;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美学大师,也都对中式审美提出了在海内外具有深远影响的理论见解。

她也引用海外汉学家的观点反观自身:罗杰·弗莱说中国艺术的灵魂是一种流动的韵律,重在捕捉生命的律动;喜仁龙说中国造物重点不在器物本身,而在唤起观者内心的感受;弗朗索瓦·于连说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是“淡”,不是华丽而是淡雅,“人间至味是清欢”;高居翰说中国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美学,不是机械复古,而是借传统艺术形式表达每一个时代的生命感受……“这些评论都像镜子一样,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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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杨澜受中国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使团邀请,在世界文明对话日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发言,面对几十位各国大使,她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匠心造物的创造精神、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和而不同的文明观、穷久变通的变革智慧”等几个角度,谈中国文明对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可以继续做出的思想贡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可。

在AI时代,重新发现手作的智慧

演讲临近尾声,杨澜把话题引向一个看似与非遗最远、实则最近的领域:人工智能。

过去十年,她一方面在做人工智能的探寻,一方面在做《匠心传奇》和“新生万物”。“它似乎是两个平行宇宙,但我越来越觉得它们互为镜像。在AI时代,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手作的智慧;在AI时代,我们可以活得更像人,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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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展期间,她受邀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伦敦设计论坛做主旨演讲,并与英国手工艺协会会长对谈,正是以此破题。她在演讲中回溯人类智能的飞跃:第一次最重要的飞跃来自制造工具;第二次和第三次飞跃都与语言的使用有关。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但是我们有多少智慧、多少经验,并没有一定以文字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特别是人的身心合一的生命体验,又怎样能够被简单的文字或机器来模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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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引用《庄子》中轮扁斫轮的故事:做轮子的师傅扁说,你们仅仅看书本,哪里能了解我们做手艺的人?“得之于手,应于心,口不能言”——制造过程中的分寸、体验,甚至快乐,很难用语言表达。由此她提出,在认知、创造、连接这几个层面,手工制作都有AI不可取代的价值。“它是连接者,是我们作为碳基生命在有限生命当中去连接无限价值与意义的一种企图,是生命的一种表达,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应。”

结语:什么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演讲开场时,杨澜讲到了“火种”,什么是火种?是甘而可那只三百年后仍有人捧在手里体会用心的瓶子,是云锦织机上灿若云霞的经纬,是景德镇千年不息的窑火,是大理白族人一生的三块扎染布,是苏绣绣娘手中普通丝线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的细丝转化为作品里少女灵动的眼神。“那种高度的专注、物我两忘的身心状态,不就是心流体验吗?”火种就是当今的中国设计师从概念创新、形式创新、技术创新等各个维度,探寻非遗技艺的当代表达,火种更是生命、情感与不竭的创造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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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是一个生命体,有它的新生,有它的成长,有它的顶峰,也不可避免地有它的衰落和转化,它就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变化的过程。”杨澜最后说,“何其有幸,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上升的历史时期。一起来努力,实现中国非遗的再次发展、再次茂盛。新生万物,是这个时代可及的理想。”

火种不是灰烬。年轮不是标本。新生万物,是每一代人往火里添自己的柴,往土里扎自己的根,让老枝发出今天的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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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