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的一通电话，把李幼邻从低谷里拽了出来。
电话那头传来消息：他在纽约华尔街做电器生意的一位朋友，突然去世了。
人没了，公司还在。几位朋友坐下来商量，最后把目光落到李幼邻身上。
这一下，李宗仁唯一的亲生儿子，没有走进官场，反倒走进了华尔街的一间公司。
这条路，他绕了大半生。
李幼邻的身份，天生扎眼。
父亲李宗仁，桂系重要人物，后来做过国民政府代总统；母亲李秀文，是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后来回忆，她在新会生下幼邻，他是她和李宗仁唯一的儿子。
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被家里看得很重。
李宗仁字德邻，孩子取名幼邻，名字里就压着一层家族期待。可这期待越重，李幼邻往后越想把自己摘出来。
他不愿只做“李宗仁的儿子”。
小时候，李幼邻先在广西生活，后来随母亲辗转到香港、广州读书。
一九二七年前后，香港街头车声、人声混在一起，母子俩住在异地。李幼邻后来回忆，那时他们母子像一叶孤舟。
父亲把他送出去读书，不只是为学业，也是为避开局势里的风险。
到了广州，李宗仁本想让儿子进官办学校。那是更合身份的安排。
李幼邻却偏要去培正学校。
母亲不明白，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不是听不听话的问题，培正重视外语，对他以后有用。
这句话不重，却露了底。
他早早就给自己留了一条不同的路。
一九三七年十月，抗战烽火已经烧起。李幼邻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
船越走越远，母亲没有同行。
到了美国，他先奔芝加哥大学，后来听人建议，转到威斯康星州的贝洛伊特学院。校园里中国学生少，英语成了第一道坎。
课堂上听不懂，作业跟不上，成绩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没有退。
一年下来，语言追上来了，成绩也稳住了。更让同学记住他的，是游泳。
水池边，年轻的李幼邻一次次下水，奖项也跟着来。他在异国学校里，不再只是那个中国来的学生。
一九四二年前后，他完成大学学业，又到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
可战争没有离他太远。
美国征兵局的通知寄到手里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理由也简单，中美是同盟国，大敌当前，应共同作战。
体检那天，他胃不舒服。
医生看了他的情况，又听说了他的求学经历，最后在体检意见上写下不合格。李幼邻没有被送上战场。
他又躲过一劫。
一九四七年，李幼邻带着妻子珍妮和孩子回到上海。
码头、行李、海关，一下把他拉回了中国的现实里。
四个大铁壳箱，二十多件行李，海关人员一件件翻查。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拖到下午四点。
孩子哭，珍妮也急。
接站的朋友提醒他，只要报出李宗仁的名字，麻烦很快就能过去。
李幼邻不肯。
他宁愿等，也不愿用父亲的名头开路。
那不是一次小脾气。
同年七月，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里，父子有过一次长谈。李宗仁当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给儿子安排一份体面的差事，并不难。
李幼邻把态度摆明：只要父亲在北平行营一天，他就不在北平当差。
他怕的不是做不了事。
他怕别人一看见他，就先看见李宗仁。
后来李宗仁做副总统、代总统，李幼邻也没有贴上去谋官。他在上海外贸公司做过事，也看过机关里的门道，越看越不适应。
饭局、应酬、身份、门路，这些东西压在身上，他浑身不自在。
他要去做生意。
可商海也不是避风港。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李家的日子并不轻松。李宗仁远走美国，政治失意；母亲李秀文一度滞留香港、辗转海外；李幼邻自己的事业也栽了跟头。
最难的时候，他连往前走的劲都快没了。
电话就在这时响起。
那位华尔街朋友去世后，没有近亲在美国料理公司。朋友们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李幼邻懂经营，人也厚道，便劝他接手。
这份遗留下来的公司，成了他的转机。
李幼邻接下了。
从一九五八年以后，他把力气投进这家公司。纽约华尔街的楼群里，他成了一个经营电器业务的老板。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二年前后，是他经商最顺的十二年。
订单、货品、账目，一样样摆在桌上。这个曾经避开父亲光环的人，终于靠自己的手，撑起了一门事业。
但生意场不讲情面。
七十年代以后，日本电器产品迅速崛起。价格、质量、供货体系，一层层压过来。李幼邻的小公司夹在中间，越来越吃力。
一九七五年，公司开始亏损。
他没有马上关门，又硬撑了十年。
到账本已经救不回来时，他年纪也大了。到一九八五年前后，这家经营了二十七年的公司，还是关了门。
门落下去，声音很轻。
李幼邻没有变成父亲想象中的政治继承人，也没有借李宗仁的名字去换一条捷径。他靠朋友留下的公司翻过低谷，又亲眼看着它在时代潮水里退场。
一九七三年，李秀文从美国回到桂林定居。往后，李幼邻多次回国看望母亲。
一九九二年，李秀文在广西去世。李幼邻料理完母亲后事，带病离开桂林。
九月八日傍晚，他拜别母亲遗像，从叠彩路一号故居出门，赶往机场。
飞机延误到半夜。
候机厅里，他一个人等了半宿，也咳了半宿。第二年四月四日，李幼邻在美国去世。
最后留在桂林亲友记忆里的，是那个抱病离开的背影；留在他自己一生里的，是那句没有明说却做了一辈子的选择：不靠父亲，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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