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毫厘之间托举生命：田允鸿与他的放疗“生命处方”|手术|放疗|欧洲肿瘤内科学会|治疗|田允鸿|鼻咽癌

在生命的旷野上，总有一些人，以专业为灯，以仁心为火，默默照亮患者前行的路。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有这样一群医者——他们身着白衣，既追求医术的精湛，也懂得倾听与陪伴的力量；用听诊器感知心跳，也用温度丈量生命。

“走进好医生”系列访谈，将带您走近这些坚守临床一线的医生，聆听他们与患者之间的故事，看见医学背后的人性光辉。在这里，技术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与希望、勇气和爱交织的生命对话。

从肿瘤内科到放疗科，从外科手术室到安宁疗护病房，我们走进不同科室，探寻那些藏在病历背后的温情瞬间。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却用行动诠释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学真谛。

本期，我们走进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田允鸿主任医师，听他讲述如何在头颈肿瘤放疗与多学科协作中，为危重患者争取生存机会，也守护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与生活质量。

01 一笔勾画，托住一个家庭的日常

对放疗科医生来说，每天的工作往往从一幅幅黑白影像开始。CT、磁共振、PET/CT层层叠叠，肿瘤、血管、神经、腺体交织在一起。外人看来，那只是一次次“勾画靶区”；可在田允鸿眼中，每一笔落下去，都可能影响一个患者今后吃饭、说话、呼吸、行走的方式。

田允鸿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科副主任（主持工作）、放疗科四区负责人，肿瘤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广州市高层次人才；广州市高层次卫生人才“医学重点人才”。他长期深耕鼻咽癌、喉癌、胶质瘤等头颈肿瘤的放射治疗与综合治疗，擅长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图像引导放疗等精准放疗技术，也在鼻咽癌放疗抵抗、肿瘤代谢与免疫微环境研究中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发表SCI论文30余篇。2025年，他获评“广州好医生”。2026年4月，他当选广东省医学教育协会放射肿瘤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继续推动放射肿瘤学人才培养、质量控制和多中心研究平台建设。但在这些身份之前，他首先是一名每天面对患者的临床医生。

广东是鼻咽癌高发地区，很多患者确诊时正值壮年，可能是家里的顶梁柱，也可能是孩子的父母、老人的依靠。头颈部解剖结构复杂，肿瘤周围分布着脑干、视神经、腮腺、脊髓、喉等重要器官。放疗靶区勾画时，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肿瘤控制，也可能带来口干、吞咽困难、味觉改变、听力下降等长期后遗症。

田允鸿常说，放疗医生画下的不是简单的线条，而是患者未来的生活质量。第一次独立完成鼻咽癌靶区勾画时，他印象很深：导师站在旁边，没有催促，也没有过多提醒。他盯着屏幕，一遍遍确认肿瘤边界，又一遍遍观察周围正常组织的位置。那一刻，他真切感受到，放疗是一门“毫米级”的学问，也是一门“人生级”的学问。

后来，他接诊过一位鼻咽癌患者。肿瘤控制得不错，但口干明显，吃饭要靠汤水送服，夜里常常被渴醒。患者对他说：“病是稳住了，可日子过得没滋味。”这句话，田允鸿记了很久。

“治疗不能只盯着影像上的病灶，还要看见患者回到生活后的真实处境。”于是，在制定放疗计划时，他和团队会更加细致地保护腮腺、颌下腺等唾液腺组织；对已经出现口干、吞咽不适的患者，也会提前进行口腔护理、饮食指导和功能训练，尽可能让患者少受一些长期困扰。

“所谓治愈，不只是肿瘤缩小，更是让患者重新拥有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

02 危重时刻，多学科协作点亮希望

放疗科医生的战场，并不只局限在头颈肿瘤。面对复杂晚期肿瘤，尤其是合并脑转移、全身多发转移的危重患者，单靠某一个科室往往难以破局。田允鸿和团队始终相信，越是复杂的病情，越需要多学科共同担当。

一位50多岁的女性患者徐某，曾因腹胀5个月、食欲减退3周、突发晕厥在外院就诊，被提示卵巢恶性肿瘤，并合并腹膜、肠系膜、多组淋巴结及颅内多发转移。外院评估认为，她颅内多发占位，脑水肿明显，随时可能出现脑疝，病情十分凶险。患者随后由救护车转运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入院时，她精神状态很差，嗜睡、记忆错乱、浑身乏力，已经无法独立站立行走。突如其来的重病，让她和家人陷入深深的绝望。

“见到主治医生和医护团队，莫名就心安了。”后来，患者这样回忆。入院后，放疗科联合妇科、影像科、病理科、肿瘤内科迅速开展多学科讨论。完善全身PET/CT、头颅磁共振、肿瘤标志物检测、病理会诊和基因检测后，患者被确诊为卵巢高级别浆液性腺癌Ⅳ期，伴腹膜、全身淋巴结及颅内多发转移。基因检测提示HRD阳性、MSS，无BRCA1/2基因突变。此时，她的肿瘤负荷巨大，直接进行满意减瘤手术风险极高。

MDT会诊现场，专家们反复权衡：颅内多发转移伴明显脑水肿，是当前最危险的因素；若不能尽快控制，患者可能迅速恶化；但全身肿瘤同样需要系统治疗。最终，团队为她制定了新辅助化疗、靶向免疫治疗联合脑部放疗的个体化方案——一方面通过全身治疗控制腹膜、淋巴结等转移病灶，另一方面同步开展全脑放疗并对颅内病灶加量，尽快减轻脑水肿、改善意识状态。

治疗过程并不容易。患者不仅要面对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带来的全身反应，还要承受颅内水肿可能引起的意识、精神和认知改变。医护团队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及时处理不良反应，也不断安抚她焦虑的情绪。田允鸿和同事们知道，危重患者的治疗不仅是技术博弈，更是信心重建。

经过7周期全身治疗并同步完成脑转移灶放疗后，复查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变化：盆腹腔原发肿瘤明显缩小，全身淋巴结和脾脏转移灶基本无肿瘤活性；颅内多发转移病灶基本消退，瘤周水肿消失；肿瘤标志物CA125、CA72-4逐步回落至正常，疗效评估为大PR，即显著部分缓解。更重要的是，患者的记忆力、认知完全恢复，腹胀消退，食欲改善，整个人重新有了精气神。

【图1：2026-3-27日治疗前 PET/CT 全身影像】

【图 2：2026-3-30日治疗前头颅 MRI，可见颅内多发转移瘤】

2026年9月3日，肿瘤充分退缩后，医院团队为她实施了经腹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直肠前肿物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及盆腔粘连松解术，顺利完成满意减瘤手术。术后病理显示，直肠前肿物和大网膜均未见癌残留。随后，她又接受了2周期紫杉醇联合卡铂巩固化疗，并计划接受靶向维持治疗，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目前，患者恢复良好，将定期返院随访。

这个病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头颈肿瘤，却集中体现了田允鸿所坚持的诊疗理念：面对危重肿瘤，不能轻易说“没办法”。通过科学评估、精准放疗、系统治疗和外科手术的有序衔接，很多看似无路可走的患者，仍可能重新获得治疗机会。

患者说，医护团队给了她继续抗争的底气。而对田允鸿来说，这份底气来自严谨的多学科协作，也来自不向危重病情轻易低头的医者担当。

03 毫米之争，让射线成为“有温度”的光

在大众印象中，放疗常常被形容为“隔山打牛”：看不见射线，却能击中肿瘤。但田允鸿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精确制导”的治疗方式。

传统放疗往往照射范围较大，难免影响周围正常组织。现代精准放疗则不同。通过CT、磁共振、PET/CT等影像定位，医生可以在三维空间里重建肿瘤与周围器官的关系，再借助调强放疗、立体定向放疗、图像引导放疗等技术，把高剂量射线集中投送到肿瘤区域，同时尽量保护脑干、视神经、腮腺、喉等重要结构。

调强放疗是目前头颈肿瘤放疗中的主流技术之一。它可以将一束射线分解成许多强度不同的小束，像拼图一样贴合肿瘤形状。对鼻咽癌患者来说，由于肿瘤位置深、邻近重要器官多，放疗一直是关键治疗手段。早期患者通过放疗有机会实现根治；局部晚期患者通过同步放化疗，也能显著提高肿瘤控制率。对部分喉癌患者，放疗还有助于保留喉功能，避免永久性气管造口，这对患者今后的说话、吞咽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立体定向放疗则更适合病灶数量少、体积较小的情况，例如部分脑转移、肺转移或局部复发病灶。它可以在较少次数内给予较高剂量，实现“精准打击”。图像引导放疗则在每次治疗前进行影像校正，确保治疗位置与计划设计一致，尤其适合头颈部这种对位置精度要求极高的部位。

田允鸿经常遇到患者问：“放疗是不是最后才做？”“副作用那么大，能不能不做？”他会耐心解释，放疗并不是“走投无路时的选择”。在鼻咽癌等头颈肿瘤中，放疗可以是首选；在术后高危患者中，放疗能降低复发风险；在脑转移、骨转移或局部压迫患者中，放疗又能快速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副作用确实存在，但随着技术进步和规范管理，许多不良反应已经明显减轻。治疗前，医生会评估患者基础状况；治疗中，会动态观察口腔黏膜、吞咽、皮肤、血象等变化；治疗后，还会进行长期随访和康复指导。放疗不是冰冷的机器运转，而是一套贯穿全程的生命管理。

在科研层面，田允鸿长期关注鼻咽癌放疗抵抗的分子机制，以及肿瘤代谢、免疫微环境与放疗效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当前精准放疗的技术精度已经很高，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减少肿瘤抵抗、提高长期控制率，并让放疗与免疫治疗、靶向治疗更科学地协同。

放疗可以杀伤肿瘤细胞，释放抗原，理论上有助于激活免疫系统；但肿瘤微环境也可能抑制免疫反应，使效果受限。未来，通过生物标志物筛选获益人群，优化放疗剂量和分割方式，探索“放免联合”“放靶联合”的更佳组合，都是重要方向。田允鸿希望，基础研究能够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有效、为什么无效”，让临床决策不再只依赖经验，而是拥有更坚实的证据支撑。

04 医者温度，藏在每一次耐心解释里

肿瘤科医生见惯生死，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变得麻木。相反，越是面对沉重病情，越需要保持对人的尊重与悲悯。

田允鸿常说，患者走进诊室时，带来的不只是一叠检查报告，还有恐惧、期待、犹豫，甚至是一家人对未来的全部想象。医生不能只用数据回应他们，更要听懂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有人担心“照完人会虚”，有人害怕“脑子被照坏”，有人忧虑以后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田允鸿会先听他们说，再逐一解释：放疗射线只作用于计划设计的区域，不会让身体持续“带辐射”；副作用因人而异，多数可以监测和处理；治疗目标不仅是控制肿瘤，也包括尽量保留功能、减少痛苦。

他记得，有患者完成治疗后对他说：“田医生，比我想象中轻松。”也有家属在患者意识恢复后红着眼眶说：“又能叫出我们的名字了。”这些瞬间，往往比论文和奖项更让他感到职业的重量。

面对不同阶段的患者，他的治疗思路也会不同。对早期患者，他会更多谈根治机会和功能保留；对晚期患者，他会坦诚说明病情边界，同时尽力寻找能延长生存、改善生活质量的路径。一位60岁的鼻咽癌老人，可能更在意能否顺利吞咽、减少口干；一位50岁的喉癌患者，可能更希望保留声音，继续与家人正常交流。方案必须因人而异，因为医学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病例”，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在带教年轻医生时，田允鸿常提醒他们：技术要精，心要软。勾画靶区时要冷静，面对患者时要真诚。不要把自己训练成只会看片子和写计划的医生，而要记住，每一次查房、每一句解释、每一个安抚的眼神，都可能成为患者坚持下去的力量。他理解的“医者温度”，并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壮举，更多时候藏在细节里：查房时多问一句“今天吃得下吗”；制定计划时多停一秒确认边界；家属焦虑时愿意坐下来把方案讲清楚；病情进展时不轻易说“没办法了”，而是继续寻找能改善症状、减轻痛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