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下旬，董祥坤刚接到任职通知时，最担心的不是路远，而是自己能不能把秘书工作做好。那趟从芜湖开出的列车速度很慢，车窗结着薄雾，他把调令翻来覆去看了几遍。
调令上的职务只有几个字：任安徽省委书记宋佩璋秘书。对当时的董祥坤来说，这几个字既是机会，也是压力。他高中尚未毕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突然进入省委机关，面对的全是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事务。
抵达合肥后，他被安排住进干部处附近的招待所。房间陈设简单，夜里楼道灯光昏暗，木床稍一翻身便发出声响。三天后，宋佩璋从外地回来，第一次谈话并不长，只交代了三件事：学习，保密，熟悉情况。
董祥坤回到住处，立刻把这三句话写在笔记本上，又用铅笔重重画了几道线。那时的他还不清楚，秘书工作并不是替领导跑腿、记笔记那么简单，里面既有程序，也有分寸，更有对信息和时间的严格把握。
机关里的文件格式、会议流程、电话转接、出差安排，样样都有规矩。董祥坤常常一边听，一边记，生怕漏掉关键内容。有同事见他紧张，半开玩笑地说：“别怕，慢慢学就行。”这话没有解决具体困难，却让他稍稍松了口气。
真正让他意识到差距的，是定远县那次调研。汽车到了县委门前，院子里冷冷清清，没有接站人员，也没有提前准备好的汇报安排。董祥坤这才想起，自己没有及时向县里通报行程。
事情已经发生，只能赶紧补救。他请司机设法联系县里，不久，县委书记李昌林匆匆赶到。李昌林并没有当面责备这位年轻秘书，饭桌上只是平静地提醒：“路线和重点单位，能提前通知的，尽量说清楚，基层也好安排。”
话很朴素，却让董祥坤记得很深。县里不是机关的附属环节，调研也不是走到哪里算到哪里。一个通知早晚，可能关系到人员调配、材料准备，甚至影响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正常工作。
有意思的是，李昌林本人正是宋佩璋过去的秘书。如今，他已经到了县委书记的位置。对董祥坤而言，这次相遇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提醒，也让他看见了秘书干部流动和成长的一条路径。
同年3月初，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国经济计划工作会议。宋佩璋随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会议，晚上准备看望李德生。那时李德生工作繁重，日程排得很满，临时拜访并不轻松。
宋佩璋让董祥坤去借车。年轻人跑了几处，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车辆安排妥当。夜色已经很深，两位老战友在小餐厅见面，交谈时间不长。李德生看了看随行的董祥坤，问道：“新秘书？”宋佩璋点了点头。李德生笑着说：“这个岗位，辛苦是常态。”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把秘书工作的真实分量说透了。事情越细，越不能马虎；时间越紧，越要保持清醒。秘书如果只盯着眼前的杂事，很容易忙得团团转，却把真正重要的事项耽搁了。
返程途中，宋佩璋把一些文件交给董祥坤，并提醒他，琐碎事务不能压住主要工作，秘书就像机器里的轴承，出了问题，整套工作都会受到影响。董祥坤没有多说，只答了一句：“明白。”
4月，调研来到怀远县。县委书记苏语也有秘书经历。汇报结束后，他把董祥坤拉到一旁，谈起自己整理情况的方法：重复记忆，分清取舍，善于联想，长期积累。
这些话不像正式讲话，更像工作中的经验交流。可对刚入门的董祥坤来说，反而容易记住。当天晚上，他在灯下整理材料，把白天听到的内容重新誊写，又对照笔记反复回想。院外偶尔传来狗叫，桌上的灯影随着风轻轻晃动。
半年过去，他已经用完了几本笔记本。会议重点、行程变化、电话记录、人员安排，都被分门别类写在纸上。涉及重要事项时，他只携带编号纸张，会议结束立即回收；能当面交代的内容，尽量不在电话中展开；出差路线还要准备两套方案，以便临时调整。
这些做法看起来琐碎，却是秘书工作最不能省略的部分。保密不是一句口号，往往就体现在一张纸、一通电话、一次路线安排之中。年轻人犯错可以改，信息一旦失控，后果却很难弥补。
安徽省委当时比较重视秘书干部到基层锻炼。李昌林由秘书转任定远县委书记，苏语从秘书岗位走向怀远，都是这种安排的体现。秘书长期接触政策和机关运转，但只有真正进入县乡、厂矿和田间地头，才会知道文件中的一句话落到基层后会遇到多少具体问题。
董祥坤也逐渐有了下基层的念头。不过，在此之前，他还要把眼前的工作做扎实。到1971年年底，会前通知、会中记录、会后整理，他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出差中的路线、时间和物资，也能提前列出清单。
同事评价他脑子快，做事稳。董祥坤自己却很清楚，所谓熟练，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把同一件事反复做，把每次疏漏都记下来，再想办法避免重犯。
1972年初，他准备再次前往皖北调研。临出发前，他翻开最早的那本笔记本，宋佩璋交代的“学习、保密、熟悉情况”仍写在第一页，纸角已经发黄。公文包里，新旧笔记本叠在一起，车次和行程安排写得清清楚楚。
他合上本子，检查了一遍文件，又向司机核对出发时间，随后走出省委机关的院门。初春的风还很冷，皖北的路也并不平坦，新的调研任务已经在等着这位年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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