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北京,授衔仪式结束之后。

湖北红安籍的六个上将站在一起,有人后来管他们叫“六棵松”。韩先楚、陈锡联、王建山、郭天民、周纯全、谢富治。六个人,一个县。再往下数,红安还有十一个中将,四十四个少将。六十一颗将星,从同一个县的地里长出来,全国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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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把十大将军县的名单摊开,按人头排,事情看起来很清楚:红安六十一,金寨五十九,兴国五十六,平江五十二,吉安四十六,永新四十一,新县、大悟、六安、浏阳依次往下。红安坐头把交椅,没什么好争的。

但“将军县”这三个字,如果只按人头算,就漏掉了底下最要命的那一层东西。一个县出多少将军,跟一个县出什么样的将军,是两笔完全不同的账。有的县将军多,但多数集中在少将这一层;有的县将军少一些,可里面站着一串在关键战役里拍板的人。如果“质量”指的是高级别将领的密度、主官型战将的比例、以及这些人对战争走向的实际影响,那排名前三的这几个县,就得换一个看法来看了。

而更让人想往下追问的是:红安凭什么能在数量和“含金量”上同时压住所有人?兴国、平江、金寨,各自守着哪一块红安拿不走的东西?

红安:数量第一,但它的“质量”不在数字里,在“主官密度”里

红安的数据摆在桌面上,硬得硌人。六位上将,十一位中将,四十四位少将。但这个结构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六”这个数字,是这六个人后来干了什么。

韩先楚,东北战场上的“旋风将军”。他指挥的东野三纵在东北攻无不克,被敌人惧称为“旋风部队”。1950年解放海南岛,他指挥四十军一万八千多人,坐着木帆船横渡琼州海峡,用木船打军舰,一举突破国民党陆海空组成的“伯陵防线”,把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后来在朝鲜战场,他负责前线指挥,连战连胜,攻克汉城,美国陆军史里都记着他的名字。他当过大军区司令员,前后二十三年。

陈锡联,三十七岁出任兵团司令,后来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他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的任上,前后干了七年。一个县出一个人物,能在军队指挥链和国家政务链的交汇点上站住,这件事本身就说明红安出的不是“纯战术型”的将领。

王近山,二野公认的头号虎将。襄樊战役,他指挥六纵在兵力不占优势、装备落后于对手的条件下,用“刀劈三关、猛虎掏心”的反常规打法,拿下铁打的襄阳古城,活捉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抗美援朝,他是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上甘岭战役前线的重要指挥者之一。

秦基伟,上甘岭战役中第十五军军长。那一仗打完,“十五军”这三个字成了一种标准。他后来任昆明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1988年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是开国中将里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时间最久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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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胡奇才。塔山阻击战,林彪亲自点将,把他派到一线。四纵在塔山守了六昼夜,毙伤俘敌六千多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援锦的企图。塔山那个位置,一旦被突破,整个辽沈战役的棋盘就要重摆。胡奇才守住了。

你把这些人的职务和战场摆在一起,会看到一个共同点:红安出的不是“在机关里熬资历”的将军,是在野战军里带主攻部队、在关键阵地上拍板的人。解放战争几大野战军的主力纵队司令、兵团司令,红安占了一串。建国后六位红安籍将领担任过大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韩先楚、谢富治、秦基伟、王诚汉、周世忠。其中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三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时间都超过了二十年。开国上将里任大军区司令超过二十年的总共才四位,红安一个县占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