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报纸给副刊版面标注英文,曰:Side pages。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翻译,而是按照字面字对字的“翻义”,就如同把“北京大学”翻成“North Capital Big School”、“夫妻肺片”翻成“Husband and wife’s lung slices”、指称不君子行为的“咸猪手”翻成“Salty pig hand”,纯属中式英文“秦国立式”(Chinglish),外国人不是大惑不解,就是生出误会。
“副刊”还有一个旧名称“附张”,两者均来自英文supplement。中国古有报纸这种出版物,此事无可怀疑。但是,近代意义的报章——也就是曾称为“新闻纸”(new spaper的硬译)的日报型报纸——则无疑是舶来品。其中的副刊随之而来,起初只是在报纸的后半部分印一些杂文小诗,有副刊之实而无其栏目之名,再后来出现了单独版面的“附张”,表示是额外部分,而且标榜随正报“免费附赠”。
著名报人孙伏园曾写过一篇《理想中的日报附张》。孙伏园编《晨报》的副刊,征名于好友鲁迅,得到“副镌”二字,即刻采用。后来徐志摩接手时,已改称“副刊”。可见,从“附张”到“副刊”,其实只是一步之遥,换了字眼而已,两个词意思完全相同。
1921年10月12日改版独立发行的《晨报副镌》(报头“晨报副镌”,报眉仍用“晨报附刊”)
现代英文报纸里的著名副刊有英国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和旧版的法国《费加罗报文学副刊》(Le Figaro-Supplément littéraire)。这种综合型的副刊主要刊载非政治类新闻与轶事、文艺评论、时尚动态以及隽语、字谜和其他各类文学小品乃至特色菜谱,所以标题里的“文学”不是狭义,而是指一切文字书写的智慧创作。“文学副刊”也报道科学新知识、技术新创造,只是文章强调写法要简明、亲民、可读,让非专业的读者能够读得懂。副刊这个体裁的报章板块还有其他名称,比如Weekly、Weekend、Magazine、Life style等等,分别强调发表频率、内容的综合性、贴近烟火生活的办副刊方针。
德语地区的副刊相当发达,承用法语概念Feuilleton,大报们对这个文化板块大加发展,办成显示报纸软实力、陶冶读者修养(Bildung)的灵魂之页。德国第一大报《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FAZ)的惯例是副主编亲自挂帅副刊部,前任副刊老总巴那思(Patrick Bahners)是大力声张通俗文化具有高级性的“唐老鸭主义者”(Donaldist),他任主编时,FAZ副刊相当活泼。去世不久的谢马赫(Frank Schirrmacher)是个很有能量的话题制造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交代自己年轻时代曾参军入纳粹精英作战旅,是他在访谈中诱导出来的。瑞士的《新苏黎世日报》(Neue Zürcher Zeitung)的副刊版也是引领文化、艺术、科技和时代风尚的一大园地,相当具有高质量,而且好看。
日本报业把副刊叫“学艺栏”,刊登高水准的每周书评、文学连载、随笔以及思想评论,涵盖经典艺术、现代艺术、舞台剧、电影、古典文学、短歌、俳句、围棋与将棋等。1940年创办于沦陷上海、幕后情况极为复杂特殊的《新中国报》设有名为“学艺”的综合性副刊,即是学样日本。
在中国报界,副刊有百多年的历史,历数一下主要的名目,可观其来时路:《民国日报》的“觉悟”、《申报》的“自由谈”“春秋”、《中央日报》的“摩登”(田汉主编,徐悲鸿设计刊头)、《时事新报》的“学灯”“青光”、上海《立报》的“新地”、重庆《大公报》的“战线”(1939年)、《新华日报》的“团结”、《大公报》的“小公园”、《新闻报》的“快活林”、《文汇报》的“世纪风”、《世界日报》的“明珠”,当代的“两报”副刊的“大地”“文荟”“文学遗产”等,《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文汇报》的“笔会”“文汇学人”、《解放日报》的“朝花”、《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现转隶澎湃新闻)、《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羊城晚报》的“花地”等等。自然科学性质的副刊有天津《大公报》的“科学周刊”(后改称“科学副刊”,由物理学家严济慈、化学家曾昭抡、人类学家刘咸主编)、《申报》的“科学周刊”、《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
沈从文大概可以列在副刊主编排行榜的第一名。他主编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诗与文”、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经世报》的“文艺副刊”,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副刊也有他的创建之功。他对副刊的功能有一些思考,在《益世报》副刊发刊词中,他写道:这个副刊“对作者将为一个自由竞争表现新作的据点,对读者将为一个具有情感教育的机构”。作者、读者两方的背后其实还有编者,他没有直接写出来,但读得出来他作为园丁的自我期许。
为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加以准确、优美的语言,是副刊文章面对读者应该完成的作业,也是报纸的生命线。副刊可以兼顾的另一个目标,是发掘、培植名作,让一次性的发表转换为永恒的铭刻。副刊中的名作的确不胜枚举,试举几例:鲁迅《阿Q正传》,最初是在1921—1922年间由北京《晨报副刊》以分章形式连载发表的。徐志摩《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发表于1926年5月的《晨报副刊·诗镌》。本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应邀主持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他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多能及时推出同仁名家的新作,如陈寅恪的《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顾颉刚主编《大公报·史地周刊》,连载过张荫麟面向高中生的用纯白话撰写的《中国史纲》,连载完毕书才出版,令读者有先睹为快之乐。俞平伯晚年的札记《崇祯吊死在哪里?》,发表在《北京晚报》1982年9月22日第3版“五色土”副刊的“夜读拾零”栏目,全文才241字,却写出了一件重大史事的异闻,与家喻户晓的“歪脖子树说”很有区别,足供历史专家们去重审旧案。如果副刊的主持者独具只眼,经常组编发表这样垂之久远的佳作,副刊也就不朽了。副刊对一般读者知识能力的提高、道德情操的砥砺、审美趣味的培养,则如春风化雨,效力在不经意中。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标题:《什么是副刊文章面对读者应该完成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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