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9日,上海闸北,日军飞机低空掠过。炸弹落下的地方,不是兵营,不是军火库,是商务印书馆。
炸完之后,侵沪日军总司令盐泽幸一说了句话,后来被白纸黑字记了下来。他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能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你品品这句话。
一个带兵打仗的军人,脑子里算的账,不是消灭多少军队,不是占领多少地盘。他算的是:炸掉一个民族印书、藏书、教书的地方,那个东西“永远不能恢复”。
这句话,是整个日本侵华战争里最容易被漏掉的一层底牌。杀人,抢地,烧房子,这些都看得见,数得清,战后可以清算,可以索赔,可以记在账本上。但有一种打法,不直接要你的命,它要的是你下一代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它不杀你,它换掉你的根。
第一刀,换语言。
1931年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在东北干的第一件“文事”,不是开矿,不是修路,是改课本,改语言。
1933年,伪满文教部规定,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总课时必须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到了国民优级学校,日语课每周七学时,比“满语”还多两学时。日本老师教物理、化学、数学,不管学生听不听得懂,全用日语讲。学生为了弄懂课程,只能拼命学日语。到了大学,所有课程一律日语授课。
1935年,日语被正式定为伪满洲国的“国语”。那汉语呢?汉语被降了一格,叫“满语”。注意,这里的“满语”不是满族语言,指的就是中文。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中国话变成了“方言”,日本话变成了“国语”。
这套东西不是“建议”,是硬门槛。学生一入学就被告知:毕业时日语达不到三等翻译水平,不能毕业。社会上也是一样。伪满机关公文全用日文,实际负责人都是日本人,用日语分派工作。不会日语,饭碗端不住。日语检定分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合格的青年在毕业、就业上受优待。日语学校、讲习所遍地开花,1938年奉天等十八个市县就有四十一所,远远超出正常学外语的需求。
1933年,伪满文教部还规定,小学生每天早晨要面向东方,给日本的天照大神和日本天皇三鞠躬,背诵《国民训》。有亲历者回忆,上日语课时师生不许说中国话,每堂课老师拿一半时间检查背诵,背不出来轻则挨骂罚站,重则拳打脚踢。有的老人至今能把《回銮训民诏书》全文背出来,因为当年几乎每天都要反复背诵。朝会之后,全班站立,班长念诏书,大家跟着朗诵,日本教师巡视,发现谁的嘴不动,立即从队列里拖出来踢倒,让其跪在队前,背完再以“不敬罪”毒打示众。
这套打法狠在什么地方?狠在它不是在“推广一门外语”,它是在更换一个民族的思维器官。你用什么语言想事情,你就用什么语言做梦;你用什么语言做梦,你的“根”就长在什么地方。一个从小背《国民训》背到条件反射的孩子,长大了就算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他脑子里的那条路,已经被日语铺过一遍了。
第二刀,换历史。
语言换了,装进去的东西也得换。
日本关东军是教科书编纂的真正主导者。九一八之后,关东军在《自治指导员服务心得》的密件里写得清清楚楚:“排日教材要断然铲除。”随后,伪奉天省下令,对教科书里“与时势不合处”加以删改涂抹,强调“一切课程不得稍含排外材料”。
这不是修修补补。这是把一整代人的历史记忆连根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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