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一张天价餐饮账单在网络上流传开来,账单上服务费接近4万元,整顿饭账单总额约41.8万元,实收约40万元,有报道提及席间自带酒水价值约48万元,报道并未称单瓶酒价达到这一数额。相关讨论随后引发了对餐饮服务费和账单真实性的质疑,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也收到过相关举报。
在坊间流传的说法中,这个家庭的故事远不止一顿饭:车库里价值约两亿元的跑车长期停放、几乎不开,父亲曾在一夜之间输掉1亿元,曾经号称百亿的家底,最终在父子两代人手里所剩无几。
这类故事之所以总能引发围观,是因为它把一个现实问题推到了极端:出生就拥有一切的富二代们,为什么往往守不住、也继承不好家业?对普通家庭来说,一年收入十万元已属不易,一瓶酒抵得上五年的辛苦积累,这种反差足以制造话题。但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一顿饭花了多少钱,而是财富从一代传到二代的过程中,究竟在哪些环节发生了流失。
挥霍式的败落只是其中最直观的一种,更多二代面对的困境,藏在企业内部的人事、产品和权力交接之中。
在中国家族企业的交接样本中,娃哈哈是最受关注的一个,两代宗总的创业与接班节点,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1987年,42岁的宗庆后接手并创办了娃哈哈的前身,一家小小的校办企业经销部。他骑着三轮车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送冰棍,从零开始做生意。
2024年2月,宗庆后因病去世,41岁的宗馥莉面对的,则是父亲留下的、年营收以数百亿元计的饮料帝国。
从0到1缔造一个商业帝国固然艰难,但驾驶一艘巨轮稳稳地向前开,未必比白手起家轻松多少。蒋鑫式的富二代把家业当作消费的资本,而认真接班的二代则要面对另一套考题,前者的风险在于挥霍,后者的风险在于掌舵失灵。
宗庆后长期亲自参与企业经营,管理风格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1994年,宗庆后有意在重庆建厂,派了22名中层干部到涪陵调研。一行人考察了交通、物流、气候和生产设备等多方面因素,最后有21人投了反对票。宗庆后的回应是报告做得很好,下次不要再做了,反对无效,涪陵一定要去。
宗馥莉很早就赴美留学,管理思路更偏向制度化和西式风格,与父亲有许多不同。
在对待员工的问题上,宗馥莉倾向于不合适就换人,宗庆后则几乎从不开除员工,讲究在人情中建立威信,曾有被宗馥莉辞退的员工又被宗庆后请了回来。理念不同,工作自然难做。
一位曾与娃哈哈打过交道的经销商告诉36氪,娃哈哈许多内部员工对宗馥莉的定位,更多是“老板的女儿”,而不是“二老板”,经销商也更多只和宗庆后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这些老臣对接班人来说并不一定好用。
除了人际关系难处理,半路接手的企业多少都存在一些内部问题,所以不少二代宁可自己创业,也不愿接过一个烫手山芋。
美特斯邦威的二代胡佳佳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她的父亲周成建曾经风光无两。2008年,温州人周成建带着美特斯邦威在深交所上市,此后连续登上胡润百富榜服装行业首富位置,把安踏的丁世忠家族和李宁都甩在了身后。但随着ZARA、H&M等快时尚品牌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以极高的上新频率快速改写服装市场格局,美邦的优势开始被蚕食。
2016年前后,在强敌环伺、美邦业绩下滑之际,80后的胡佳佳临危受命接手公司。用年轻人去做年轻人的生意,这个思路本身没有问题,但接班并不如想象中顺利。
曾经听着“不走寻常路”长大的90后、00后,对款式偏旧、价格也不算低的美邦逐渐失去兴趣,公司冠名《奇葩说》推广的电商App“有范”,也只掀起了有限的波澜。
胡佳佳在年轻化上做过不少尝试,将美特斯邦威从单一品牌扩展为多个品牌,然而大船掉头收效甚微,公司一度靠出售资产维持运转。
执掌企业约七年后,她在2024年把父亲重新请了回来。
曾经摆在胡佳佳面前的难题,后来同样摆到了宗馥莉面前,而娃哈哈的问题更为直接,那就是长期缺少新的爆款单品。
2024年宗庆后去世后,消费者一度出于怀旧情绪集中抢购娃哈哈产品,这股情绪有多浓烈,恰恰说明了娃哈哈的创新困境有多难。
作为接班人培养的那些年,宗馥莉负责过娃哈哈的不少创新业务,涉及日化、童装和休闲食品,娃哈哈甚至还做过美妆。
宗馥莉的眼光不能说不好,但做生意远不只是眼界问题。今天知道KellyOne的消费者并不多,原因之一在于渠道。
曾经帮助娃哈哈打下江山的联销体,在新品推广上有其局限,一些经销商靠批发起家,习惯快进快出,对便利店和小超市等销售终端的掌控力较弱。四五线城市的夫妻店小本经营、货架空间宝贵,天然倾向于拒绝新品,继续卖AD钙奶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2024年3月初,娃哈哈借怀旧热潮重获关注,宗馥莉也试图扳回一局,在线下发起了铺货攻势。只是短期热度难以持续,这场翻身仗并不好打。
2024年,已经59岁的周成建重返美特斯邦威。销售额虽然还没有明显起色,但他对媒体直言,美邦亏损的责任不在女儿。过去几年,他虽然不是法定代表人,但仍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实一直在参与经营,只不过处于一种“实管非官”的状态。
这番话道出了二代接班的另一个难题,即创一代始终游走在权力中心,不愿淡出。
许多一代企业家草莽创业,至今保持着高强度工作的习惯,即便已经过了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依然认为自己还能再干很多年。人们由此想到的不只是宗庆后,还有香港的李嘉诚、华为的任正非、福耀的曹德旺。他们执掌企业多年,既希望二代早日担当大任,又认为二代经验尚浅,难以完全放权。
离开父母的目光,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社会评价体系里,判断一个二代是否真正成熟、社会经验是否足够,最终还是要看他能否靠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
美的创始人何享健的独子何剑锋,走的就是站在家族肩膀上体外创业的路。他在美的之外,打造出年营收超百亿元的上市公司盈峰环境所在的盈峰控股体系。而把美的打理得蒸蒸日上的,是职业经理人方洪波。
2012年,何享健将美的集团董事长一职交给方洪波,这一安排至今仍被视为民营企业交接班的经典案例。要达成这种局面,既需要何剑锋另起炉灶的决心足够坚定,也需要何享健足够信任当时已在美的工作二十年的方洪波。
当然,二代接班有多难、怎样才能不难,在多数人看来属于“有钱人的烦恼”,每天坐在工位前上班的普通人,很难真正体会其中的分量。
那张高额餐饮账单之所以引发举报和热议,也正因为它与普通人的生活距离太远。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一代企业家们苦过、富过,终归日渐老去,二代们无论是否准备好,都已陆续登场。
中国家族企业正迎来二代交班潮,挥霍败家只是最显眼的失败方式,接不住人心、做不出新品、拿不到实权,同样会让家业在悄无声息中缩水。未来10到20年间,中国商界的交接故事还会陆续上演,而在一代灵魂人物真正离场之前,谁也无法预料潮水将涌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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