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汪把一张图纸按在我桌上时,我正蹲在工位下面找一支滚丢的签字笔。他往上头一拍,冲里面喊了一声:“小周,把这个改一下,甲方急着要。”
我探出头来,刚想说“好”,他已经转身走了。
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屋里四个设计师,老汪永远把活派给我。我跟他跟得最久,脾气也最软。别人嫌他给的价格低,堆一句“没空”就挡回去。
我不会。我总觉得拒绝了难为情,人家把话递到脸上来了,我再推回去,以后还怎么处?
我的搭档雷子不这么看。他坐在对面,馄饨皮似的眼皮抬了一下,说:“你又接了?”
我说:“就改个图。”
“上回你也说就改个图,你改了三天。”
我没接话,把图纸拽过来看了一眼,是老汪从外面包的一个小项目,商铺门头改造。业主手绘了一张草图,书法字写得龙飞凤舞,标注还不清。
我硬着头皮在全屋建模里把细节往对方字迹上靠,改完第一稿发过去,对方就回了三个字:再改改。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他发来一张参考图,说“按这个风格来”。我看了眼时间,头一天晚上十二点我刚把那版发出去,合着他根本没细看,就扔过来一张网图,要我重出。我憋了一口气,但最后还是在键盘上敲了句“好的”。
雷子往我这边瞅了一眼,说:“你就不会说你没空?”
我笑了笑:“没事,反正也没别的活。”
这句话我自己听着都虚。不是没别的活,是好多活我已经不敢接——比稿的钱压得太低,客户换来换去,哪个项目都不知道能做到什么时候。
攒了两年,到手能结清的没几个,大头全压在尾款上。我记账记了三张纸,光是老汪那边欠的,加起来一万七。
母亲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对着CAD界面发愣。她说院里的枣树结得不好,又说外墙漏雨,今年该修了,问我手里紧不紧。
我说还行。
挂了电话,我给老汪发了条消息,问他之前那个项目的尾款什么时候能结。
他隔了快三个小时才回,回的是:“那个项目甲方还没签收,你先把变更单整理出来。”
我没再问。那天晚上我在工位上坐到十点,把变更单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又给业主打了三个电话,对方没接。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锣音似的心跳在耳朵里响。
事情是在第四天爆起来的。早上九点,老汪抱着一摞图纸进来,说要开个碰头会。会议上他挨个点进度,点到我的时候,他斜靠在椅背上,说:“小周,你那个门头改造的活,我昨天又跟业主碰了一下,说还想加个雨棚。你先出个方案。”
我说:“这个项目我手上排了活,能不能往后放两天?”
他愣了一瞬,笑着说:“就一个小活儿,你顺手就做了。”
我心口发紧。那天早上我其实已经排了三件事:一个住宅的立面调整,一份消防报审的材料,还有老汪另一张催了我两遍的效果图。
我要是再答应这个雨棚,又一个晚上搭进去。我上个月连着加了两周班,有一次凌晨三点到家,脱外套的时候手都在抖。
可“不行”两个字卡在喉咙里。我看了他一眼,嘴是张开的,就是发不出声。
雷子在桌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没接话。最后我说:“行吧,我看看。”
那天的图纸我没画。下午业主突然打来电话,说原来的门头尺寸量错了,让我重新去一趟现场。我坐了一个半小时的地铁过去,又在地铁上改了一版图。
到现场,业主站在台阶上,手指着我画的门头线说:“这个柱子突出来太多,挡路。”
我量了一遍尺寸,纸上的数据确实和我前一天出的图对不上。我想开口解释,话还没递出去,业主先给老汪打了个电话,说“你们这设计师怎么回事,量个尺寸都量不准”。
老汪在电话那头赔着笑,放下电话就给我发消息:“你现场注意点,别再把人家惹了。”
我站在那家店门口,太阳照在我脸上,背后的风衣湿了一片。我盯着手机屏幕那行字,忽然觉得有点喘不过气。
那天晚上我没回公司,直接回了出租屋。合租的室友出差没回来,屋里很安静。我坐在床上,把手机里所有的消息翻了一遍,从上到下都是我回给别人的“好的”“行”“没问题”。再往前翻,翻了十几分钟,全是同一个句式。
最后我把手机摔在被子上。
第二天下午,老汪又来了,站在我工位边没走,说:“雨棚那个方案,业主中午又催了,你今晚上能不能先出一稿?”
我看着屏幕上画了一半的住宅立面,心跳突然变得很清楚。我说:“不行。”
他像是没听清,侧了一下头:“什么?”
“我说不行。”我字咬得明白,“我手上现在有四件事。雨棚的方案接不了,你找别人。”
老汪看着我,笑了一下:“小周,咱俩共事也两年了,你这突然来这么一出,我这边不好跟业主交代。”
“我这边也不好交代。”我说,“我自己的活都排到周五了。”
他没说话,站了一会儿,临走前撂下一句:“成,你牛。”
我坐下来,手心全是汗。雷子从对面探出头来,说:“牛。”
那天下午四点,老业主把电话打到我手机上,劈头盖脸地说:“你们公司怎么回事?上午说好了要出图,下午又说没人做,你耍我呢?”
我握着手机,站在茶水间里。窗外的天灰蒙蒙的,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木的,没表情。
我说:“你的图我可以出,但不是今天晚上。明天下班前发你。”
“明天?明天我有事,就今天!”
“那我出不了。”
对面沉默了几秒,声音硬了些:“你们公司就这水平?你工号多少,我投诉你。”
“你投吧。”我说,“我的名字是周文远,工号你问老汪。”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窗台上有一盆枯了大半的绿萝,浇了水也没缓过来。我没回工位,去厕所洗了把脸。水龙头拧开的那一瞬,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觉得陌生。
两年了,我从来不敢在任何人面前说出一个“不”字,怕被嫌事多,怕关系搞僵,怕那点并不牢固的人情散掉。可我越怕,事越往我头上堆。老汪那句“你牛”,我现在回味起来,居然觉得有点痛快。
当晚老汪没再发消息来。次日中午,他从外面跑回来,拿着一沓单子,站在走廊里跟雷子说,那个雨棚的单子他临时找了隔壁工位的小刘接了,小刘当场要了300块钱加急费,老汪笑着骂了一句:“这小子真敢开口。”末了他往我这边的工位扫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我低头继续敲我的键盘。椅子底下的腿还在抖,手指尖也有点发凉,但我知道我把那句话说出来了。
后来雷子问我,当时怎么突然就敢了。我想了想,说:“我妈房子漏雨,我都没钱给她修。人家一个雨棚,凭什么排在我妈前面。”
雷子没接话,过了半晌,他说:“你这话该跟老汪说。”
我没说。
我打算先把我自己的图纸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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