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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铜镜放上鉴宝台时,手机亮了。周立成发来消息:买家已经到你家楼下了,半小时内回来签卖房委托,别让人白跑。

我本来只想问,这面镜子卖掉,够不够先还公司最急的那笔钱。梁师傅却握住镜柄,问我:“背面刻的许怀安,是你什么人?”

“我爸。”我凑近了才认出那三个磨得发白的字。他十年前春天去世,那年夏天,我怀着双胞胎,表姐许芸把镜子送到了家里。

她抱着镜子站在门口,袖口沾着灰,说是我爸留下的东西。我嫌镜面发乌,怕脏东西碰着孩子,接过来就搁在鞋柜上。

许芸走前摸了摸镜背,提醒我:“这里松了,找人修一下,别自己掰。”那时我正忙着安胎,只当她随口说说,后来把镜子塞进了地下室。

一塞就是十年。直到我的包装公司周转断了,欠款催到家门口,我才想起地下室还有这件能拿来问价的旧物。

梁师傅用灯照着镜背边缘,没有立刻动手。他说镜框曾经修过,背板如今翘起一角,里面像夹着东西;要看清楚,就得拆开已经松动的地方。

我举起手机,对准他的手和镜子,确认画面一直在录。“拆吧。慢一点,别把里面的东西弄坏。”

周立成的电话紧跟着打来。我按了免提,他说买家愿意等,但委托今天必须签,否则他替我谈好的解困办法就作废。

“我还没答应卖房。”我看着梁师傅撬起的那道缝,“你先让买家回去。房子是我的,委托也得由我决定。”

他压低声音:“许宁,你公司欠着八十六万,昨天我发给你的凭据你也看了。你爸当年欠我的一百二十万,总不能再装不知道。”

昨天那张照片上,纸边缺了一块,只拍得到我爸的签名和一行写着欠款的字。周立成说旧账本来不急,肯先帮我挡催款,条件是让我把房子交给他处理。

这些年,他替公司介绍过客户,亲戚们也都说他办事周全。我没答应他的条件,却一直没想明白,父亲真欠过他钱,怎么从没向我提过。

梁师傅把薄木片从缝里退出来,抬眼看我。我对着手机说:“我这里有事,晚点回你。”随即挂断,镜头始终朝着台面。

背板卸下时,一张折成几层的纸露了出来。梁师傅没有碰纸上的字,先把镜子转向镜头,让我拍清它压在夹层里的位置。

纸很脆,展开到第二折,我就看见了落款旁的名字:周立成。那个名字下面还有一个指印,墨色已经发褐。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拿出昨天的照片来回对照。照片上写的是父亲借钱,眼前这张纸上,写着周立成收到父亲交付的借款一百二十万元。

梁师傅指着纸的上半截,声音不高,却把每个字都念得分明:“你看清楚,这张借条上,你父亲是出借人,欠钱的才是你姐夫。”

我盯着屏幕里周立成刚发来的催促,手心一下凉了。若这张纸是真的,那个说要替我解困的人,正拿父亲的名义向我索钱。

我差点交给他的,是两个孩子还住着的房子。

“您能确定这纸是真的?”我问。梁师傅摇头,说他认得镜子的修法,也认得自己当年留下的维修编号,但纸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债有没有还,得另找证据。

镜框内侧果然刻着一串极小的编号。他翻出旧维修登记的照片,只能确认父亲曾把这面镜子交给他修过,夹层也是那次维修时留下的结构。

我把镜子、纸和编号都拍进连续画面,直到梁师傅将手放开。手机录了太久,机身发烫,我却不敢在这时按停。

“镜子本身能卖多少?”我问出了进门时的问题。梁师傅估了估,说正常交易大约两千元,成色差还要低些。

两千元连公司最急的一笔款都挡不住。我把镜子重新放稳,问他纸该怎么保存,才不至于让人说是我后来塞进去的。

他给我留了维修登记的复印件,提醒我保留原始录像,尽快找律师处理。纸张年代和笔迹得由有资格的人核验,他不会在鉴宝台上替我下结论。

门外有人敲玻璃,是跟我一起等鉴宝的客人。梁师傅请人稍等,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又多了三条消息,都是周立成问我到哪儿了。

我回他:今天不签委托,也不授权任何人收钱。发出去后,我把聊天页面和昨天那张凭据一起截了图。

周立成很快回了语音:“买家在你家门口,我连定金都谈好了。你现在反悔,损失谁担?”

我听到“定金”两个字,立刻拨回去。他没接。我又给家里的门铃打了通话,告诉正在屋里的孩子不要开门,更不要替我收任何文件。

两个孩子放学后一直在家。儿子从门铃画面里看见楼下有陌生人,问我是不是要搬家,我一时答不上来,只说房子今天不会卖。

我原想立刻赶回去,手机却弹出一条新消息:周立成说买家已经被他劝走,改日再谈,让我先把公司的欠款想清楚。

我看着绒布上的借条,没去追问他把人劝到了哪里。既然房子暂时没人等签,我先要查明白,父亲的钱究竟流向了谁。

离开鉴宝台前,我从录像开头看了一遍:镜子放下、拆开、取出纸张,都在同一段画面里。梁师傅把借条装进干净的保护袋,连镜背也一并交还给我。

我拿着它走出店门,给陈律师打电话。电话接通时,周立成又发来一句:我是替你和孩子想,你别把好心当成害你。

我没有回。父亲的名字刻在镜背上,纸上也写着他的名字。两处名字能说明的事不同,我得一件一件查。

陈律师听完,没有问我是不是打算告周立成。她先让我把借条原件、完整录像和昨天收到的照片带过去,再把公司欠款的材料单独装一袋。

“八十六万是你公司的真实欠款,一百二十万是你父亲那笔旧账。”她在纸上写下两行,“别让他用其中一件事逼你承认另一件。”

在律所,我把手机里的原视频传到存储盘,保留手机上的那份。陈律师记录了镜子和借条交到她手里的时间,安排原件封存,供后续核验。

我问她能不能把拆镜的视频发进亲戚群。周立成已经在群里说我突然不肯卖房,让介绍生意给他的几个亲戚别再替我说情。

陈律师把视频拉到中间,看见借条露出的那一秒,又退回开头。“这段是完整的。你如果只发中间几秒,别人看不到它从哪里来。”

我退出了群聊的发送框。只凭手机里的一段画面,我确实没法回答纸是谁写的、何时藏进镜子里,更没法回答父亲后来有没有收回钱。

我把昨天那张凭据照片放大。父亲签名下方有一道明显的裁切线,周立成却一直说原件在他那里,等我签了卖房委托才拿给我看。

陈律师让我保存他发来的原消息,不再隔着电话争那张纸。

她拟好查询所需的材料,我带上父亲的死亡证明和继承关系材料,以继承人身份申请查父亲相关账户的历史交易。

银行柜台确认收下申请时,我问能不能当天看见记录。工作人员说旧交易要从历史档案调取,查到后通知我来取,具体还要等核查。

我从银行出来,手机上有十几个未接来电。周立成换了号码打来,开口就问我是不是去找了许芸。

“没有。”我停在路边,“你昨天发我的父债凭据,原件在哪儿?”

“先把眼前的窟窿堵上。”他没有回答,“许芸两年前跟人跑了,旧事问她也没用。你总不能为一张纸,让两个孩子跟着你搬出去。”

我记下他仍不肯给原件看,没有告诉他镜子里有另一张借条。他只知道我拒绝签字;现在把纸的事说出去,只会让他先替我编好解释。

挂断后,我翻出许芸以前的号码,仍是停机。两年前她与亲戚断了联系,周立成对外只说她跟人走了。我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

那年夏天,她送镜子来时肚子还没我大,却把沉甸甸的镜子一路抱上楼。她走得急,连水都没喝;我把那句“找人修”忘了十年。

下午,供货商打来电话,问我周五能不能先付一部分。我照实说公司目前付不了,正在核算可处置资产和个人责任,不拿还没查清的旧债给他画饼。

对方沉默片刻,说会把合同和已交货清单再发我一份。我把文件转给陈律师,请她帮我区分公司欠款里哪些需要由我承担。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着清单联系债权人,确认到期金额。周立成先是说能替我周转,见我不肯谈房子,又在亲戚群里说我连能卖的东西都舍不得卖。

有位姨妈私信劝我低头,说一家人何必闹得难看。我只回她,我在查账,房子没有委托任何人出售。她没有再问借条,我也没把录像发过去。

银行通知到来时,是第四天下午。我赶到柜台领出盖有业务章的查询记录,在大厅角落逐行看,手指停在十多年前的一笔转账上。

一百二十万元,从父亲的账户转到周立成名下的账户。日期与借条写的交付款日相同,收款账户信息也对得上。

我继续翻那一天的交易,没看见同额款项从周立成转回父亲账户。记录至少说明,当天确有一笔与借条相符的钱,从父亲那里流向了他。

我把结果告诉陈律师。她没有立刻说能追债,只让我看完整个查询范围:“这能证明那天的转账方向,不能排除他后来用别的账户、现金或其他方式还过。”

“那我下一步查什么?”我问。她说先把父亲留下的遗产资料和当年的还款凭证找齐,再要求周立成拿出他所说的父债原件,核对两边的时间和来源。

我回家翻旧文件箱,只找到一份复印得模糊的还款凭证。上面有父亲的名字,却看不清款项从谁手里付给谁;当年整理遗物,我正怀着孩子,几乎没仔细看。

那张纸曾让我以为父亲和周立成的旧账已经结清。如今银行记录摆在面前,我才发现自己连“结清”的是哪一方都没弄明白。

我把复印件拍给陈律师,没有在纸上写猜测。她让我保留文件箱原状,等找到其他材料再一起核对,免得把自己的记忆当成证据。

傍晚,周立成发来一张新的房屋交易意向书照片,说买家愿意再来一次,明天到我家谈。他把房屋地址写得清楚,卖方委托人一栏却填了自己的名字。

我回他:我没授权你卖房,请通知买家不要付款。他只回了一个“知道”,随后把语音转成文字发来:明天当面说,免得你又误会。

我把这组消息转给陈律师。她提醒我,见面时别把原始借条带去,也别在争执中交出手机;买家若已付钱,尽量留下付款和沟通记录。

我给两个孩子买了第二天的课后托管,告诉他们我会回家处理房子的事。女儿问我房子是不是保不住了,我说没有人拿到我的签字,明天我会亲自去说清楚。

夜里我重新列了一张账单,把真实欠款八十六万元放在最上面。纸上没有周立成说的父债,也没有那面镜子的估价。

镜子约值两千元,填不上公司的窟窿;借条还没核验,也不能算成拿得到手的钱。明天周立成还要带买家来。

父亲确实转给过他一百二十万元,我要他拿出的,是那张所谓父债的完整原件。

第二天下午,门铃画面里又出现了那位买家。周立成站在旁边,替他按铃,嘴里说着“她马上到”,仿佛我已经答应了这场交易。

我刚从公司取回欠款清单,离家还有两条街。看见画面后,我让孩子继续待在托管班,拦车往家赶,同时给买家留在意向书上的号码发了消息。

我写得很短:我是产权人许宁,没有授权周立成出售房屋,也不会签署卖房委托。您若已付款,请先停止后续交易,我正在赶回家。

买家很快回了电话。他说周立成告诉他,我忙着处理公司倒闭,只是请亲戚代办手续;今天约他来,就是补签委托。

“我从没同意他代办。”我说,“您先别再付款。等我到场,我们当面把话说清楚。”

我到家时,两人还站在门口。周立成见我手里拿着文件袋,先笑着替我解释:“她这几天压力大,有点拿不定主意。”

我用钥匙开门,让买家进客厅坐,随后站在房屋产权证旁边说:“这房子我不卖。此前我也没签过出售委托。”

买家的笑容没了。他看向周立成:“周先生,你说授权早就有了,只差她回来补个字。现在是怎么回事?”

周立成没有回答授权的事,转向我:“许宁,你只顾孩子住得安稳,就不管欠款了?你以为债主会因为你舍不得房子,就让你慢慢还?”

我打开文件袋,把真实债务清单放到他面前。每笔有债权人、合同和到期日,合计八十六万元,我已经逐一联系,正与陈律师核算清偿安排。

“你说我不管欠款,就请你具体指出,这张清单漏了哪一笔。”我把笔递给他,“能核实的,我现在补。”

周立成看了一眼,没有接笔。他指着纸的空白处:“你爸欠我的一百二十万呢?你把这笔藏起来,就叫核实?”

“那是你发来的一张残缺照片。”我说,“请拿出完整原件,让律师核对。你不能凭那张照片替我卖房,更不能替我收买家的钱。”

买家把意向书翻到最后一页,发现“卖方授权签名”处果然空着。他问周立成:“我昨天转给你的定金,你是凭什么收的?”

周立成的脸色变了,说那是双方谈价的诚意金,房子卖成自然会算进房款。买家从公文包里抽出收据,收款人签着周立成的名字,款项写的却是购房定金。

我请买家把收据和他与周立成商谈交易的消息留存,也请他发我一份照片。买家先遮住自己的账号信息,拍给我后,又把手机收了起来。

“我现在停止交易。”他当场给经办人打电话,说明产权人没有授权,后续看房和付款都取消。周立成想插话,买家抬手止住了他。

电话挂断,买家对我说:“许女士,我会找周先生退定金。需要核实我今天看到的情况,您可以联系我。”他把名片放在桌上。

我向他道了歉,告诉他我确实不知道周立成已经收钱。买家说,他也是看了对方发的房屋资料和亲属关系,才以为手续只是来不及补。

周立成送人到门口,低声说还能商量。买家没有回头,电梯门合上时,手里仍攥着那张收据。

门关上后,客厅一下安静了。周立成把我放在桌上的清单推回来说:“你让外人看笑话,对你有什么好处?钱你自己还得起吗?”

“这八十六万,我会按合同处理。”我收起清单,“你答应替我补窟窿,却先收买家的定金,还告诉他你有我的授权。收了多少、钱在哪儿,你自己向他解释。”

他盯着我,问:“你是不是在查你爸的旧账?”我没有拿出借条,只说银行记录我已经取到了,父债凭据的原件他仍然可以交给律师核对。

周立成的手在椅背上停了停。“一笔转账能说明什么?你爸后来还过的事,你又知道多少?”

“正因为我不知道,才要查。”我看着他,“你若有还款凭证,就拿完整的。别再用一张裁过的照片催我签房屋委托。”

他拿起外套,走到门口又回身:“许芸当年整理过你爸的东西。那些纸到了你手里,未必还是原样。你最好想清楚信谁。”

我没有追到门边问许芸在哪里。他知道她参与过遗物整理,这件事我也知道;他此刻拿她说事,并不能替那张缺角照片补上内容。

周立成离开后,我把门锁好,给陈律师打电话,按顺序说了买家到场、定金收据和周立成提到银行记录的经过。

陈律师让我保存买家发来的照片和名片,也把今天的时间记下来。她说买家若愿意提供完整交易记录,能帮助查清周立成如何以我的名义谈房。

我问这是不是已经足够证明他骗了买家。陈律师说目前能确认的是我没有授权、他却收了定金;钱如何收、他说过什么,还要看买家的原始记录。

我照着名片给买家发去一条消息,请他保留收据原件、转账记录和与周立成的聊天。买家回了“会保留”,又说退款的事他会自己追。

公司供货商的电话也打了进来。他问我是否还按先前说的时间给清偿安排,我说会,房屋交易取消不影响我对八十六万欠款的核算。

对方没有因为我保住房子就宽限我,只提醒我尽快提交书面方案。我把明早要整理的合同摆在桌上,开始按到期日分开。

晚上接回孩子,女儿看见客厅里多了几张纸,先问:“那个人还来吗?”我说今天来谈房的买家已经停止交易,房子仍由我决定。

她点点头,去给弟弟热饭。我把产权证收进抽屉,却没有把债务清单一同锁起来。公司欠的钱还在那里,明天仍得一笔笔面对。

手机上,买家发来一张补拍的收据背面。周立成手写的备注是“收到许宁房屋出售定金”,日期比他第一次催我签委托还早两天。

我把照片转给陈律师,随后翻开公司那本待核对的往来账。周立成说过能补上的窟窿,和他提前收走的这笔钱,终于有了可以分别追问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我把公司的往来账摊开,从那家大客户的订单查起。周立成说过能帮我补上的窟窿,正是在这笔货出了争议后越来越大。

客户迟迟不付尾款,给出的理由是货没进他们指定的仓库。我手里却有一张签收单,过去几个月,我一直拿它证明货已经交了。

原财务小陶接了我的电话。她离职时把经手的付款和发货邮件按规定交回了公司,听说我要去见客户,主动说可以陪我核对。

“那张签收单,我当时就觉得怪。”她在客户公司楼下等我,“地址是临时改的,改完以后,谁都催着我们赶紧发。”

客户的采购经理把订单、原定交货地址和他们保存的签收单并排放在会议桌上。签收单上的仓库地址,与我公司留存的那份相同。

“这不是我们指定的仓库。”采购经理指着地址说,“我们收到你们发来的签收单,才知道货送去了这里。后来你们一直说是我们要求改址。”

我翻出当年的邮件。原定交货前两天,工厂通知我赶不上入库时限;货若误了客户的促销档期,整批订单都可能被取消。

那晚周立成打来电话,说他熟悉一家仓库,可以先替客户收货,再安排转运。他把地址和联系人发给我,说客户那边已经有人点头。

我赶着交期,叫司机按新地址走,还让小陶通知客户货已发出。小陶找出了那封通知邮件,里面确实写着新地址,却没有客户同意改址的回复。

采购经理问:“你们当时向谁确认过授权?”我看着自己发给司机的指令,只能说:“没有。我听了介绍人的话,没向你们确认。”

他说客户发现货没到原仓库,当天就联系过我公司。我的回复是转仓已完成,有签收单为证。争议从那时拖到现在,尾款也一直没有结。

小陶把我们保存的签收单推过去。采购经理拿出客户收到的扫描件,两份内容一致:收货栏盖着仓库章,联系人一栏是一个姓孙的名字。

我记得这个人。周立成介绍仓库时发过他的电话,说司机找不到门就打过去。小陶在旧报销邮件里找到一份周立成贸易公司的联系人表,姓孙的人也在上面。

采购经理看完,没有立刻说货是周立成拿走的。“这能说明联系人与他的公司有关。货进仓后转给谁,还得查出库记录和运输单。”

我请他把客户保存的签收单及当时的往来邮件提供副本,说明会和律师核对。客户同意了,但要求我也交出发货指令、司机回执,以及转仓是谁提出的记录。

走出会议室,小陶低声问我:“你以前是不是以为客户拿了货还赖账?”我说是。当年那张签收单给了我底气,我把后续的催款都建立在它上面。

司机当晚回了电话。他记得那批货,因为临时改址,进仓时排了很久。他交货后拿到盖章回执,没有接到去客户原仓库的第二段运输任务。

“货卸下就归仓库管了。”他说,“我能说清送到哪儿,不能说清后来从哪儿走。”他答应查找自己的派车记录,找到后直接发我。

我把小陶和司机的话分别记下,没有把两人的记忆写成已经查明的货物去向。客户没收到货,仓库签了收,这中间还有一道空白。

小陶在路边停住脚:“那时候你让我先给厂里付加工费,我还劝你别急。你说客户不能断,订单做完就能周转过来。”

她说得对。七年前公司刚开时,是这些固定客户让我们撑过了最难的几年。

这次我怕失去最大的客户,信了周立成那句“有人点头”,却没向客户问一句,就让司机把货送走了。

“现在找着周立成,就能把公司的损失都算在他头上吗?”小陶问。

我摇头:“改仓是我批准的,客户没授权。就算查出他做过什么,客户没收到货,也还是会来找我。”

回到公司,我把那封发货邮件和周立成发来的地址信息一同转给陈律师。她让我先向仓库索要入库、出库及提货记录,别在不知道货去了哪里的情况下估损。

我拨通签收单上的仓库电话。接线的人说仓库早已换了经营者,旧资料不在他们手里;我留下订单日期和联系方式,请她转给仍能联系到的原负责人。

周立成的公司电话倒是通的。前台听完我的名字,说孙姓员工早已离职,不便提供个人信息,让我把查询材料发到公司邮箱。

我按陈律师的建议寄出书面询问,附上订单编号和签收单,没有发借条照片。寄出后,邮箱立即回了一封自动收件通知。

下午,采购经理把客户内部的到货记录补发给我。原仓库那几天没有收到这批货,客户随后另找供应商补了缺口,这也是他们拒付尾款的依据。

我拿着两边的记录,第一次把争议缩到可查的一段路上:司机送进临时仓库之后,谁安排货离开,送到了哪里。

可另一件事也摆得很清楚。若我当年向客户打一个确认电话,就不会凭周立成一句“有人点头”,擅自改掉合同上的交货地点。

晚上,小陶发来她找到的付款审批截图。我为那批货垫付的加工费和运费都是真实支出,后来为了维持生产,又借钱接下一单,债务才越滚越重。

我把截图归进公司账目,没有往父亲那笔旧债的文件袋里塞。那是一条十多年前的线,这批货是一条近年的线,不能因为都牵着周立成就混作一件事。

姨妈在这时打来电话。她听亲戚说我去查周立成的公司,问我是不是和他闹到了不能收场的地步。

我告诉她,有一批货进了与他公司有关的仓库,去向正在查;我也说了自己没核验改址授权。姨妈听完许久没说话,只问:“你还找许芸吗?”

“找。”我说,“父亲留下的纸,她也经手过。我需要听她自己说,不会让周立成替她说。”

姨妈说许芸两年前离开时留过一个通信地址,叮嘱不到必要时别给别人。如今周立成把旧事拿出来压我,她想先确认许芸还在那里,再把地址交给我。

我请她直接联系许芸,也把我的号码转过去。电话挂断后,我继续整理货物记录;找到表姐之前,客户的损失和我的欠款都不会停在那里等人。

姨妈第二天给我发来一个外地地址,后面附了一句:许芸知道你要来,愿意见你;别把地址告诉周立成。

我回拨过去,姨妈才说,许芸一直会给她寄信,信里只谈自己的女儿和工作。姨妈怕周立成顺着地址找去,连亲戚问起都装作不知道。

“她不是跟人跑了。”姨妈声音发紧,“可她为什么不回来,我也没问出完整的话。你见到她,先听她说。”

我把地址给陈律师看,约定见面后只记录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事。公司这边,小陶答应替我接收仓库回函,供货商的清偿方案也已发出。

出发前,客户采购经理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说他们愿意提供那张仓库签收单的原始邮件,但仍要求我承担未按约交货的责任。

我说我明白。联系仓库和周立成,是为了弄清货后来去了哪里;我当年擅自改址的决定,不会因为查出别人也有责任就消失。

火车到站时已是傍晚。地址指向一座工业园,门口晾着成排的工作服。我向值班室报了姓名,等了十来分钟,许芸从洗衣厂的侧门走出来。

她穿着深蓝色围裙,手指被洗涤剂泡得发白。十年没见,她先看了看我身后,确定只有我一个人,才把工作证摘下来。

“姨妈说你会来。”她领我走到街边的小面馆,“先吃点东西。厂里夜班忙,我还得回去。”

我点了两碗面。她把葱花挑到一边,动作仍和从前一样。我想问镜子,却先问她这两年是怎么过的。

“在厂里做工,住集体宿舍。”她说自己能领工资,也能请假,白天偶尔去看住在附近的女儿。“没人关着我,是我不肯回去。”

我没有接周立成那句“跟人跑了”。许芸说她和他早就分居,离开原来的城市后,索性换了号码,免得他和亲戚轮流找她解释旧事。

“你可以只告诉我你平安。”我说,“姨妈替你担心了两年。”

许芸看着碗里的面:“我给姨妈写过信。每次她劝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想,你一接起来,肯定要问你爸的事。我没脸答。”

服务员把第二碗面端上来,我等她走远才说:“周立成现在拿一张残缺的凭据,说我爸欠他一百二十万,还催我卖房。”

许芸猛地抬头:“他让你卖房?他拿的是哪张纸?”

我把昨天收到的照片给她看,只让她看屏幕,没有往她手里递手机。她认出父亲签名处那道裁切线,握筷子的手停在半空。

“你已经签了没有?”她问。我说没有,买家也停止交易了。许芸闭了闭眼,说:“这笔钱原来是你爸借给他的。他怎么敢拿这张纸反过来要?”

“银行能查到我爸转给过他钱,原始借条也还在。”我说,“但后来有没有还、你们当年留下什么凭证,我不知道。我来就是问你。”

许芸忽然站起来,说厂里快交班了。她走到门口又停下,回头看我:“我不是不想说。你让我先想想,怎么把做过的事说全。”

她把工作证上的电话抄给我,约我次日上午在厂外的长椅见面。我没有追进厂里,回到旅馆后把她已说的话和还没回答的问题分别记下。

陈律师接了我的电话,听见许芸主动认出照片,提醒我先别把这当成签名真假的结论。照片如何裁切、原件在哪里,都还需要材料来证明。

我问律师,许芸若参与了做假,还能不能帮我追回旧债。陈律师说,她说的事可以提供寻找证据的方向;

她自己的行为也要面对核查,不能拿一句“她是我表姐”跳过去。

那晚我几乎没睡。她听说卖房,急着问我签了没有;可一问当年留下什么凭证,她就说要先想想怎么把做过的事说全。

我想起她抱着镜子上楼的样子,又想起她认出照片时停住的筷子。

清晨,小陶发来仓库旧负责人的回电记录。对方只承认当年收过货,出库台账要回原公司查,不肯在电话里说后来交给了谁。

我让小陶保留通话时间,不再追着对方讨一句口头保证。货物那条线刚有回应,我得先把许芸约好的话听完。

长椅在洗衣厂围墙外,隔着栏杆能听到机器转动。许芸比约定时间早到了,手里拿着一个旧信封,却没有立刻交给我。

“我女儿知道我在这里。”她说,“她只知道我跟周立成分开了,不知道你爸那件事。我离开后最怕的,就是她哪天从别人嘴里听见。”

我看着她:“你怕她不信你,所以这十年连我也不说?”

“开始是怕周立成,后来是怕你。”她把信封压在膝上,“你那时候怀着两个孩子,刚送走舅舅。我告诉自己,等你安稳些再说。等来等去,我已经骗了你太久。”

我想起她送镜子上楼时沾灰的袖口。若她真想把那张借条藏到永远,不会特意叮嘱我镜背松了要修。可她也从没告诉我里面是什么。

许芸问我公司怎么了。我简要说了八十六万元欠款、改仓后丢失的货,以及周立成曾介绍临时仓库。

她听到仓库联系人的名字,摇头说自己两年前就离开,不知道周立成近期怎样插手我的公司。她只记得丈夫以前用过那个人办贸易公司的事。

“我能告诉你我知道的旧事。”她说,“货的事,你得靠账和签收记录去查。别因为我恨他,就把我的猜测当成证据。”

她终于打开信封,里面是几张她手写的日期和地点。第一行记着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天,旁边写着四个字:收款凭证。

“原件我没有带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放在哪儿。”她说,“但那上面的签名,是我写的。你爸那件事,我得从自己做过什么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