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百度百科“李克强”词条及人民网、新华网公布的李克强同志简历;《李克强同志生平》;《北大之精神》收录的李克强《师风散记》;中国新闻周刊、光明网文摘报等媒体对北大法律系77级同学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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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北京大学燕园。
这个时间点有点微妙。
期末考试刚过,毕业去向的消息满校园乱飞。
宿舍楼里隔三差五就有人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箱子里装的不是换洗衣服,是申请材料和厚厚的复习资料。
那年头,出国留学已经不再是“听说谁谁谁去了”,而是“咱们班就有人要去”。
法律系77级毕业班里有一位同学,当过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过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毕业前的两个月,他把留美资格考试要考的课程复习了一遍,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他十拿九稳。
他叫李克强。
复习正进入冲刺阶段,毕业的抉择,悄然摆在他面前。
【一】从合肥到凤阳:一个“村支书”的高考
先把时间轴拉回到1955年。
李克强,男,汉族,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
籍贯在定远,人却是在合肥长大的。
1962年9月到1974年3月,他先后在合肥市南门小学、第八中学读书,1973年12月加入共青团。
注意这个细节:他的团龄,比他的“村龄”还要早几个月。
1974年3月,他到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插队。
这一年他十八九岁,刚从中学校门出来,一头扎进了田埂。
公社、大队、生产队,是那个年代农村最基本的三级单位。
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大队相当于行政村,生产队就是村里的小组。他落户的东陵大队,归大庙公社管,大庙公社归凤阳县管。
凤阳这个地方,名气不小。
民间流传的老话说它“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说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县还有一个后来很有名的村子叫小岗村。1978年冬天,那里的十几户农民按下手印搞大包干。那是后话,这时的李克强已经离开凤阳去了北京。
在大队里的两年,他没闲着。
1976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11月,他担任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78年3月。
从插队的知青到管着一个大队的“当家人”,前后不过两年多。管一个村子,要和乡亲们商量种什么、怎么分、谁家有难处。这一段经历,后来在他的履历表里只占一行字,在当时却是实打实的日子。
日子往下过,1977年的冬天来了。
这一年,一件大事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
特殊时期里,高考停摆了十一年,从1966年一路停到1977年。
这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开,全国报名的人数大约有570万,最终录取的只有27万多。
算下来,大约二十个人里头才挤得进一个。
后来人们管这一届叫“77级”。
李克强就在这570万人里。
他的志愿是怎么填的,他自己后来写过回忆。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他收到过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
那位学者早年毕业于北大,在信里告诫他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当作唯一的选择。
按说有这么一封信,该把北大填在第一志愿。
可他当时的处境是这样的: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忙碌,几乎不敢有什么奢望。
不敢有奢望,对北大又放不下,怎么办?他在第二志愿栏里填下了北大。
按他自己的说法,北大有优先录取的权力,没跟他这个“几乎不敬”的填法计较,把他录取了。这个说法本身就带着点笑意。
1978年3月,他走进了北京大学法律系。这一年他22岁。
进了北大,又是怎么进的法律系?据当年的同学回忆,法律系对学生的选拔标准很高,他是党员,分数又高,就被“调剂”到了这里。一个原本没把北大放在第一志愿的人,被调到了对选拔最挑剔的系。
入学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同班同学何勤华翻着新生通讯录,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这位同学和他一样是1955年出生,也当过干部,是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个人就是李克强。
七十年代末的北大校园里,像他这样“带着泥土味”的新生不少。77级、78级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有人已经成家,有人带着孩子来上学,有人当过工人、兵、农民。这些人挤在同一间教室里,管同桌叫“老某”还是“小某”,全看年龄。
李克强夹在中间,22岁,算是班里偏小的那一拨。
他的四年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二】燕园四年:后排的人,手里都没闲着
北大法律系77级有个名号,叫“黄埔一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这个名号听着像军校,意思也差不多。这是新中国法学教育重新起步后的第一批学生,既是“学生”,又像“开荒的人”。
那么,这位后来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的同学,在班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学们的说法出奇地一致:低调。在北大法律系77级的昔日同窗眼里,李克强是个低调的同学,沉默寡言,上大课时喜欢坐在后排。教过他们的杨敦先也记得这一点。他说,一班80多人坐在一起上大课,李克强常坐在后面,课堂表现也不算活跃,拍照时要么站后排,要么站一边,不事张扬。
只是在这位老师的印象里,李克强并不是“没存在感”的人。
杨敦先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
坐在后排,不说话,脑子却没停过。
他一直坚持练习英语,常常一边走路一边背单词。那个年代没有手机、耳机和各类学习软件,不少北大学生都习惯攥着单词卡片,边走边诵读,李克强也是其中之一。
学英语不是为了好看,是真有用。大二、大三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国外的法律文献和专业书籍。
这得说到一位老先生:龚祥瑞。北大法律系名师中最著名的,要数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李克强很快成了他的得意门生。龚祥瑞先生20世纪30年代曾留学英国,给他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
在龚祥瑞的引导下,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有了新的方向。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学习不能光看,还得动手。在龚祥瑞的指导下,李克强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这本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翻译是个磨人的活儿。一个词、一个句子,要对着原文反复咂摸,还要找到合适的中文。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很难疏通的词语,这段故事,后面会讲到。
他们几个人还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龚祥瑞对学生是真关心。临近毕业时,姜明安发现,龚祥瑞怕他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还给他泼过一瓢冷水。那个年代,行政法这门学问还很“冷”,老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
这段小插曲也说明,当时的法律系学生,对于毕业以后做什么,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
法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光在课堂上学可不行。同学陶景洲说,李克强虽然读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对经济问题兴趣浓厚。1979年有一门“国际商法”课,几个同学跑到北京崇文门,去荣毅仁创办不久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实习,其中就有李克强;后来上“海商法”课,李克强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实地考察。
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往信托公司跑,往港口跑。四年下来,他读的书从宪法、行政法一路铺到了经济法。
除了读书,他还有一份“业余工作”:1978年到1982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期间,他还是校学生会的负责人。
那几年北大学生会的体制里,有一个叫“常代会”的机构。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
说白了,就是让各系各年级的学生自己有个商量事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做学生工作,需要把各种意见攒到一起,既不能偏,也不能乱。
读书、翻译、实习、学生工作,四件事排在一起,一个本科生的四年就被塞得满满当当。1982年1月10日,毕业前夕,他给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写了一段临别赠言。赠言的最后几个字,是说要“融化于社会之中”。
这几个字,后来被人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引用。彼时的他,正埋头准备留美考试,前路充满未知。
【三】毕业季的“出国热”
要弄明白1982年的毕业季为什么这么热闹,得先看看那几年的大环境。
七十年代末,国门重新打开。1978年底,第一批五十多名访问学者从北京出发去了美国。1979年1月,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到了八十年代初,不仅有国家派出去的,也有自费出去留学的,出国读书成了不少年轻人心里的一件大事。
这样的“风”刮到了燕园。
北大是国内最早接触国外学术界的高校之一,学生们的眼界本来就开阔。77级的这批学生,在特殊时期耽误了十几年,渴望补课的心情格外迫切。
具体到法律系77级。83名学生中,留学的有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看,不算多。放在1982年,这七个人已经让周围的人羡慕得不行了。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他自己也花了两个月时间系统复习留美考试的相关课程,做好了出国深造的准备。
对一个读了四年法律、翻译过英文专著、长期坚持学习英语的人来说,这场考试并非难事,身边老师同学都看好他。
如果顺利赴美,他走的会是当时很多北大法律学子选择的道路:考试、申请、签证、出行,到海外攻读法学或者社会科学方向的硕博,学成之后进入高校、科研机构或是法律行业。
这是一条清晰、已经有先行者走过的路。
而留在国内,留校任教也是一条可行的出路。历经动荡之后,高校师资青黄不接,优秀本科毕业生留校补充师资,是当时很常见的安排。
留学、留校任教,是当时班里毕业生最主要的两条出路。同学们大多心里清楚自己的去向,在大家眼里,李克强已经站在了通往留学的路上。
可就在这个1月,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打破了这份规划。
【四】十多次谈话
1982年的1月,毕业典礼的日子越来越近。
宿舍里的大箱子越来越多,食堂里的告别饭局越来越密。有人在盘算去美国的行程,有人在了解法国签证的办理流程,也有人四处打听留校任教的名额。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找到了李克强,邀请他谈话。
一次。
隔了些日子,又一次。
再一次。
谈话本身在校园里并不少见,班主任、辅导员、系里老师找学生谈心是常态。
可这次不一样,来找他的是学校党委领导,谈话对象不是有问题的学生,而是正在全力准备留美考试的优秀毕业生。
更让人意外的是谈话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马石江先后十多次找他交谈。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即时通讯的年代,找人谈话要靠捎口信、写条子、托人转达,每一次约谈都要协调时间、当面沟通。十多次谈话,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耐心。
这件事很快在校园里悄悄传开,议论声四起。有人猜测是相关政策出现变动,有人猜想是留学手续遇到阻碍,各种各样的猜测在毕业生之间流传。
所有人都很好奇,马石江反复找他谈话,到底想和他说什么?这场持续多轮的谈话,会不会改变李克强原本规划好的人生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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