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就是整天排练，回答一些问题、接受采访，拍拍东西，顺便减减肥什么的。”聊起最近的生活，海龟先生的回答带着一点轻松的调侃。
9月28日，海龟先生发行了全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专辑收录9首歌曲，围绕生命、死亡、告别、爱与信仰等主题展开。这些熟悉又带有思辨意味的命题，构成了海龟先生一贯的表达，也延续了编辑部对这支乐队的叙事想象。
新专辑发布后，乐队很快又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忙碌中。拍摄、采访、排练，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对于一支成立二十多年的乐队来说，每一次新作品的发布，都意味着一段新的旅程即将开始。
这轮新专辑巡演共计16站，将于11月5日从郑州启程，最终在北京收官。接下来的时间，海龟先生将带着新歌走进不同城市的现场，与各地乐迷面对面。
谈及对这次巡演的期待，李红旗首先想到的是作品与听众见面时的反应：“还是挺期待的，毕竟这些东西已经写好了，也排练好了。希望能有一些观众，和我们创作时有着相似的感受。也想看看，当他们真正听到这些作品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蒋晗的想法则更加直接：“就是希望来看演出的观众，能和我们产生更多共鸣。”
对于创作者而言，作品完成、录制结束，并不意味着一次表达真正结束。当这些歌曲离开录音室，来到不同城市的现场，面对真实的观众，新的交流才刚刚开始。海龟先生期待的，正是这种从创作到聆听、再到彼此回应的过程。
在巡演正式开启前，音乐财经（ID：musicbusiness）编辑部采访了海龟先生主唱兼吉他手李红旗和贝斯手蒋晗。我们从新专辑聊起，也把话题延伸到了乐队二十年多的经历。他们见证了现场演出市场的起伏，经历过综艺节目带来的行业红利，也始终在面对创作中的新问题。二十年多过去，海龟先生依然在寻找新的表达，也依然没有停止对音乐本身的追问。
从音乐理想到职业乐队，海龟先生的二十二年
“我们就是伙伴们在一条船上，在自己的航线上平稳、顺利地走下去，继续把我们喜欢的东西做得更好。”谈到乐队的关系，蒋晗这样形容道。
回忆起最初做乐队的日子，李红旗和蒋晗首先想到的都是大学时光。两人是广西艺术学院的校友，最初相识于升学考试期间。
“那时候还在上学，时间用不完，干什么都行。”李红旗回忆道。蒋晗则用一句话概括了当时的状态，“大学生，对未来充满想象。”
年轻、有时间，也有用不完的精力。对当时的他们来说，组建一支乐队，既源于对音乐的兴趣，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选择。李红旗说，如果不做乐队，那些精力可能也会被用在别的事情上，“反正总得找点事来干”。
两人的相遇也有些偶然。李红旗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们便觉得对方身上有一种自己所欣赏的气质，一种想要超越平凡生活的特质。或许也与彼此喜欢的音乐有关，他们隐约觉得对方应该都是喜欢相似乐队的人，于是有了组建乐队的想法。
蒋晗记得，那时候两人都喜欢听打口CD，Beyond也是最早影响他们的乐队之一。“就觉得乐队很帅，两个人正好又是学音乐的，我们就想一起尝试做一个乐队。”
没有太多复杂的计划，也没有对未来的明确设想。两个喜欢相似音乐、对乐队生活充满好奇的年轻人，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尝试。
从2004年成立至今，海龟先生已经走过了二十二年。对于这段经历，两位成员有着不同的时间坐标。李红旗将2008年视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而蒋晗则更习惯以城市的迁徙来标记乐队成长的不同阶段。
对李红旗来说，2008年之前和之后，几乎是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记忆。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李红旗正在成都生活。那场灾难带来的冲击，让他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生命与生存的重量。他回忆，在那之前，自己的记忆很多都是模糊的，但从那以后，许多事情开始变得清晰。
“突然间看到这么一大群人面对这种灾难，好像把某种活下去的冲动给调动起来了。所以包括我们的创作上面，也是2008年之前跟2008年之后，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气质。”
这种变化也影响了他对创作的理解。李红旗提到，2008年之后，自己逐渐有了一种表达上的使命感，希望把内心已经逐渐确定的世界观传递出来。但他并不会先设定一个主题，再按照主题去写歌。更多时候，是某个事件或某种情绪突然出现，他便将其捕捉下来，再转化为音乐。
“有些事件跑来找我，有些情绪跑来找我，我就把天线打开，把它收下来、写出来。”
如果说李红旗是以某个具体年份来理解自己的变化，那么蒋晗的记忆则更多与空间有关。从大学毕业来到成都，再到北京，之后又回到成都，每一次城市之间的迁徙，都构成了他理解乐队经历的一个阶段。
对于一支独立乐队来说，城市的变化往往不只是生活地点的改变，也意味着演出机会、行业环境和音乐社群的变化。不同城市的现场文化、音乐产业资源和乐迷结构，会影响一支乐队接触行业的方式，也会逐渐塑造它的创作和发展路径。海龟先生在成都与北京之间的往返，某种程度上也记录了中国独立音乐环境这些年的变化。
和很多年轻时怀揣音乐梦想的人一样，他们也经历过从校园走向社会后的现实考验。毕业、谋生、经济压力，以及做乐队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都曾是这条路上绕不开的部分。从最初对未来充满想象，到逐渐解决温饱，再到如今拥有相对稳定的生活，海龟先生走过的也是一条从理想走向现实的路。
回顾这些年的变化，蒋晗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重要的是找到它，并尽可能把它做好。
“其实我们做乐队就跟大部分人差不多，从学生时代开始充满梦想，到毕业以后选择了做乐队这条路，也经历过一些挫折、困难、贫穷。慢慢地，随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一直到现在比较稳定的状态。”
他们不执着于所谓的大富大贵，能够维持衣食无忧的生活，有一群伙伴一起合作，继续发挥各自擅长的部分，把好的音乐做出来，已经心满意足。
这或许也是海龟先生能够持续走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独立乐队而言，创作理想与现实生存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需要面对的距离。早期的热情可以支撑一支乐队开始，但要让它持续运转二十年，仅靠热爱显然不够。成员之间的合作、稳定的收入来源、对自身能力的判断，以及对生活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是乐队能够长期存在的现实条件。
从这个角度看，海龟先生如今所说的衣食无忧，并不是对早年理想的放弃，而是他们在经历了足够多的现实考验之后，对做乐队这件事形成的一种新的理解。比起成为多么成功的乐队，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继续做自己擅长、也真正喜欢的音乐，并让这件事成为一种可以长期维持的生活。
《假如春天来临，》海龟先生依然在寻找新的表达
回看早期作品，李红旗对它们依然满意。在他看来，年轻时写出来的歌，本来就应该带着那个年纪的样子。不过，对于一些被反复演唱的成名曲，他也曾有过疲惫感。
“有些成名曲，因为演的次数太多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木。但后来想一想，真的非常感谢这些歌。他们是乐队走向大众的敲门砖，如果没有这些歌，我们不知道现在还干不干这一行。”
海龟先生的音乐风格其实一直比较稳定，即使不断尝试新的东西，也始终保持着较高的辨识度。
“我们不太甘心把别人的东西直接Copy过来，总想加点自己的私货。”年轻时，他们也尝试过模仿其他乐队，但总觉得直接照搬别人的东西不够过瘾，总想加入一些自己的想法。
蒋晗的音乐审美则经历过不少变化。从朋克到Hip-hop、K-pop，再到电子音乐，他始终对不同类型的音乐保持着好奇。但真正影响自己最深的，仍然是年轻时接触到的那些摇滚乐队。成员们听得更多了，音乐视野也更开阔了，但最初影响他们的东西并没有消失。
这种相对稳定的音乐底色，也延续到了新专辑《假如春天来临，》中。李红旗认为，这张专辑的创作思路与早期并没有太大区别，依然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完成的，但整体呈现更加完整。
“我认为这是我们最好的一张专辑。”
蒋晗也认同这个评价。李红旗解释，过去的专辑可能会有一两首歌存在落差，或者整体听起来不够统一，而这一次，无论是词曲、编曲，还是整张专辑的完整度和准确性，都让他更加满意。
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创作经历，其中跨度最长的是《告别》。2024年初，李红旗的父亲去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消化这件事带来的情绪，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出口。这首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酝酿了近两年。
直到今年，乐队决定独立发展，新的现实压力也随之而来。对他们来说，独立之后需要有新的作品支撑，做出一张专辑几乎成了必须完成的事。积累已久的情绪，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出口。
“可能那个阈值就到了。”李红旗回忆，《告别》写出来的当天，《假如春天来临》也紧接着诞生了。两首歌的情绪几乎相反，一首承载着告别的沉重，另一首则明亮而喜悦。两年来积压的情绪仿佛在一首歌里得到释放，随后又转向了另一种状态。两首歌在同一天完成，让他觉得有些神奇。
专辑名《假如春天来临，》最后的逗号，也有一段有趣的来历。最初是企划组觉得加上逗号在视觉上更好看，李红旗看到后也觉得不错。后来再回头看，他发现这个标点似乎也能解释整张专辑的情绪结构。
“我觉得有个逗号，就把整张专辑好像统摄起来了。就是这张专辑的高峰其实就是《假如春天来临》。在这首歌之前的那种荡漾的情绪，还有这首歌之后的那种平稳的情绪，好像一个逗号就可以把它们统摄起来。”
蒋晗也认同这个理解。在他看来，逗号意味着《假如春天来临》并不是一个结束。春天来临之后，故事还会继续，后面的歌也还在等待着被听见。
这种对表达的在意，也和乐队早期有所不同。李红旗回忆，刚开始做音乐时，他们并没有特别在意歌词，觉得认真表达的乐队已经很多了，不差自己这一支，反而想让音乐轻松、天真一点，有时甚至直接用所谓的“龟语”哼唱。现在，他则更希望把想说的东西表达准确，也希望音乐能对听众、对世界产生一点积极的影响。
对于听众如何理解自己的作品，李红旗倒没有太多预设。他平时会尽量少看评论区，但如果有人从歌曲里读出了某种情绪，甚至觉得这首歌替自己说出了心里的某些话，他还是会很开心。至于听众的解读是否与创作初衷一致，他觉得不必太过在意。
“写出来就像小孩子，小孩生出来了，他自己独立了，他跟谁玩，这个我就管不了了，对吧？但我可能会参考一下。”
听众的一些特别解读，也会让他印象深刻。李红旗提到，曾经有人在评论区建议把乐队的一首歌调成1.5倍速播放，觉得这样听起来更好。他看到后，情绪复杂了一个下午。
面对听众各自的收听习惯，李红旗显然还有些不适应。但比起要求听众按照创作者的初衷理解作品，他更愿意接受歌曲完成之后产生的各种可能。至于海龟先生现在是不是处于最好的状态，他没有给出太复杂的评价，只希望乐队能够继续做下去，不要被流量淹没。
从内部合作到现场互动
海龟先生如何维持乐队的长期运转
“我觉得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必须得把酬劳、钱这个事情谈清楚。尽量让它体现出多劳多得，对劳动比较多的人，给予一些尊重。虽然没有办法分得那么细，但还是要尽量体现出来。”李红旗说。
对于一支需要长期共同创作、排练和演出的乐队来说，如何维持成员之间的合作，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
随着合作逐渐深入，报酬如何分配，也成为海龟先生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李红旗看来，钱不应该成为团队合作中的禁忌。越是长期合作的伙伴，越需要把这些事情提前说清楚。如果大家都在意钱，又不直接谈，反而容易让它成为彼此心照不宣的矛盾。
“一个团队，我相信每一个团队都首先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其他的事情就会好办一点。”
当然，把钱谈清楚，并不意味着要把乐队变成一家公司，将每一项工作都计算得清清楚楚。李红旗认为，乐队的合作仍然需要情谊和一定的弹性，但基本的分配规则应该提前达成共识。成员付出的时间和劳动需要得到尊重，至于一些细节，则不必事事计较。
“我们跟公司不一样，乐队还是要讲情义的。但只要之前谈好了，后面就按照谈好的来，不会再去算什么罚款之类的东西。我们也算不过来，脑袋不好用。”
比起具体的分配方式，李红旗更在意的是，大家能否坦然面对钱的问题，并且在合作开始之前就达成共识。
而在团队之外，海龟先生同样需要适应变化。二十多年来，他们经历了不同规模的演出现场，也见证了观众听歌和参与演出的方式发生改变。
李红旗回忆，早些年的摇滚现场，往往不需要乐队刻意调动气氛，观众自己就会嗨起来，有时甚至会反过来带动台上的乐手。后来，观众和乐队之间逐渐形成了双向互动，而如今，一些现场又出现了不同的状态。
“以前的摇滚乐，你根本不用调动，他们自己就嗨起来了，他们还反过来调动你。到中间的时候，大家也愿意互相调动。现在可能有时候你想调动观众，也得用另外一种方式。我觉得现在有点像以前电视里的《同一首歌》，大家好像是真的开始去听歌了，就站在那里，很认真地听。”
在李红旗看来，这并不意味着现场失去了感染力，而是观众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观众更多通过身体和情绪表达热情，如今也有人更愿意安静地听完一首歌。面对这种变化，乐队需要寻找新的沟通方式。
“那可能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做这种连接，我觉得这些都有它的好处，随机应变吧。”
小结
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件事仍然有意义
谈到未来，蒋晗没有给乐队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
“顺其自然吧，有多少观众就演给多少人听。海龟先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再到上千个人。”
这句话听起来轻松，却也符合海龟先生这些年的状态。二十二年来，他们经历过不同阶段的音乐环境，也面对过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乐队的规模、作品和现场都在变化，但对于做音乐这件事，他们始终没有失去兴趣。
能够一直做下去，重要的是对这件事本身有信念。工作不应该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还需要让人感受到它的意义。也正是这种认同，让乐队成员愿意继续投入其中。
“工作是需要意义的。你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它就不只是像个牲口一样，把自己养活了，或者再好一点，把家人养活就够了。之所以热爱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围绕着这个意义，一直去做这件事情。”李红旗说道。
蒋晗也表示，乐队成员都认同这件事的意义，大家不只是一起工作的同事，更是愿意共同投入、一起往前走的伙伴。
从最初因为喜欢音乐而走到一起，到如今仍然愿意为新的作品排练、为下一场演出做准备，海龟先生的二十二年并没有一个特别戏剧化的答案。对他们来说，继续创作，继续站上舞台，让喜欢的音乐成为一件可以长期做下去的事，或许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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