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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的一份慈善榜上，有人注意到一个不该出现的名字。
那一百位捐赠者里，九十七位是企业家，剩下的几位来自公益机构和学校。
只有这一个名字，跟钱没有关系，跟他有关系的是几本书。
榜单写的是：自 2013 年以来，这个人捐出善款 2398 万元。
网上最先冒出来的疑问很朴素——一个退休多年的老人，出书挣的稿费，怎么就变成了两千多万捐款。
人民出版社给出的答复更让人意外。
社长黄书元说，榜单统计的只是其中一段，实际数字是四千多万元。
三套书，六本，按销售码洋的 10%计酬，跟普通作者一个标准，没有上浮。
四千多万稿费，走的是一条很特别的路线：出版社结账，钱直接进基金会账户，不经他手，不过他家。
基金会的名字也不叫他的名字，叫“实事助学”。
一个把几千万稿费让给别人花的人，在钱这件事上留下的痕迹少得反常。
他连名字都不肯往基金会门口挂，连理事会的会都不去开。
顺着这条几乎看不见的痕迹往回走，能撞见几件更说不通的事。
【一】十一本书他一本没看
要弄清这笔钱从哪来，得往回倒。
倒到2000年10月14日，东京广播公司的演播室里，主持人筑紫哲也问了他一个关于“传奇”的问题。
筑紫哲也的问法很具体：说你推行改革被人威胁过，说你有四次险遭暗杀，说你的祖坟被炸了，还听说你准备了棺材，是真的吗。
他的回答只有一层意思：关于我有种种传闻，或者说传奇。
我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十一本关于我的书，我没有时间去看。
它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看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不值得一谈。
十一本书，一本没看。
不是没空翻，是不打算认。
别人替他写好的一生，他不要。
2001 年 5 月 10 日，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写来一封信，为的是几天前会议上挨的批评。
他在信上批了一段：“维庆同志：我身为总理，实不相称，平生缺失，点滴自知。
上次会上失态，并非对您，实为有感而发，然大失分寸，至今歉疚在心。
知我谅我，希勿挂怀。
自当引以为戒。
这段批示后来收进了《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第 157 页。
批评别人以后写的不是解释，是“实不相称”四个字。
1999 年 3 月 25 日，他给郑惠等同志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转述了一则传闻：有老同志郑重相告，说你们正在收集材料，准备为我编写传记，还说我已表示同意。
他的表态直截了当——请千万不要这么做。
同一封信里，他谈的是清华，是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是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
他说，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
一边不许别人替他写，一边又留下了大量文字。
中间的扣子在于：他留下的是讲话，不是传记。
2007 年起，鲁静在他身边整理文稿，一直到 2014 年。
活儿是从 1500 多万字的讲话、谈话、批语里往外挑，挑出 100 多万字。
这 100 多万字，他本人逐篇看过，逐篇改过。
鲁静说过一个细节：八十多岁的人，看东西很快，稿子交上去，他自己审阅修改。
1500 万字压到 100 万字，删掉的是九成以上。
留下来的部分，他自己担责。
2009 年 9 月，《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收的是他在中外记者会上的问答。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他讲明了一条：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著书所得捐给社会公益事业。
2011 年 9 月，《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本推出。
首发式上谈到编写传记，他把 1999 年那封信里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2013 年，《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
三套书凑齐，钱开始一笔一笔往同一个方向走。
版税也有讲究。
人民出版社的口径是：按码洋的 10%，跟别的作者一样。
《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销量都在 130 万册以上，《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首印就是 110 万册。
黄书元后来跟人笑称，朱镕基是个“超级畅销书作者”。
《朱镕基答记者问》里有一句话，是他在 2002 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说的：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如果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
清官，办点实事。
这是他给自己定的标准。
稿费不在标准里。
【二】一个不募捐的基金会
钱要有地方去。
2011 年 9 月《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以后，筹建基金会的事就办了起来。
最先定下来的，是几件“不做”。
头一件是不用自己的名字。
酝酿名称时，有人提议叫“朱镕基基金会”，同类提议还出现过别的名字，都没通过，理由只有一条：不想炒作自己。
名人基金会的名字本身就是招牌，招牌能带来捐款。
他把招牌摘了，换来一个很素的名字——实事助学基金会。
2013 年 1 月，基金会经民政部批准成立，原始基金 2000 万元，全部来自他一个人，法定代表人是朱燕来。
第二件是不向社会募捐。
基金会的钱只有两个来源：他的著作版税，以及用这些版税投资产生的收益。
没有其他任何社会捐助。
项目启动以后，求采访的媒体不少，想捐钱的机构和慈善人士也有。
朱蕤记得他的答复：事情刚开始做，还是踏踏实实先把机制搞好再说。
采访婉拒，捐款也婉拒。
基金会不募捐，等于自己把扩大的路封了。
募款团队不用建，品牌包装不用做，年度活动不用办。
省下来的力气，全花在找项目上。
第三件是他自己不进理事会。
朱蕤透露，作为捐赠人，他从不出席理事会议；理事会做出决议，或者碰上重要事项，会向他报告。
掏了四千多万的人，不到会，不站台，报告送到他这儿，他看，他批。
2014 年 7 月，他在基金会的汇报材料上写过一段批注，将近 60 个字。
鲁静说，那笔锋依然有力，跟十几年前在任时的字迹看不出差别。
第四件是给自己上锁。
他要求基金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建立完善机制，认真做到规范、公正、透明，自觉地接受社会监督。
花钱的事，他管得很细。
朱蕤跟他共事多年，知道他的路数：每提出一项工作，都会考虑实施细节，千方百计让人关注过程，落实到位，每件事都要有回音。
他交代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很具体，可这是关系到孩子们健康成长的事情，务必要抓好，不能掉以轻心。
要实实在在地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办点实事，用好每一分钱，把钱花在实处，真正把牛奶、鸡蛋吃到贫困孩子的嘴里。
挑项目的地方也有讲究。
教育部已经实施的义务教育营养餐工程，覆盖了全部国家级贫困县。
基金会就去挑工程没有覆盖到的省级贫困县，在那些县里拣贫困学生多的学校。
2013 年上半年，工作人员多次到湖南、河北等地调研，方案经理事会研究，报他同意后定下来。
监督也没走过场。
两个项目都设了实施小组和监督小组，监督电话向社会公布。
常驻基金会的只有 3 人，其余都是义工性质，地方有关机构派人成立相应工作组，食药监部门也进了监督小组。
牛奶、鸡蛋的采购、储存、配送、加工，每个环节都有制度。
几年下来，没有出现一起食品安全问题。
四道锁：名字不用，捐款不收，会不开，账公开。
这套规矩立得住，是因为背后那个人始终没松口。
【三】每天四块钱怎么花
第一个项目落在湖南湘西。
选这里不难理解——他出生在长沙，青少年时期在湖南读书，1946 年 9 月从国立八中转到刚迁回长沙的省立一中。
湘西的山路，他小时候走过。
1938 年冬天，日军飞机轰炸长沙，全城八成房屋被烧。
那一年他十岁，母亲已经去世，他跟着长辈在战乱里换地方念书。
后来他在给长沙市楚怡学校的贺信里写过：只在楚怡新化校址就读一个学期，正逢日本侵略军攻占长沙，面临无家可归之际，国破家亡之感终生难忘。
信的后半句是写给孩子的：唯愿母校之年轻学友发愤自强，刻苦学习，诚信做人，振兴我中华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后，钱往回走，走到了他当年念书的那片山里。
2013 年 8 月，首批捐赠项目在湘西启动。
9 月，吉首市举行签约，首笔 100 万元做三件事：设湘西州义务教育学校特困学生救助基金；设坚守岗位、成绩突出的杰出教师奖励基金；给吉首市丹青中心完全小学、丹青中学、河溪中学改善学生营养，改造食堂设施。
三所学校，700 多名学生。
签约现场，人民出版社给湘西教育系统的图书馆、阅览室捐了 50 套共 300 本书。
2015 年的账留得最清楚。
这一年基金会筹资 100 余万元：10 万元资助 100 名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每人 1000 元；45.04 万元继续给丹青中学、丹青中心完全小学及学前班、河溪中学三所学校的 597 名学生提供课间营养餐；29.45 万元把吉首最偏远的排绸小学、排吼学校 371 名学生也纳入营养改善范围。
三所学校的营养餐标准，从每生每天 3 元提高到 4 元，从 2015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一直到 2016 年上半学年结束。
杰出教师奖励基金继续由省教育厅组织安排。
8 月 12 日至 13 日，基金会的人到湘西听取汇报，24 日签下 2015 年资助合同，30 日捐助资金到位。
签完六天，钱就到了。
每天 3 元加到 4 元，一块錢看着不多。
搁在 597 个孩子身上，一个学期就是一笔要重新排的预算。
基金会选择加这一块钱，没有选择多开一所学校。
这一块钱压在课间那顿饭上。
山里孩子家离学校远，早上出门早，到中午还有很长一段空档。
基金会把钱花在这段空档里：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份点心。
2017 年 11 月 23 日，全州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课间营养餐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吉首市丹青中学召开。
基金会理事长朱蕤、秘书长沈祥荣到会，会前先后看了丹青中学、排绸小学、河溪中学的餐储室、学生食堂、浴室、图书室。
她在会上讲的话，后来写进了当地的实施方案：关注细节、精准管理，严把食品的采购、配送、储藏、加工、发放环节；实行“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追究制度；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落实就餐场地、储藏场地、加工场地。
新出台的《湘西自治州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课间营养餐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定了一条：从 2018 年春季学期起，在吉首市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广学生课间营养餐项目，各县选择一所以上农村公办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学校试点。
一个基金会的做法，变成了全州的方案。
首笔 100 万元种下去的东西，开始自己往外长。
钱出了什么事，都有账可查；可账以外的东西，基金会一样在管。
朱蕤在会上还提过一层：监督的不只是资金，项目学校的食品安全也在里面，地方食药监部门的人进了监督小组，基金会的人定时下去看。
钱能不能变成孩子嘴里的那口饭，靠的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人一遍遍跑。
这套办法后来被湘西州接了过去。
2017 年 11 月那场推进会上，州里要求各县在项目学校申报、审核、复核上把好时间节点，抓好资金筹措，落实“谁使用、谁负责”的追究制度。
基金会出的是钱，留下的是一套能自己运转的办法。
办法能运转，前提还是钱一直进得来。
顺着这条线往回查，会碰上一件跟钱无关、却更难解释的事——2002 年 5 月 5 日，他在杭州开了一次口。
那天是 2002 年 5 月 5 日，地点是杭州元宝街的胡雪岩故居。
同行的有夫人劳安，还有女儿朱燕来。
故居是晚清留下的宅子，雕梁砖刻，重楼叠嶂。
胡雪岩当年把它修得富埒王侯，财倾半壁，住进去没到十年就破产了。
导游带的每一批客人，听的都是这一段。
那天他在红木厅签了名。
签名这件事，本身就在五条规矩的边缘上。
回到宾馆，他又做了一件更出格的事：让人送来了题词。
题字是他给自己划的线。
早在上海工作时，国立八中的老同学写信来求字，他回的那段话被不少人引过：我一不怕您借钱，二不怕你求职，就怕你找我题字，因我有“五诫”，此其一也。
不敢破例，务请见谅。
老同学都不给，外人更不用想。
这些年他推掉的求字，数都数不清。
2002 年 5 月 5 日这一晚，他自己递出去了。
故居方面把题词收进了陈列室，跟其他社会名流的签名、题词放在一处。
可这一篇摆进去，跟旁边的都不一样——别人写的是赞赏，是“不虚此行”这一类话。
他写的那一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赞字。
故居的工作人员起初有些为难。
这么一纸题词挂在厅里，来的人都要停下来看。
有人提议裱起来，裱之前又犹豫了：这段话挂在胡雪岩的家里，等于当着来客的面，把这位红顶商人的败落又讲了一遍。
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落款。
他写的是“2002年5月偕夫人及爱女于胡雪岩故居”，把家人一并写进去，这在他的题词里极少见。
一个不题字的人，为一座别人的宅子破了戒，写下一段不像题词的话，还把家人写进了落款。
那张纸上的五条规矩，此刻正挂在他自己身上。
破的是哪一条，为什么偏偏破在这一天，答案不在杭州，在他立规矩的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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