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刚投降,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和平。
明眼人都看得懂这是什么局。去,是深入虎穴,此前张学良的下场摆在那里;不去,"不要和平、挑起内战"的帽子立刻扣过来。国民党报纸把姿态摆得很足,内有报纸主笔说得直白:我们明知他不会来,就要假戏真做。
延安开了好几天会。有人从解放区发电报来,坚决反对他亲赴重庆。他掂量之后拍板: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但他不是莽撞。走之前,他做了两手安排。
一手是谈判桌上的:充分估计对方逼签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一手是最坏的:准备坐班房。他说,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人事安排也想好了:他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书记处增补候补书记,这样他和周恩来都不在,中枢照常运转。跟刘少奇彻夜长谈之后,事情交待完毕。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延安东门外机场聚了上千人,多是自发来送行的。登机前,朱德和刘少奇上前一步,不约而同喊了一声:主席。他默默看了他们一眼,说:家里的事,拜托了。
飞机起飞后,他要飞行员在延安上空绕了一圈——他要向陕北人道个别。
机上有人问:主席,我们能不能回来?
他沉吟片刻,从容答了一句:不管它,很可能是不了之局。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头问随行人员:去重庆,你们怕吗?众人答不怕。他说,对,这次去有两种可能,一种谈判成功,从容回来;一种被扣押,坐大牢,甚至杀头。用不着怕,真坐牢,我们就在牢里看书学习。
下午三点多,飞机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他头戴灰色的盔式帽,第一个走出机舱,举帽向人群用力一挥。这个动作被在场作家写成了名篇,山城沸腾了。民主人士柳亚子送他四个字:弥天大勇。
在重庆的四十三天里,险情不是没有。谈判将结束前的欢送晚宴上,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遇枪击身亡,消息传到剧场,周恩来脸色一变,当即质问对方宪兵司令,要求彻查,并让他亲自派车护送他回驻地。后来查明是偶然事件,但那晚红岩村所有人一夜没敢合眼。
有人问他凭什么敢去。他早说过答案:我们有力量,有全国的人心,有对方自己的困难。四个条件摆在那里,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胆量从来不是天生的,是算出来的。把最坏的结果算清楚了,人就无所畏惧。这一趟重庆,他把算盘打到了对方的心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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