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青海一所部队医院里,18岁的女兵黔儿拎着白色帆布包,穿梭在外科病房之间。她年纪最小,军龄却不算短。连队里有人打趣,说她是“娃娃兵”,也有人认真地称她为“老兵”。这两个称呼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听起来多少有些特别。

黔儿1970年入伍,刚满15岁。那时的军营,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纪律、劳动和责任,远不是一身军装那么简单。她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背上行李,坐火车,换乘车辆,再走一段并不平坦的山路,去了青海的测绘部队。

高原的风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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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尤其难熬。气温下降后,水管结冰,帐篷和营房里寒气逼人,日常训练也不能轻易停下来。一个原本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小姑娘,突然被放进这样的环境,心里害怕并不奇怪。刚开始,她也曾躲着掉眼泪,只是哭过之后,第二天仍要按时起床。

半年以后,黔儿逐渐适应了高原生活。她学会了整理装备,也学会了在寒冷中完成任务。就在她准备正式进入测绘分队时,调令送到了手里。她被调往部队医院,参加护训队,开始学习护理。

这次转变并不轻松。

测绘工作和护理工作完全是两套体系。前者讲究地形、测量和数据,后者面对的是伤病员、药品、器械和病情变化。黔儿此前没有系统接触过护理知识,只能从基础内容学起。课程密集,练习重复,许多细节必须牢牢记住。

她不是课堂上最活跃的人,却很少缺课。别人休息时,她还在整理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请教。护理训练结束后,她进入外科,成为一名卫生员,工作内容也从书本上的知识,变成了病房里的具体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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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病房忙起来,几乎没有空闲。

协助医生处置伤病员、准备器械、清理病房、照料患者,这些事情看似琐碎,却一件也不能马虎。尤其在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卫生员承担着大量基础工作。黔儿年龄小,个子也不高,做起事来却很利落。时间一长,连一些原本对她不太放心的人,也逐渐改变了看法。

有意思的是,她在医院里出名,并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办事稳当。有人问她:“你才多大,怎么什么活都敢接?”她只是笑笑:“来了部队,就得把分内的事做好。”

1974年,部队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医疗队要到偏远地区,为群众诊病、送药,条件比驻地更加简陋。许多村民缺少基本的医疗常识,小病拖成大病的情况并不少见。黔儿主动报名,跟随队伍奔波在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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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带去的药品有限,能解决的问题也有限,但每一次问诊都尽量认真。遇到家里困难的群众,队员们还会凑钱买些生活用品。那时,一个鸡蛋大约要花四分钱,对每月只有8.7元津贴的年轻女兵而言,绝不是可以随手花掉的小数目。

可黔儿并不觉得可惜。她把钱花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心里有自己的判断。那不是刻意表现,更像是军营生活给她养成的一种习惯:看到困难,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通信连的小陈,就是在这样的传闻里知道黔儿的。有人说医院里有个年纪很小、干活特别麻利的女兵。小陈上下班经过医院食堂时,偶尔会放慢脚步。后来,他终于见到那个提着帆布包的姑娘,才发现传闻并没有夸大。

两人熟悉后,黔儿谈起刚入伍时的经历,语气反倒很平常。她说过高原的冷,也说过第一次换岗位时的迷茫。小陈问她:“当时没想过回家吗?”黔儿沉默了一会儿,回答:“想过,但事情总要有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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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很朴素,却说明了她的变化。15岁入伍时,她或许只是跟着队伍往前走;到了18岁,她已经知道自己肩上担着什么。所谓“老兵”,并不单指军龄,更包含一个人对岗位、战友和群众所承担的责任。

1974年底,小陈因阑尾炎住进外科病房。偏偏那几天,黔儿随医疗队外出,两人没有碰面。多年以后,他们在战友聚会上重新谈起那段经历,才知道彼此曾经在同一所医院、同一个岗位体系里擦肩而过。

小陈笑着说:“你那时候年纪不大,管的事可不少。”黔儿也笑:“穿上军装,就不能只想着自己。”

在那个物资并不充裕、医疗条件仍需改善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就在这样的岗位上成长。他们没有显眼的头衔,津贴也很有限,却要面对高原风雪、病房重任和长途跋涉。黔儿的经历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她把一个15岁女孩的稚嫩,慢慢磨成了卫生员手上的稳重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