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15日，河北沧州大赵村，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干部会议，谁也没有想到，危险会从军区内部突然袭来。
这场会议讨论的是根据地的军事和地方工作。黄骅一早便赶到会场，和几名干部反复商量部署。屋外有警卫，屋内坐着的也都是军区骨干，看上去并无异常。
临近中午，新编手枪队队长冯冠奎忽然进入会场。他本是军区干部，平日里也能接触到重要人员，因此没有受到过多盘查。片刻之后，枪声在屋内响起。
黄骅中弹倒地，几名干部也遭到袭击。听见动静后，警卫员立即冲入房间，却在门口与冯冠奎撞上。混乱之中，警卫员牺牲，冯冠奎趁机逃离。
等增援人员赶到，黄骅已经重伤不治。军区失去了一位重要指挥员，现场还有干部伤亡。更严重的是，凶手不是外部敌人，而是穿着我军服装、掌握一定武装力量的人。
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根据有关回忆，毛泽东对案件处理的态度很明确：不论牵涉到什么人，都必须查清，凶手抓住后严惩，不能因为职务高、关系深便姑息。
一句话，分量很重。
调查很快指向了冯冠奎背后的刑仁甫。刑仁甫当时是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资历较深，也有过作战经历，在部队中拥有一定威望。问题恰恰在这里，职务越高，造成的影响越大；若处理不果断，军心便可能受到动摇。
黄骅并非突然来到冀鲁边区。1941年，组织上将他派往这一地区，正是因为当地斗争复杂，部队和地方工作都需要有能力、有纪律观念的干部加以整顿。
黄骅出生于1911年，湖北阳新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在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等方面逐渐成熟。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干部。
冀鲁边区的环境十分艰苦。日军据点密集，地方势力复杂，部队既要作战，也要争取群众。黄骅到任后，重视纪律和根据地建设，常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这样的作风，赢得了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黄骅的到来，也使军区内部原有的权力关系出现变化。刑仁甫对这位副手并不完全认同，双方在工作方法和部队管理上多有分歧。黄骅坚持按组织要求办事，对拉帮结派、消极应付等现象并不迁就。
矛盾没有停留在争论层面。
1943年，组织上决定让刑仁甫前往延安学习。名义上是学习，实质上也包含组织考察和调整工作的考虑。刑仁甫对此并不痛快，甚至迟迟不愿动身。在他的判断中，自己一旦离开，军区事务便会更多交给黄骅处理。
刑仁甫曾对身边人说：“我走了，这里就由他作主了吗？”
这句话后来被一些知情者提及。它未必能完整说明刑仁甫当时的全部心理，却反映出二人之间的积怨已经很深。
冯冠奎正是刑仁甫倚重的人之一。案发前后，他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受人指使参与其中。黄骅遇害后，刑仁甫没有留在根据地接受调查，而是带着亲信出走，事情由此更加清楚。
军区随即组织追捕。冯冠奎逃亡不久便被抓获，经过审讯，案件的来龙去脉逐渐查明。面对这起性质严重的内部谋杀，组织没有因刑仁甫职务和资历而放缓处理。
刑仁甫后来投靠国民党，抗日战争后期又依附日伪势力，彻底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他再次投靠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前后，刑仁甫被人民政府捕获并依法处决。
黄骅牺牲时只有32岁。对于正在艰苦发展的冀鲁边根据地而言，这不仅是一名干部的死亡，也意味着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军事和政治人才过早离开了战场。案件的处理，则清楚表明了当时的组织纪律：无论凶手是谁，只要杀害同志、破坏军队团结，便不能以职务和资历作为逃避惩罚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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