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秋天,英国两家顶级博物馆同时办明代展览。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的展名叫“明朝:黄金帝国”,大英博物馆的叫“明:盛世皇朝50年”。大英博物馆还专门拿出一只明代花瓶,在全英各地巡展,让去不了伦敦的人也能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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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的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写了一篇评论,问了一个很扫兴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对明朝这么着迷?

他自己的回答,比问题更扫兴。他说,“明”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品牌,是“中华文明黄金时代”的缩写。博物馆知道,要推销历史,就得挑一个名字“性感”的朝代。一个叫“宋”或“唐”的展览,不可能像“明”那么风靡,尽管这两个朝代的艺术都远比明代富有创造性。

然后他补了一刀:明朝不是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它是一个“错失时机”的时代,由“孱弱却又暴虐的君主”统治,是古代中国逐渐陷入衰弱和落后的开端。

一个西方评论家,在英国媒体上,用英文,告诉英国读者:你们迷恋的那个“明朝”,可能只是一个被品牌化了的幻影。

但这篇评论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地方,不在他对明朝的评价。在于它暴露了一个更深的东西:西方人看到的明朝,和中国人记忆里的明朝,从根子上就不是用同一双眼睛看出来的。

西方人看到的,是一个摆在博物馆射灯底下的明朝。瓷器,丝绸,漆器,园林,传教士笔记里“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中国人记住的,是教科书里那个财政崩溃、党争亡国、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的明朝。一个被仰视,一个被清算。这两幅画像之间的裂缝,比明朝本身还大。

传教士看见的那个“花园”

先看西方人当年到底看到了什么。

十六、十七世纪,一批批传教士从欧洲出发,绕过好望角,在澳门上岸,往中国内地走。他们带回去的记录,构成了西方对明朝的第一层认知。这层认知的基调,可以用一个西班牙人写的一句话来概括。

马丁·德·拉达,1574年在福建待了两个多月。他回去之后写了一份札记,里面说:在中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所有这些人,连同上述国土的肥沃,使它可以正当地被称作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拉达不是坐在欧洲的书房里想象。他亲眼看了福建的农村和城市。他注意到中国的农具比欧洲先进,风力扬谷的扇车,能在山顶灌溉的大水车,水稻一年三熟。他说,这些中国司空见惯的农具,倒卖到欧洲,“全引起疯抢”。他看了明朝的城市,街道铺得极好,路面比欧洲城市宽、直,两旁种着树。他特别记下了一件事: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医院,有“惠民药局”和“养济院”,收容无力生活的残疾人,“始终有充足的大米供应”。

利玛窦的版本更出名。他说广东是放大版的威尼斯,整个明朝“看起来就是个大花园,并有无可形容的宁静与安详”。西班牙人门多萨1585年出了一本《中华大帝国史》,没来过中国,靠整理别人的材料写成,里面把中国称为“全世界最富饶的国家”。

这些记录不是编的。它们对应的是明朝真实的一面:体量巨大,物产丰富,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水平在十六世纪仍处在世界前列,城市基础设施在某些方面确实优于同时期的欧洲。麦迪逊的估算认为,十五世纪中国的人均产出高于欧洲,经济总规模远超西欧。白银流向是最硬的证据: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美洲和日本生产的大约三万八千吨白银,最终大量流入了中国。有统计说中国吸纳的白银占世界白银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一个能让全世界白银往自己家里流的国家,在同时代欧洲人的眼睛里,当然是“富饶”的。传教士没有撒谎。他们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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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实”和“全部的真实”,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