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消息传开。
复旦大学教师、博主“应景阿兰”,抗癌七年,离世。43岁。
半个月前,她在微博上写了一句:“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话突然变得好写实),啊我看不成流浪地球3了。”《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看到了,回复她:“加油,咱们影院见。”
《流浪地球3》定档2027年春节,阿兰没有等到那个春节。
“影院见”这三个字,变成了一句没有兑现的约定。她离开之后,网友涌进评论区,留下同一句话:“阿兰,我们会替你看《流浪地球3》。”
阿兰是复旦大学教师。
2019年确诊乳腺癌四期,四期意味着癌细胞已经扩散,医学上讨论的不再是“治愈”,是“控制”和“时间”。公开报道里,她经历了多次治疗失败,最后转入安宁病房。
七年里,她做了大多数病人会做的事:治疗,复查,再治疗,再复查。也做了大多数病人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在社交平台上持续记录,语气平得不像一个癌症终末期的人。
晚期癌症病人的日常,疼痛、呕吐、失眠、身体一天比一天不听使唤。
阿兰的记录里,这些东西在,但它们不是全部。她写自己坐在床上刷牙,右手刷完,换左手,拿漱口杯漱了口,然后补一句: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像蒂凡尼早餐拿烟斗的那位女士。
一个到了那个阶段的人,还能拿自己开玩笑,这件事本身就比任何励志口号都重。不是她不怕,是她选择把恐惧留在自己这边,把还能笑出来的那一小块递出去。
她在微博上留下的那些记录,有一条被反复转发。大意是: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怕,但怕这件事,说出来和不说出来,都是那么怕,那不如说点别的。
一个癌症终末期的人,在疼痛和疲惫里,还愿意一条一条回复评论,回一句“加油”,回一个表情。这件事看起来小,但它花的是她当天最稀缺的东西:力气。
上个月,阿兰转入安宁病房,进入这个病房,意味着治疗的方向已经从“争取更多时间”转向“让剩下的时间少一点痛苦”。
就在这个阶段,她做了一个决定:捐献遗体。
遗体捐献这四个字,写在纸上很简单。落到一个43岁的人身上,落在一对即将失去女儿的父母面前,它是一道需要被跨过去的坎。
陪伴阿兰多年的朋友孔女士对媒体说了一句话:“阿兰即使到了癌症终末期,也依然处处替人着想。”
报道里还有一句更具体的表述:“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阿兰说服了父母,做出捐献遗体的决定。”
“痛苦”和“说服”放在同一个句子里,才是这件事真实的样子。
一个43岁的女儿,在身体最疼、力气最少的时候,要去跟父母谈一件事:我走了之后,身体不留在你们身边,交给医学。
这不是“想开了”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人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把本就不多的精力,花在安抚即将失去自己的人身上,她做成了,父母签了字。
阿兰成为一名“大体老师”,医学界对遗体捐献者的称呼。她自己给这件事起了个名字:“最后一课”。
中国有句老话叫“入土为安”,对父母那一代人来说,这句话不是迷信,是他们对“送别”这件事的全部想象。女儿要打破的,不只是自己心里那一关,是父母对“安”这个字的理解。
她得让父母相信,女儿的身体交给医学,也是“安”的一种。
医学生学解剖,靠的不是模型,不是图谱,是真实的人体。血管怎么走、神经怎么分布、器官之间的缝隙有多大,这些东西模型做不到,虚拟仿真也做不到。
外科医生手上那把刀稳不稳,很多时候取决于他在成为医生之前,有没有在一个真实的人体上反复找过那些细小的结构。
而这样的大体老师,一直不够。
宁波大学医学部的一位副教授给过一个具体的数字:因为遗体捐献数量不足,局部解剖学实验课经常是12到13名学生共用一具教学遗体,连6到8人一组的基本配置都做不到。
温州医科大学过去五年每年收到的捐献遗体在20例上下,最低的一年只有14例,而教学至少需要70具,缺口常年在50具以上。
安徽医科大学每年能接收60到80具,实际需求是100到120具,按教学大纲每8名学生应该有一具,现实是15人一具,有的年份到了20人一具。
一具教学遗体,在医学院里的使用周期通常是几个月。学生们要在上面反复辨认肌肉、血管、神经,要练习切口的位置、缝合的层次。
20个人共用一具遗体,意味着每个人真正上手的时间被压缩到以分钟计。一个未来要给你做手术的医生,他当年在解剖台上的练习时间,就是这么被压缩的。
阿兰是复旦大学教师,她在一个教育体系里工作,比大多数人更清楚“大体老师”会被怎样使用,清楚那些医学生会在她身上学到什么。然后她做了这个决定,并且说服了最舍不得她的人。
一个当老师的人,用这种方式把“上课”这件事做到了呼吸停止之后。
最后一课没有讲台,没有黑板,没有下课铃。但那些在她身上划下第一刀、找到第一条神经、第一次看清人体真实模样的医学生,会带着这一课走进他们未来的诊室和手术台。
一个在安宁病房里的人,惦记的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是一部电影。
郭帆没有说“一定会好起来”,没有说“你要坚强”。他说的是“影院见”。
这三个字没有承诺任何事。但它包含了一个愿望:你还在,你还会坐在电影院里,我们还会在同一个空间里看完同一部电影。
阿兰没有等到,但那个愿望本身,在她写下那条微博、在郭帆回复的那一刻,是真实的。一个癌症终末期的人,还在期待一件未来的事。
阿兰离世后,郭帆再次留言悼念。网友的留言里,有一句被反复提起:“阿兰,我们会替你看《流浪地球3》。”
这句话看着像安慰,其实不是。
它是一群人替一个走了的人,完成了一个她自己没法完成的约定。郭帆的“影院见”是对阿兰说的,网友的“替你看”是对郭帆说的,中间隔着的,是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
但这句话把三个人连在了一起:导演、观众、和一个没等到上映的观众。
阿兰的故事传开之后,评论区里有人写:家人确诊后,每一个失眠的夜晚都是靠她的微博撑过来的,第一次看到癌症病人的第一视角,还因此修改了治疗方案。
一个普通人平平静静写下的记录,在另一个普通人最难的那段日子里,成了某种参照。她没有教任何人怎么面对死亡,她只是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放在那里。
然后有人看到了,觉得没有那么孤单。这件事的价值,不比“大体老师”小。
她的微博里没有“抗癌日记”那种标题,没有每天打卡式的“今天又赢了”。她写的是今天能不能吃下饭、护士扎了几针、隔壁床的病友情况怎么样、医生说了什么。
这些东西看起来琐碎,但它们是真实的。
一个正在经历癌症的人看到这些,会觉得有人跟自己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癌症患者的家属看到这些,会知道自己的亲人在那些说不出口的时刻里,大概在想什么。
阿兰的微博里还有一条,写于10月9日。大意是:看完主治医生,尘埃落定,再没有肿瘤治疗了,开始寻找安宁病房。“感谢主治,为我争取了7年多高质量的生活。”
七年,乳腺癌四期,活了七年。
这七年里,她教书,发微博,拿自己开玩笑,惦记一部电影,在安宁病房里说服父母签一张表。她没有把剩下的日子过成一场漫长的告别,她把日子过成了日子本身。
郭帆的“影院见”没有等到,但阿兰留下的东西,比一部电影的上映日期长得多。
一个43岁的人,在生命最后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医学,把“老师”这个身份留到了最后。
《流浪地球3》2027年春节上映,到时候会有人走进影院,在某个座位上想起一个没有等到这部电影的人。
那个人在安宁病房里惦记过它,在微博上遗憾过看不成它,然后转过身,去说服父母签了一张遗体捐献表。有些人等不到未来,但她们把自己变成了未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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