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来到1944年以后，多线作战的日寇面临战略劣势，经济、军事、人民等各方面都出现严重问题，已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
可就在大家都放松警惕之际，日寇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沿途的中国军民伤亡惨重。
这年9月底，我冀热边特委见日寇主力集结于南方，就也麻痹大意，召开了特委、地委、县委三级会议，共800余人参会，光干部就有500余名。
当年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敌后战场的日寇生存空间已经被严重压缩，虽然前面看着打得凶，但其没有兵力全部占领，只能选择交通线和大城市，而这些交通线和大城市又是被我方根据地包围的。
所以冀热边特委认为日寇如果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必然会被监控到，就没有安排足够的情报人员和警戒人员，最终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让聂帅忍不住落泪叹息：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重大的战斗。
除了伤亡以外，冀热边还有150余人不幸被俘，其中级别最高的干部后来的经历也是独特，他竟反过来利用日寇之手除掉了几名奸细，并且在1945年顺利逃脱，建国后还在核工业发光发热，着实传奇。
一、
把时间拨回到1944年9月，冀热边特委为传达中央“减租减息”的精神和迎接有关东北大反攻的指示，在河北丰润县何家营召开特委、地委、联合县委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同时同地，特委的社会部也召开三级社会部长和公安局长联席会议。
这几乎是冀热边倾巢而出，参会的光是干部就有超过500人之多。
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为安全考虑，让冀热边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和特务连连长刘景余各率一个连在周边警戒。
本来安排有300余人负责保卫工作，只要能保持警惕，即便遇到什么突发状况，也能及时反应转移。奈何期间出现了几次问题，都没有引起重视。
首先就是时间太过冗长，联席会议从9月底一直开到了10月中旬，这太不应该。不管怎么说，会议地点还是靠近沦陷区，拖沓这么久，完全不把日本人的威胁放在眼里。
其次就是会议期间已经收到过情报，说日军在丰润、滦县、迁安等县集结，很明显要采取军事行动。而周边又无其他特殊情况，摆明了是冲着冀热边特委这边来的。
可惜本次参会的干部大多是原北方地下党，主要负责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缺乏残酷的根据地斗争经验，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
会议主持人、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是冀东大爆动后才开始负责一些军队方面的事务。他听说有敌人集结，第一时间不是撤也不是防御，就简单地将开会地点换到了几公里外的杨家铺一带，人员没疏散，也没多设置警戒哨位。这个选择非常致命。
后来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麾下的一名侦察班班长送情报时，意外与日寇遭遇，双方发生交火，侦察班班长不幸牺牲。
由于事发突然，班长来不及销毁文件，日寇就从中获悉了冀热边特委开会的细节，随后日寇调集以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为主的3000余人，气势汹汹向杨家铺袭来。
日本人也知道伪军里有八路军的眼线，这次就全是从附近召集的日本人。不巧的是，那几天杨家铺一带连降大雾，意外给日军行动提供了便利。
10月16日晚，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带着两个排入住李庄子；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率一个连入住夏庄子；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特务连连长刘景余等入住杨家铺。彼此相距不远，他们都以为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而本地的老乡和群众觉得有主力在、很安心，就都回家睡觉了，没有安排警戒。可以说，任何一个致命点，他们都踩中了，所以后来的结果极为惨痛。
10月17日天刚微亮，夏庄子的哨兵察觉出不对劲，村子外围有人马声，正朝着这边奔袭而来，村内的丁振军得知消息后立即下令开枪。
声音一响，我方人员都被惊醒，由于视线较差、又没接到情报，我方通讯员最初回报仅有数百敌人。周文彬听后认为就这点敌人，完全可以固守待援，遂下令向杨家铺集结，并向上级汇报。
但是，周围愈发密集的枪声让大家意识到事情远比想象中麻烦，周文彬马上命令抢占制高点突围，部队迅速向皈依寨、潘家峪转移。
可惜日寇事先已做过仔细的侦查工作，各要点都有重兵围堵。日军武器装备本就胜过我方，眼下人数还更多，这仗没法打。
严峻的形势下，周文彬只好下达最无奈的命令——分散突围。他想的是能冲出去一个，就多保留了一个种子。但这次开会的干部太多了，战斗人员严重不足，以致于最终只有少部分人成功突围。
当天下午4点左右，枪声渐渐稀疏，战场上满是我方英烈的遗体，包括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宣传部长吕光、地委书记丁振军、特委秘书长李彬、冀热边军区卫生部长王少奇、特务连连长刘景余、警卫连连长刘建华等在内的400余人牺牲，包括冀东军区联络部部长任远在内的150余人被俘。
二、
这个战果着实惨痛，所以晋察冀一把手聂帅忍不住痛惜：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次罕见且损失惨重的战斗。
不过，战斗结束了，对于被俘人员来说事情并未终结，任远后来的遭遇就非常波折传奇。
他被俘时身负重伤，但是敌人已通过他的着装判断是个干部，对他就严加看管，准备获取一些情报。任远是有骨气的人，他很早就听说受伤大失血后喝凉水很快就会死，于是他挣扎着爬起来，向看守他的日寇要凉水喝。
但是日寇不但不给他水，还安排了几个人专门盯着他，生怕他自尽。
过了几天，任远伤势稍缓，日寇开始审问。刚开始任远用刘建华（已牺牲）的身份搪塞，但是日本人从唐山找来了叛徒张铁安，经张指认，任远的真实身份暴露了。
得知抓到了冀东军区的联络部长，日寇大喜过望，开始针对性提审任远，想要借此摧毁冀东地下联络组织。
敌人开始还十分客气，希望能够感化劝降任远，许诺了许多好处，但任远绝不松口。眼看软的不行，日寇就来硬的，各种刑罚都往任远身上使，让他痛不欲生。
有些酷刑，人是承受不住的，任远担心自己到时候挺不过去会犯下大错，就让同一牢房的交通员李永勒死自己。
李永开始不肯，任远就颤抖着下令，最终李永流着泪摘下挂毛巾的绳子，套在任远脖颈上用尽全力一勒。不过任远的身体本能地进行了挣扎，再加上李永实在狠不下心弄死首长，就没能快速完成任务。牢房看守听到声音马上赶了过来制止，之后李永被换了个牢房关押。
几次求死不成，任远醒悟了，老天都不愿意收我，那我为何不采取另一种方式同敌人斗争呢？他的脑子转得很快，马上想出假供、乱供的方法来应付敌人的审问。不仅能够自保，还可以借日军之手反杀汉奸。
当敌人再次来提审，任远就非常“配合”了，他精心编制一张伪满洲地下情报网，精确到了人名、住址、代号、建立时间，联络方法，联系人名及具体任务。
不过这里面没有一条是真的，任远本身也是搞情报的，知道怎么编不会错，至于没抓到联络站的人，那还不是因为相关人员都已经被抓了，原先的情报线都隐蔽了吗？
由于他搞得太细致，说辞也有道理，日寇也分不清真假，加上日寇确实从那些废弃的联络里找到我党活动过的痕迹，确信任远没有瞎说，一时间对他还礼遇有加。
之后任远又交代了几个左右摇摆的墙头草，比如山海关伪警备团团长张爱仁，就是我党一直想要借机除掉的叛徒。
任远趁着敌人对自己的信任，把张爱仁说成了忍辱负重的潜伏人士，接到了我党的秘密任务才假装叛逃的。日方本来就不太相信张爱仁，得到情报后就将他解除职务送到东北劳改，最后惨死。
1945年2月18日，此时日寇已经是有进气没出气，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伪军，大家都在为以后的日子做打算，对于一些被押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任远顺利在组织的接应下脱险，成功回到根据地。
后来任远仍负责过保卫情报工作，包括1949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他作为铁道部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也全程参与安全保障。
不过1962年他因为能力突出被抽调到二机部，之后开始了为祖国核事业奋斗的漫漫历程，历任二机部八局副局长，核二院院长、党委书记等职，肩负起“两弹一艇”的秘密使命。
2019年9月30日，任远病逝于北京，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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