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奥委会11月2日确认,2036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意向名单最终定格为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七国,申办窗口在10月31日关闭后未再吸纳新成员。这份名单里没有中国。
面对国际奥委会连续多年释放的申办信号,上海、广州、成都三座办赛能力最成熟的城市口径一致——现阶段没有申办计划。中国选择观望,不是办不了,而是这笔账已经算不过来了。
早在2026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规划中期评估报告》就定了调:申办夏季奥运会的核心原则是“量力而行、节俭高效”,表述为“视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需要,适时研究申办相关事宜”,既没有给出时间表,也没有指定候选城市。
一个月后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把方向说得更直白。
这份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设定的五项核心指标包括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重点任务覆盖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三大球”振兴——但通篇没有一句提到申办2036年奥运会。
竞技体育板块的核心表述是“扎实做好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综合性运动会备战参赛工作”,备战的是参赛,不是办赛。
申办的制度约束同样值得注意。中国城市想要申办奥运会,需依次经过城市人大审议、省级政府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报批、国务院最终审批四道关卡,地方城市没有自主启动的权限。
2024年四川省体育局公开表态“近年暂无申办奥运会的相关安排”时,成都方面特别说明:申奥属于国家层面行为,城市没有自主申办权限。这意味着三座城市集体沉默,本质上是整个系统没有启动意愿。
9月3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体育总局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期间的重点赛事清单:国内办辽宁第十五届全国冬季运动会、湖南第十六届全国运动会,国际赛事重点承担世界游泳锦标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高水平单项赛事。
同一场发布会上,体育总局强调“不贪大求洋,科学规划本地区申办承办赛事活动的数量、项目和频次”——这是对“正确政绩观”的明确校准,也是对“办赛冲动”的制度性降温。
如果政策表态还不够直接,历史账本把决策逻辑说得更清楚。公开统计显示,1960年以来历届夏季奥运会平均超支率高达180%。蒙特利尔奥运会申报预算12.1亿加元,最终超支796%,当地市民花了近30年才还清全部赛事相关欠款。
2024年巴黎奥运会仅塞纳河水质整治就耗资14亿欧元,配套轨道交通延伸工程的杠杆负债偿还周期延长至2050年。
这笔账还要拆成两本看。赛事运营账在最大限度复用存量场馆、严控新建工程的前提下,可以实现小范围收支平衡甚至小幅盈余;但城市全口径发展账——路网改造、市政升级、安保体系、场馆长期运维——成百上千亿的基建投入不计入赛事运营报表,全部由主办城市承担。
而奥运会最大的收入来源全球转播费和顶级国际赞助,大头归属国际奥委会,主办城市只能获得少部分分成。
已公开的申办风险研判也把话说得很透:筹备链条长、环节多,预算超支是大型赛事普遍现象,隐性追加开支容易滚成巨额赤字;大量财政资源向赛事建设倾斜,可能对教育、医疗、安居等民生投入形成挤压;功能单一的专业场馆如果赛前没有成熟的赛后运营规划,很容易沦为闲置地标和长期财政包袱。
2026年6月24日,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推出了“适应未来”2036年夏奥申办新规,取消传统厚重大申办书和十年全额担保的硬性要求,改为分阶段对话评估模式。
新规把财务模型稳健性、现有场馆复用比例、赛后长期遗产规划的评估权重大幅提升,明确要求申办方提交政府层面的财务担保与法律承诺,自行承担赛事全部超支风险。门槛一降再降,但办赛风险的归属没有变——谁办,谁兜底。
中国对“场馆后遗症”的感知比任何国家都具体。
光明网2026年7月发布的官方研究指出,我国大型综合性赛事场馆现存三类遗留问题:场馆专用性资产占比高,面向普通群众的健身设施供给单一,场馆利用率整体偏低,容易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多数场馆归属事业单位,市场化创收动力不足,收入长期依赖场地租金,赛事IP开发和商业配套等高附加值业态占比很低;长效赛事IP培育机制缺位,很多办赛采用单年度资金保障方案,运营稳定性差。
鸟巢的案例常被当作“场馆能养活自己”的正面样本——截至2025年底累计总营收突破50亿元,已覆盖34亿元初始建设投入,2014年起停止领取财政运维补贴,实现完全自负盈亏。
但注意这个数字的另一面:鸟巢的钢结构巡检、安保、保洁等基础刚性年维护成本为8000万元,计入设备折旧、能耗、全团队薪酬后的全口径年运维成本约1.5亿元。
它用了近18年才做到账面回本,靠的是北京的城市流量和常年高频运转——仅2025年全年就举办了56场万人以上大型活动。不是每个场馆都有鸟巢的区位和命。
成都符合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标准的33座场馆中,多数由2023年大运会筹办周期新建或提质升级而来,普遍面临“赛后闲置、单一办赛”的行业运营难题。
凤凰山体育公园算运营得好的——每周场馆综合使用率80%以上,累计吸引观众超500万人次,总票房约24亿元,撬动全域相关消费约160亿元。但成都的解法是把它变成演唱会、中超、全民健身的复合空间,而非靠赛事本身养活。
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的冬奥场馆利用率达到100%,靠的是20多项功能改造和四季运营转型——这些都是在为上一届大赛“善后”,而不是为新一届大赛铺路。
2025年国内青少年体育参与率同比提升8%,体育资源正系统性转向青少年培养和公共体育服务。“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核心目标转向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当体育工作的重心从“办大赛”转向“让人动起来”,再上一届夏奥的边际价值确实不大了。中国不是不能办,而是已经到了不需要用奥运会证明什么的阶段。2036年的赛场上没有中国,这个选择其实早就写进了2026年夏天的那份规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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