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工程长期被视为国家不计成本的投入,为什么如今却被看作可能是未来十年最被低估的赚钱生意?从冷战时期的“烧钱竞赛”到今天的商业化拐点,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要从一枚飞回发射场的火箭说起。
2026年7月10日12时15分,一枚重约760吨的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点火升空。约6分钟后,一、二级箭体分离,二级火箭携带卫星继续飞向太空。按照以往惯例,完成使命的一级火箭接下来会坠入大海,就此报废,它的价值在分离那一刻便宣告结束。
但这一次,结局完全不同。这枚一级火箭在空中翻转180度,调头朝发射场方向飞回,约2分钟后从高空精准落在一张大网上,被成功回收,下次还能继续使用。这是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意味着中国航天正式迈进了“可重复使用”的门槛。
很多人看到这条消息,第一反应或许只是“我国航天又进步了”,随后便不再多想。长期以来,公众对航天工程的印象大致如此:它象征国家技术实力,属于战略层面的布局,由国家出钱投入,搞了未必马上有用,却又必须去搞,更谈不上什么商业回报。
可这一次的意义或许远不止技术突破。过去火箭用完就扔,毫无经济性可言;如果火箭能像飞机一样反复使用,每次只需支付燃料和维护费用,发射成本就有望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成本一旦降到这个水平,航天产业的底层逻辑就可能被改写,商业航天也可能成为未来十年最被低估的“印钞机”。
回看全球航天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冷战时期,美苏争霸,航天不计成本,只比技术;冷战结束后,航天长期缺乏盈利性,主要承担通信基建和科研功能;2002年马斯克创办SpaceX后,航天逐渐从烧钱项目变成赚钱项目;而到了2026年7月,中国迎来航天商业化拐点,新的周期由此开启。
故事要从1957年10月4日讲起。这一天,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送上太空。
它其实不过是一个带天线的金属球,在太空中只会发出单调的无线电信号,却让美国人大为震惊。冷战高峰期,一个苏联铁球就在美国领土上空飘过,而美国对此毫无办法。
美国社会随即陷入恐慌。人们担心这颗卫星会窃听信息、监控地面,甚至投射武器,民众疯狂抢购防空洞图纸。
而这仅仅是开始,此后苏联接连送出第一只太空狗、第一个月球探测器。1961年4月,加加林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严重挫伤了美国民众对本国科技实力的信心。
美国再也坐不住了。一个月后,肯尼迪在国会宣布,要在10年内实现载人登月,这就是阿波罗计划。
为了夺回技术话语权,美国仓促上马、砸钱攻坚:整个计划历时11年,耗资255亿美元,而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元,按通胀计算相当于今天至少几千亿美元。巅峰时期,NASA的年度预算一度占到美国联邦总预算的4.5%。
除了烧钱,代价还包括生命。为了赶进度,一款只设计了18个月的火箭就敢载人上天。
1967年,阿波罗1号在地面测试时起火,3名宇航员在密封的纯氧环境中遇难;1970年,阿波罗13号又发生爆炸事故。为了证明自己的科技更强大,美国几乎做到了不计成本、不计代价。
结果众所周知。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留下“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美国赢了,苏联同样烧钱无数、付出惨痛牺牲,却始终未能实现登月。1972年阿波罗17号完成最后一次登月后,人类再也没有踏上月球,并非技术倒退,而是钱真的烧不动了。
冷战落幕后,航天失去了大国竞赛的强烈驱动,又迟迟找不到盈利模式,只能以通信基建和科研任务为主。火箭依旧是一次性消耗品,每次发射都意味着整枚箭体的损耗。
以中国为例,过去长征火箭每公斤发射成本在8万到10万元之间,高昂的门槛让航天始终难以走向真正的商业市场。
转折出现在2002年。马斯克创办SpaceX,核心思路正是让火箭回收复用,把发射从一次性消费变成可反复摊薄成本的生意。猎鹰9号将每公斤发射成本直接降到约3000美元,航天第一次具备了大规模商业运营的基础,也由此从烧钱项目逐渐转向赚钱项目。
发射成本下降,打开的是一连串过去难以想象的商业空间,太空数据中心便是其中之一。
地面数据中心受限于电费、散热和光照条件,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太空则有天然优势:太阳能发电效率是地面的5到7倍,还能24小时不间断供电,低温环境更可省去高额的散热开支。
按照这一逻辑,把数据中心搬上太空,前期主要是一次性的发射投入,后续运营成本近乎为零。再叠加AI大模型的商业化,未来便可能形成源源不断的稳定收入。
这也是资本市场给SpaceX开出1.75万亿天价估值的核心原因——它卖的早已不只是发射服务,而是一整套太空时代的基础设施。
那么,中国与SpaceX的差距还有多大?客观来看,SpaceX仍领先中国约5到8年。中国目前大致相当于SpaceX在2015年的阶段,刚刚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化验证;而猎鹰9号已经发射600多次,回收成功率超过95%,早已形成成熟的商业闭环。
中国的首次回收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完成复飞,在一次次测试中检测、返修、积累数据,才能真正跑通闭环。理论上,若长征十号乙实现复用,每公斤发射成本约可降至0.9万元人民币,基本可与猎鹰9号持平。
对比过去每公斤8万到10万元的水平,这将是数量级的跨越。
与此同时,马斯克已在推进星舰。星舰运载能力超过100吨,约为猎鹰9号的10倍、长征十号乙的9倍,并且设计为一、二级全箭可回收。马斯克称其目标成本为每公斤二三十美元,接近美国本土卡车运货的成本,太空运输由此有望变得像陆地物流一样寻常。
这样的运力,让运送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开采月球资源、建设太空基础设施都有了现实可能。2026年5月,星舰V3已经完成首飞。一旦星舰实现成熟复用,将对现有航天工程形成降维打击,这一差距并不是一两年就能追平的。
不过,中国也拥有两项SpaceX不具备的优势。首先是体制优势。
SpaceX前期的研发和商业化主要依靠马斯克个人投入,而中国既有航天科技集团等国家队承担战略任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有蓝箭航天等民营企业负责商业创新和降本增效,形成国家队与民营力量协同推进的格局。
政策层面的信号同样清晰。2026年,“十五五”规划首次将商业航天写入国家五年规划重点任务,定位由新兴产业升格为新兴支柱产业。这意味着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都将向这一领域倾斜,商业航天的发展环境将迎来实质性改善。
其次是产业集群优势。SpaceX研制猎鹰9号时,许多关键零部件需要到欧洲、日本等地寻找供应商,推进缓慢;而在长三角,开车1小时几乎就能配齐造火箭所需的材料和零部件。完备的供应链,让研发迭代与规模化生产都能以更快的节奏推进。
中国从0到1或许需要较长时间,但从1到10的速度难有对手。智能手机就是例证:2010年iPhone 4发布时,国内还普遍使用功能机,几年后小米、华为、vivo等品牌已跻身全球前列。
一旦关键技术被突破,中国产业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追赶。
新能源汽车同样如此。2015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仅33万辆,到2025年已达1600万辆,增长50多倍,国产品牌撑起大半江山,欧美日韩老牌车企反而成了追赶者。从手机到汽车,这条路径反复得到验证,商业航天大概率也会走出相似的曲线。
市场需求同样摆在眼前。2025年,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申报了20万颗低轨卫星规划,目前仅发射1000多颗,进度约0.5%,还有约19.8万颗卫星等待发射。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商业航天需求有望大幅增长,行业资本开支或将上行,中上游订单可能迎来爆发。
从冷战时期的不计成本,到冷战后的长期沉寂,再到SpaceX用回收复用重塑商业模式,航天这门生意的关键始终在于成本。当一级火箭在文昌稳稳落进大网,中国也站上了从烧钱走向赚钱的起点。
差距仍在,但凭借体制与产业链优势,一轮新的航天产业周期已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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