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日，沈阳一场追悼会，把两个名字合在了一起。
会场上写的是梁明德。
花圈里，有老战友的名字；来宾中，却站着从北京赶来的项南。那时他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看见他，心里犯了疑：项南怎么会专程来送一位辽宁老干部？
项南没有绕弯。
梁明德就是他的父亲。
这句话一落地，许多人这才明白，躺在灵前的老人，不只叫梁明德。
他原本叫项与年。
项与年是福建连城人，出身普通农家。少年时家境窘迫，读书不多，靠自学长见识。往后离开闽西，去南京、上海一带活动，见过军阀混战，也见过底层人的苦日子。
他心里有了火。
一九二五年前后，项与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他被派往荷属东印度，在华侨工人中开展工作。那地方离家很远，海风、码头、矿区、工棚，都是陌生的。
他不是去发财的。
他做的是组织工人、联络华侨、掩护党的工作。后来被殖民当局关押，又被驱逐出境。人回到国内，身份却不能回到阳光下。
那时，他家里还有妻儿。
儿子项德崇出生时，父亲已经奔波在外。孩子最早记住的，或许只是父亲短暂停留的影子。往后，父亲越走越远，名字也越来越少被提起。
一个家庭，从这里被撕开。
回国后的项与年，进入上海地下斗争环境。上海的街面上电车叮当，租界里巡捕、特务、线人混杂。地下工作者见面不能多看，传话不能多问，住处也常常要换。
项与年用华侨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办过学校，也做过联络和情报工作。
门口挂着学校的牌子，屋里却连着另一条线。
一九二九年，彭湃等同志因叛徒白鑫出卖被捕牺牲。白鑫随后受到中共中央特科红队惩处。项与年曾参与这一时期的特科工作。
这不是江湖恩怨。
那是隐蔽战线最危险的年月，一个叛徒能牵出一串同志，一个地址能毁掉一片交通线。活下来的人，往往不能留下完整姓名。
到一九三四年前后，项与年又接到一件更重的事。
国民党方面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军事计划，经莫雄等人冒险传出，必须尽快送到中央苏区。纸张可以折小，路线却不能缩短；情报可以藏起，岗哨却一处不少。
项与年把自己改扮成乞丐。
衣衫破旧，脸上带着尘土，脚下一步一步往瑞金方向走。为了更像一个落魄讨饭人，他还毁坏自己的牙齿，改变面貌。
这一步，走得很慢。
可这份情报送到了。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终于掌握了国民党军新的部署。多年以后，习仲勋为纪念项与年的文集作序时，还把这段经历称为他最辉煌的一页。
一个人的名字，可以被埋住。
一份情报不能迟到。
完成任务后，项与年的旧身份更难使用。后来，他改名梁明德，继续转入隐蔽工作。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多地奔走，做统一战线、情报联络和地方工作。
家里的孩子，也在另一条路上长大。
项德崇后来参加革命，改名项南。一九三八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在审查社会关系、家庭历史时，他说不清父亲在哪里，也说不清父亲到底做什么。
他只能把记忆往回翻。
父亲离家，母亲苦撑，上海旧住处，模糊的大人面孔。可这些碎片，不能组成一份清楚履历。
他也背着一个问号。
新中国成立后，梁明德在东北工作，曾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等职。仗打完了，组织公开了，他才开始寻找早年失散的儿子。
难处就在名字上。
父亲找的是项德崇，儿子已经叫项南；儿子记得的是项与年，父亲长期用的是梁明德。两个人都在革命队伍里，却隔着两个化名，像隔着两道门。
曾希圣把项南叫来问话。
福建人，上海住过，大世界八仙桥一带的旧线索，一点点对上。项南这才知道，那个多年失踪的父亲，一直没有离开革命，只是把自己藏进了另一个名字里。
父子相认时，没有大场面。
一个叫了多年的化名，一个换过自己的名字。几十年过去，父亲没有解释自己的委屈，儿子也不再追问那些空白年月。
他终于知道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梁明德去世。到了十一月七日，辽宁方面在沈阳为他举行追悼会。项南从北京赶到现场，站在“梁明德”这个名字前。
任仲夷问起他们的关系。
项南只把最要紧的一层说出来：这位梁明德，是他的父亲项与年。
会场上的疑惑散了。
那个被人称作梁老的辽宁干部，原来是中央特科的项与年；那个从北京赶来的项南，原来不是普通同事，而是失散多年又终于相认的儿子。
父亲一生改名，是为了隐蔽。
儿子一生记名，是为了寻找。
追悼会结束后，人群慢慢散去。沈阳的会场里，梁明德的名字还在，项与年的名字也回来了；项南站在父亲遗像前，送走了一个曾把自己藏进历史深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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