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二十六岁。
我在纺织厂三车间当挡车工,那阵子厂里赶一批出口日本的订单,两班倒,机器轰隆隆从早响到晚,棉絮飘得满鼻子都是,下了班回宿舍掏耳朵,指甲缝里全是白的。我男人在省城西郊的建筑工地上扎钢筋,正月十六走的,到了五月二十几,满打满算九十三天,他中间就回来过一天,还是因为隔壁村他二叔没了,回来奔丧,夜里到家,第二天天不亮又坐早班车走了。那一夜屋里冷锅冷灶的,他进门先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根烟,说工地上请一天假扣两天工钱。我给他煮了碗挂面卧鸡蛋,他呼噜呼噜吃完,倒头就睡,呼噜打得震天响,我在旁边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不亮他摸黑穿衣裳,拉链哗啦一响,我装睡没动,听见他蹑手蹑脚拉开门,又折回来在我枕头边搁了三百块钱,都是折了两折的票子,带着汗酸味。
那之后三个月,电话也打不了几回。工地边上小卖部有部公用电话,他得下了班跑过去打,打到我们厂门口的门卫室,门卫老周头扯着嗓子在广播里喊“三车间李红梅电话——”,我每次听见广播撒腿就跑,工作服上还沾着棉絮,跑到门卫室抓起听筒,那头他第一句总是“吃了没”,第二句就是“还有事没,排队打电话呢”。说不上三分钟就撂了。撂了之后我攥着听筒站半天,老周头咳嗽一声我才回过神来。
憋得难受是真憋得难受。白天在车间里还好,机器吵,人多,手底下有活儿干着脑子不闲。最难熬的是下了夜班回到宿舍。我们那个宿舍六个人一张大通铺,三班倒的,我下夜班回来屋里另外几个都上白班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夏天天亮得早,五点多钟太阳就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光秃秃的竹席上。我脱了工作服躺下,浑身的骨头像被人拆散了架,可就是睡不着。翻过来翻过去,竹席上印子都磨得发亮。后来有天晚上实在受不了,我坐起来把枕头搂在怀里,闻了半天,那枕头上还有他走之前枕过的味儿——其实早没了,都是我自己的头油味儿,可我就那么搂着,搂到后半夜。
第二天上班我跟车间小组长请了假,说家里有事。组长姓赵,四十来岁一个女的,叼着烟卷斜我一眼,说李红梅你可别糊弄我,这个月订单紧你不能给我撂挑子。我说赵姐我真有事,三天,就三天,回来我加两个夜班补上。她拿烟头点了点我脑门,说行吧行吧,最多四天,迟一天扣三天工资。
我回宿舍收拾了一个帆布包,塞了两身换洗衣裳,又塞了一双塑料凉鞋,一双他搁家的布鞋——他那双鞋底子磨得只剩半截了,我寻思带过去给他换着穿。包里搁不下,我用塑料袋拎着。又去厂门口小卖部买了四根火腿肠、一兜子鸡蛋,还有两包红塔山,他抽这个牌子。小卖部老板娘跟我熟,问我这是去哪儿,我说去省城看我家那口子。她抿着嘴笑,说看把你急的,眼睛都放光了。我说你可别瞎说。
火车是下午两点四十的过路车,绿皮车,没座。我从我们县城站上去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挤得转不开身,过道上全是人,有扛着蛇皮袋的,有带小孩的,小孩热得哇哇哭。我贴着车厢连接处的铁皮站着,脚下的地面一颠一颠的,铁皮缝里往上冒热气。汗从脖梗子往下淌,衬衫后背溻透了贴着肉。我一只手把帆布包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攥着那个塑料袋,火腿肠的包装油乎乎的,手心里全是油和汗。
过了两站,旁边一个去省城看病的老太太往里挪了挪,给我腾了半个座,说是半个座其实就是座位边沿搭了屁股蛋儿,我跟她挤着坐。老太太一路咳嗽,痰吐在手里攥的卫生纸里,叠好再塞进塑料袋。她问我上省城干啥,我说看男人,在工地上。老太太说哎哟喂工地上的男人可怜,吃不好睡不好的,我说可不是吗。她问多久没见了,我说仨月。她拍拍我的手背,说年轻夫妻,不容易啊。
火车晃荡了四个半钟头,快七点才到省城西站。我跟着人流往外挤,天还没全黑,太阳斜在西边楼缝里,红彤彤的照得火车站广场上的水泥地发烫。我站在广场边上四下看了看,汽车站就在火车站对过,我得坐3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再倒郊区小巴。他信里给我画过路线图,写在烟盒背面寄来的,我揣在兜里摸出来看了看,字写得歪歪扭扭,用圆珠笔,有一处涂了重写。
3路车上人不多,我找了个靠窗的座,把帆布包放腿上。省城的路比我们县城宽多了,两边楼也高,有的地方还在挖沟,扬得满街黄灰,汽车一过呼一下扬起来。到了终点站我下了车,又等了二十来分钟才挤上郊区小巴,那车破得座椅上的海绵都翻出来了,车门关不严,拐弯的时候吱嘎乱叫。车上全是去工地送东西的家属,有拎着保温桶的,有抱着孩子的,满满当当一车人,挤得我脚都踮着。
小巴开了快四十分钟,在一个丁字路口把我撂下了。路口有个小卖部,门口立着块水泥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利民商店”。我照着烟盒纸上的路线拐进一条土路,两边全是工地,有的起了十几层有的才打地基,塔吊的臂在半天上慢慢转,上面亮着红灯。土路上坑坑洼洼,我穿的凉鞋一脚踩下去,鞋帮子里灌进半鞋沙子。走了大概十分钟,看见前头一片活动板房,蓝顶白墙的,墙上挂着横幅,红底白字“大干一百天 安全无事故”。
我在板房区门口站住了,门口有个戴安全帽的老头在看门,问我找谁。我说找张建军,钢筋班的。老头拿手往最里面那排一抬,说那排倒数第二间,还没回来吧,钢筋班今儿加了个班,得八点来钟。
我就在门口等着。天彻底黑透了,蚊子多起来,围着路灯嗡嗡转。我拿手拍腿上的蚊子,拍了一手血。等了得有一个钟头,听见远处一阵铁锹磕石头的响,还有人说笑着往这边走。我抻着脖子看,打头几个灰扑扑的人影,安全帽夹在胳肢窝里,工作服上全是铁锈和水泥浆印子,脸晒得黑红,汗把头发贴在脑门上。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第三个,走路有点外八字的,肩膀一颠一颠的。
他走近了还没看见我,低着头拿手巾擦脖子上的汗。我喊了一声:“张建军。”
他猛地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两秒,然后整个人愣在那儿了。他旁边工友推他一把,说建军你媳妇来了吧?嘿,还真是嫂子。他这才走过来,离我两步远又站住了,上下打量我,嘴咧了一下又绷住了,说:“你咋来了?”
我说:“我想来就来呗。”
他拿手背蹭了一下鼻子,回头跟工友说你们先回,我媳妇来了。那几个工友嘿嘿笑着走了,有个瘦高个还回头喊了一句:“建军哥今晚别回宿舍了啊!”他骂了一句滚犊子,然后伸手把我那个塑料袋接过去,拎了拎,说这是啥。我说火腿肠鸡蛋,还有你烟。他低头看了看塑料袋,又看我,说:“你请了几天假?”
我说:“四天,路上占一天,能待两天。”
他嗯了一声,领着往板房后面走,一边走一边说:“这儿没地方住,大宿舍十个人一间,我跟工头说说,看能不能腾个小屋。”
我说:“实在不行我睡你们食堂桌子也行。”
他回头瞪我一眼:“那像话吗?”
板房后面有个工头住的小隔间,工头姓刘,河南人,四十多岁,正蹲在门口就着蒜吃面条。张建军过去递了根我刚带来的红塔山,刘工头接过来别在耳朵上,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张建军,说小张媳妇来了?行行行,我那屋有个行军床,你俩凑合一宿。我今晚去隔壁打牌,通宵。说着把面条碗往地上一搁,抹抹嘴站起来,从兜里掏钥匙。那钥匙就一把,光秃秃的,他交到张建军手里还拍了拍他肩膀,冲我挤了挤眼。
小屋里就一张行军床,一个铁皮柜子,一张小方桌。刘工头还留了个电扇,铁叶子那种,开起来哗啦哗啦响,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张建军把门关上,把塑料袋往桌上一搁,转过身来看着我。屋里就一盏灯泡,黄兮兮的光。
他嘴动了动,说:“你瘦了。”
我说:“你才瘦了,黑得跟炭似的。”
他把我帆布包接过去搁床上,拿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走过来,两只手捧着我的脸,手心又糙又热,硌得我脸皮疼。他额头抵着我的额头,鼻子里呼出来的热气喷在我嘴上,带着汗味和烟味。他说:“我身上脏,还没洗澡。”
我说:“我又不嫌你。”
他笑了一声,那声音从喉咙里滚出来,闷闷的。然后他把我搂紧了,工作服上的水泥灰蹭了我一脸,我也没躲。他后背上全是硬邦邦的筋,我手搭上去能摸到晒脱皮的地方,摸着跟砂纸一样。我就那么搂着他,把脸埋在他脖窝里,闻那股子汗酸味和铁锈味,三个月了,这个味儿我梦里都梦不着这么真切。
他在我耳朵边上说:“还没吃饭吧?”
我说:“光顾着赶车了。”
他松开我,从桌底下摸出个电热杯,说给你煮挂面,还有鸡蛋。他蹲在地上,拿小刀把火腿肠划开,切成片丢进杯子里,又打了两个鸡蛋进去。电热杯咕嘟咕嘟冒泡,屋里全是火腿肠和鸡蛋的香味。我坐在床沿上,拿脚踢他屁股,说:“你平时就吃这个?”
他说:“这算改善,平时就馒头咸菜,有时候食堂有白菜炖粉条。”
我说:“那你钱呢,都攒着?”
他低着头搅挂面,说:“不攒着咋整,咱还得盖房呢。再说你一个人在家,万一生个病啥的,手里没点钱哪行。”
我心里一酸,没接话。他煮好了面,就着那个电热杯,我俩一人一双筷子,头碰着头吃。他吃两口就看我一眼,看我腮帮子鼓鼓的,就嘿嘿笑。我说你傻笑啥,他说没傻笑,就觉得你坐我跟前吃面,比吃肉还香。
正吃着,外头有人敲门,是刚才那个瘦高个工友,喊:“建军哥,刘工头让我给你送瓶啤酒!”张建军开门接过来,瘦高个抻脖子往里瞅了一眼,看见我在吃面,嘿嘿一笑跑了。
他掰开啤酒盖子,递给我先喝了一口,凉丝丝的,顺嗓子眼下去,把一路上的燥热压下去不少。他自己也灌了一大口,然后坐我旁边,胳膊搭在我肩上,说:“明天我请半天假,带你去西郊街上转转,有个市场,卖啥的都有。”
我说:“你别请假了,扣钱。”
他说:“扣就扣吧,你都来了。”
晚上洗了脚,他把行军床铺了报纸又铺了一层褥子,让我睡里头,他睡外头,说他睡觉打呼噜怕吵我。我说我在厂里宿舍啥呼噜没听过,磨牙的说梦话的放屁的,你那点呼噜算啥。他嘿嘿笑,关了灯躺下来。行军床窄,他侧着身子贴着我,一只手搭在我腰上,掌心热的。电扇哗啦哗啦转着摇头,吹到身上是热风,可我还是觉得比宿舍里那个破风扇好受——旁边有个人,热也是热乎乎的。
他没一会儿就打上呼噜了,估计是累狠了。我侧过身看他,灯光从窗户外面透进来一点,看清他鼻梁上有一道白印子,是安全帽带子勒的,脸上其他地方全晒成酱色。我拿手指头顺着那道白印子轻轻摸了一下,他呼噜停了一拍,翻了个身,胳膊把我搂得更紧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他就醒了,轻手轻脚要起来,我也醒了,一把拽住他裤腰带。他回头说你再睡会儿,我去食堂打饭。我说我跟你一块去。他拗不过我,就让我穿上衣裳跟着。食堂就是个大棚子,几口大锅冒着白汽,蒸馒头的笼屉摞得半人高。打饭的师傅跟张建军打招呼,说建军今儿咋带家属来了,他挺着胸脯说你嫂子来了,打俩鸡蛋。我端着搪瓷碗,里面是小米粥和大馒头,还有一碟子咸菜丝。坐在大棚底下吃,周围全是灰扑扑的男人,有些冲我点头笑,有些起哄说建军哥你媳妇真俊,他嘴上骂去去去,脸上笑得绷不住。
吃完早饭他去跟工头请假,我在板房里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回来,换了身干净衣裳,其实就是相对干净,裤腿上还是沾着水泥点,但至少没那么大灰了。他领着我出了工地,走到西郊街上,坐了两站公交去那个市场。市场搭着彩条布棚子,卖啥的都有,衣裳鞋袜、锅碗瓢盆、蔬菜水果。他给我买了个塑料发卡,红颜色的,五块钱,我说贵了,他说戴上我看看。我别在头发上,他左看右看,说好看。
中午在市场边上小饭馆吃的,他要了个红烧茄子、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还给我要了瓶汽水。他自己喝白开水,我说你咋不喝汽水,他说男人喝啥汽水。我拿瓶子怼到他嘴边,他拗不过喝了一口,说太甜了。那顿饭花了他二十二块钱,他掏钱的时候数了两遍。
吃完回工地路上他忽然站住了,从兜里摸出个手绢包,打开里面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还有几张一百的。他数了五百块塞给我,说:“你拿回去,自己添置点衣裳,别老穿工作服。”
我说:“我不要,你留着。”
他硬塞进我帆布包侧兜里,说:“让你拿着就拿着,我在这儿花不着钱。”
我鼻子又酸了,没再犟。
下午他在工地干活,我就在板房区帮他洗了几件衣裳,拿个盆蹲在水管子底下搓。他们工友路过就喊嫂子好,有个小年轻凑过来问嫂子你们厂里有没有没对象的姑娘给介绍介绍。我说有一个,就是嘴有点碎。小年轻说嘴碎好,我嘴笨,正好互补。张建军远远看见了,扯着嗓子喊小兔崽子你别跟我媳妇套近乎。那小子吓得端着盆跑了。
傍晚他下了工,我俩又去工地外面那条土路上溜达。路边有片野地,长着半人高的蒿草,蚊子多得撞脸。他拿手给我轰蚊子,我俩就沿着土路慢慢走,有一搭没一搭说话。他说再有俩月这期工程完了,能歇几天回去。我说你说话可得算话。他说算话,回去我给你买条鱼,咱炖着吃。我说你还会炖鱼?他说跟工地上老赵学的。
天黑透了往回走,他又去小卖部给我买了袋话梅,说路上含着不晕车。我接过来装包里,心里开始算日子——明天一早的车,后天到厂,大后天就得上白班。他大概也在算,走两步说一句:“明天别坐小巴了,我送你到火车站。”我说不用,他说送送吧,反正早上也没活儿。
晚上躺床上,他破天荒没打呼噜,翻来覆去翻身。我说你烙饼呢,他说睡不着,明天你走了又得仨月。我说你好好干,早点回家。他闷声嗯了一下,过了会儿说:“红梅,等这期工程结了,我回去待半个月,咱把西屋那面墙抹了。”我说行,你说了算。
第三天早上四点多他就起来了,煮了四个鸡蛋装塑料袋里让我带着路上吃。送我到路口等小巴,天还黑着,路灯底下飞蛾扑棱扑棱的。车来了,我上车找了个座,隔着玻璃看他站在路边,手插在裤兜里,肩膀缩着,车开出去老远他还在那儿站着。我朝他挥手,他也抬手摆了摆。
小巴晃晃悠悠往火车站开,我从包里摸出那个发卡看了看,红塑料的,在早上的光里头亮晶晶的。鸡蛋在塑料袋里还温着。我剥了一个,咬了一口,噎得眼泪差点下来,不知道是因为干蛋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到了火车站广场,离检票还有半个多钟头,我蹲在墙根底下把那四个鸡蛋都吃了,噎得直抻脖子。上了火车找到座坐下,靠窗,火车一动,省城的楼房慢慢往后退,越退越小,最后只剩田野和电线杆子了。我把帆布包抱在怀里,兜里那五百块钱贴着大腿,还带着点体温。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昨天晚上他搂着我说的那句“再坚持坚持”,一会儿是他蹲在地上给我煮挂面的后脑勺,头发里都有白茬了,他才二十九。
火车哐当哐当往前开,太阳从东边野地里升起来,照进窗户,照在我脸上。我眯着眼,心里说再熬仨月,仨月他就回来了。到时候把那面墙抹了,再买条鱼,他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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