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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部成本几千块的“烂片”票房破六千万，首部AI院线大片上座率仅0.3%。当红果短剧日活逼近两亿、人均每天刷两小时，电影院的椅子却越来越空。AI加持下，影视市场正在重演电商击垮实体店的老剧本。
一、粗糙的《牛来》火了，精致的《三星堆：未来往事》惨败。
2026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出现了两个让从业者怀疑人生的极端样本。
一端是《牛来》。这部由景观设计师信雨萌和母亲用五年时间“手搓”出来的动画电影，画面卡顿如PPT，角色被形容为“长了眼睛和腿的海绵”，上映前十天只卖出不到三百张票。然而就是这部被观众戏称为“灾难级”的作品，在短视频二创和“牛市来”讨彩头的股民狂欢中逆袭，截至2026年11月初累计票房约6431万元，制作成本据传仅数千元。年轻观众戴着牛头面具在影院大笑拍照，合肥警方甚至借牛来形象做交通安全宣传。加州大学教授白睿文将其解读为对“躺平”文化的电影化回应——一种对技术军备竞赛的主动放弃。
另一端是《三星堆：未来往事》。这部号称中国首部全AI制作的院线长片，皮肤毛孔清晰可见，画面精度远超《牛来》，截至10月26日票房约122.9万元，上座率0.2%，场均人次0.3人，意味着每十场放映仅有三名观众。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评价：“完全没有情感。你能看清毛孔，却感受不到任何东西。”梁朝伟在上海电影节上说得更直接：AI生成的电影不是艺术，因为它没有灵魂。博纳影业作为出品方，前三季度亏损2.46亿元，是A股影视公司中亏得最多的一家。
一个反直觉的对照由此成立：“烂片”赢了，“精致品”输了。《牛来》的胜利不是质量的胜利，是“鬼畜”的溢价。当算法可以批量生产完美画面时，观众反而愿意为笨拙的真诚买单。那位同档期导演崔景宣的悲鸣颇具代表性：他拍了二十年电影，团队几十人熬了无数日夜的作品票房三十万，而“那个东西”让他觉得自己成了小丑。
但别急着为《牛来》鼓掌。它的成功恰恰印证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观众不再相信“电影”这个介质本身了。他们去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是为了参与一场社交狂欢、一次打卡、一个朋友圈素材。电影从艺术品降格为社交货币，这对真正靠故事吃饭的从业者，是比失败更深的羞辱。
二、精良制作的电影电视剧无人问津，AI短剧却泛滥成灾。
与影院寒意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手机屏幕里的热火朝天。
2026年10月，全国电影票房20.46亿元，创下十二年来最低纪录，较2019年同期暴跌75%。前三季度观影人次7.51亿，比去年少了超过两亿。与此同时，红果短剧日活达到1.68亿，超过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TV四家之和；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约151分钟，在所有月活过亿的App中排第一。
红果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做得多好，而在于它精准地知道人有多懒。逆袭、强者回归、身份反转——排行榜上的热门短剧几乎共享同一套内核，击中的是人心中最原始的欲望：公平回报、身份跃迁、掌控感。算法把这些欲望数据化、放大、投喂，然后收割用户时长。
一位用户的自白精准概括了这种撕裂：“这是我第N次卸载红果了。”莫言自曝一天刷四五个小时，王朔说刷到“什么都看不下去”，易立竞“无数次删掉那个App”又无数次装回来。连这些以文字为生的人都困在里面，普通用户的抵抗力可想而知。
更值得警惕的是AI的入场。2026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其中AI剧占比超过九成。制作周期从月压缩到天，成本从数十万压到几百块。字节跳动的Seedance 2.0模型在八个月内导致约三万名二线演员失去工作，群演尚不计入。影视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去人化”的效率革命：不需要演员，不需要摄影，不需要灯光，只需要一个提示词和一台服务器。
而那些认真拍出来的电视剧呢？它们躺在视频平台的角落里蒙尘，连被点开的机会都在消失。一位影视移动组组长的话被记录在行业报道里：“最坏的情况已经摆在眼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正在发生的就业塌方。
三、人工智能助力影视市场劣币驱逐良币？
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熟悉的剧本浮现出来。
2000年到2020年，电商用“低价+便利”的组合拳，把无数街边店铺打得门可罗雀。商场里员工比顾客多，步行街的招租广告贴了又撕、撕了又贴。消费者得到了更便宜但质量也更差的商品，代价是社区商业的凋敝和实体零售从业者的转行。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商品质量，更是碾碎了一批人的生计。
如今，同样的逻辑正在影视行业重演。
红果用“免费+算法”把用户从影院和长视频平台拽走，AI用“零边际成本”把演员和幕后工种挤出生产链条。短剧平台不生产电影，它生产的是多巴胺；AI不拍电影，它生成的是填充用户时长的数据流。当用户的时间被红果们占满，去影院的意愿自然归零；当制作方发现用AI做一百部短剧的成本低于拍一部电影，认真讲故事的人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有人会说，这是市场选择，观众用脚投票。但问题在于，观众的“选择”本身是被算法塑造的。当一个人每天被投喂数十条“逆袭打脸”的爽剧切片，他的审美阈值会被悄悄校准，对需要耐心和共情的长叙事失去胃口。这不是需求驱动供给，是供给在改造需求。红果副总裁李亮骂“字节时间”的说法是“捧杀”，但字节系产品占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40.9%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更深的隐忧在于行业的人才断层。当年轻导演发现拍《牛来》式的猎奇作品比打磨剧本更容易获得关注，当演员发现演短剧比演电影来钱快且门槛低，当摄影灯光师傅的岗位被模型替代，十年之后，谁还会讲故事？谁还懂得如何用镜头传递一个需要两小时才能说清的情感？
如果说《牛来》的火是观众的温柔反抗，反抗的是精致却空洞的工业品。那么《三星堆》的败是技术的尴尬自白：没有灵魂的完美，一文不值。但红果的胜利，是效率对意义的彻底碾压。
电商让店铺空置，红果让影院空置；电商让店员转行送外卖，AI让演员转行做直播。电商让速成工业品取代了现代制造业的精心设计和反复打磨，AI让算法和复制粘贴取代了作家的洞察和演员的真情实感。区别在于，商品可以标准化，故事不能。当影视行业只剩下算法投喂的爽点切片，我们失去的不是电影，是用复杂叙事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
是科学技术的错吗？可是发明电商的美国，实体店依然生意兴旺；最早创造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美国，短视频远不如我们火爆。
张一鸣再次成为中国首富的那天，电影院的灯又暗了一排。没人知道最后一场放的是什么片子，因为没人买票。也没人知道为什么新技术被我们抄了作业之后，会变成撕掉作业本的刀子，因为没有人愿意思考。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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