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书目所见书画篆刻金石文献叙录》，郭时羽编撰，上海书画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828页，158.00元
近年来，随着文献获取手段日趋便捷和古籍整理事业蓬勃发展，艺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颇有方兴未艾之势。惟“艺术”一词其内涵与外延自古即变动不居，而归本于孔子所谓“游于艺”，《四库全书总目》云：“游艺亦学问之余事。”故而“艺术”一门长期或依附于经史学术之派生，或厕身于“方技”“杂艺”之另册。历经文艺事业的长期发展和文人学者的约定俗成，“艺术文献”（fine arts literature）这一概念的边界逐渐趋于定型，要以不外乎“金石书画”所指之范围，其中又以书画为大宗，近代以来如余绍宋撰《书画书录解题》，丁福保、周云青纂《四部总录艺术编》等书，大抵是这一共识逐步形成的反映。
而专科文献学的发展，自然离不开目录的编纂。清儒金榜以目录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章学诚《校雠通义叙》开宗明义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字，更是今日学人初涉目录学时便萦绕耳畔的名言。而前揭《书画书录解题》《四部总录艺术编》意在为当时自成体系的艺术文献学科开辟堂庑，充当“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其成绩至今为学林所共谂，自不待言；惟两书起初并非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设，是故基本不涉及历史上艺术文献的著录情形。
《汉书》，南宋庆元时期建安黄善夫刻，刘元起刊本。
近见上海书画出版社郭时羽女史编撰的《历代书目所见书画篆刻金石文献叙录》（下简称“《叙录》”），则与前述二书精神相同而取径略异。《叙录》广采历代史志及官私书目著录的书法、绘画、篆刻、金石、文房等文献条目，于每种史志书目皆撰小叙以见其概，尤其是对于以类相从的史志书目，皆详细说明其分类体系；而于所采录的文献条目，仍标出该文献在该史志书目中著录于某卷某部，且辅以详尽的书名索引，可供读者便利地考察该种文献在历代史志书目中的著录情形。可以说，《叙录》既是一部艺术文献的“总账”，也是一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著作，为艺术文献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基础建设夯入了一块扎实的地基。
《叙录》对艺术文献学科建设方面的意义自不待言。惟处于文献检索条件和古籍数据库建设较为发达的当下，编纂具备资料集性质的“叙录”“汇考”往往被视为老式（old-fashioned）的“卡片学问”，编者或苦其繁重枯燥而态度玩忽，读者或病其买菜求益而不知其可；笔者涉览此类出版物虽不多，然则耳闻目睹，犹不能不心怀成见。而在细读这部《叙录》之后，感觉此书确有非同凡响之处，间亦体会到编者倾注的心力与巧思。要而言之，这部《叙录》的佳处大抵有三。
其一为编例科学。《叙录》上编为历代正史经籍艺文志，连同后世仿正史例补撰之经籍艺文志在内；下编为历代重要官私书目。自《汉书·艺文志》以来，正史经籍艺文志皆秉承依照书籍内容、著述性质进行分类的体式，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彼时主流的知识分类体系；且尽管各正史志书体例有所不同，其所收书籍条目总是力求其全，接近于“知见目录”，因此由《叙录》上编入手，可以较为便利地摸清一朝一代所存艺术文献的“总账”，同时对该朝的知识分类体系有所了解。至于正史经籍艺文志以外的官私书目，编排体例则更为多元，除仿照正史以类相从者以外，尚不乏按实物版本等级或庋藏编号次序排列者，然而此类书目往往能较为直观地反映某机构或某私家的实际藏书情形，接近于“见存书目”，因此由《叙录》下编入手，可据以推知各艺术文献在历史上的存佚和流传情况。合上下两编观之，即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谓也。
正因《叙录》编例如此，是故其编纂过程可谓甘苦自知。自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以降的分类目录，因为“艺术文献”的定义与范围已趋于成型，故而从其“史部金石类”“子部艺术类”入手已可基本一网打尽；然而若从早期书目书志当中辑录，则并无这条捷径可走，如翻阅《汉书·艺文志》时仅观其“方技略”，或检索《隋书·经籍志》时但查其“子部杂类”，则难免空手而归。进而言之，通过书名检索等方式在分类书目中检得相关艺术文献时，若谛审该条目之前后，往往会发现一些似乎与著述性质接近，而其书今已亡佚不存、无从直观考察其内容的书籍条目，此时只得根据书录序志、文献旁证甚至“观风望气”之法，裁决其是否纳入《叙录》的收录范围。总体而言，《叙录》收录条目的标准是严谨的，判断是准确的，庶几无“或遗或滥”之病，可见编者的勤苦与覃思。
而惟有编例科学，且无“或遗或滥”之弊，此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例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蔡耑《法书撮要》，其解题有云：“偏旁之未审，何取其为法书？余于小学家黜书法于杂艺有以也。”学者多持此言作为古代学人重经史、轻艺术观念的体现。但读此《叙录》可知，自汉至唐，书法类文献是作为“字学”而著录于经部小学类，甚至宋元明人对于是否应当一律“黜书法于杂艺”，也未必就有定论。尽管目录学分类法总是会在部分细节问题上莫衷一是，且往往在发展上存在一定滞后性，但由《叙录》提供的文献线索可见，降至天水一朝，书法之学俨然自成户牖，逐渐有跳脱“小学”藩篱宣告独立之势。又如郑樵《通志序》对于“今艺文有志而金石无纪”的现象深致不满，后世之稍加重视“金石志”，总不掩由“艺文志”脱胎而来之痕迹；然而金石资料载体多为纸质，一度亦被视作经籍艺文之列，观此《叙录》，可知古来以金石碑帖纳入书目者非一，近人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更是于集部附录“石刻类”，并加按语云：“案石刻亦艺文之一，兹特附录于后。”此亦可以考见古人对于“金石”的定义，同样存在一个认知逐步变迁完善的过程。
其二为版本精审。《叙录》所涉诸书，有清人为历代正史补撰艺文经籍志，自晚清以来多收录于丛书，如光绪间镇海张寿荣刻《八史经籍志》、广雅书局刻《广雅书局丛书》，至民国间开明书店编印《二十五史补编》最为大宗，学界对此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亦多就上述常见本开展。《叙录》则搜求刊刻较早、校勘较精的版本，如《宋史艺文志补》《补辽金元艺文志》不取《广雅书局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两书即据此影印），而是采用卢文弨校刊《抱经堂丛书》本；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不取《八史经籍志》或《广雅书局丛书》本，而是采用金氏门人子侄校刻《金东山文集》本。又如《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当以叶德辉辑刻《观古堂书目丛刊》较为易得，且相对精善；然而此书流传史上较为重要的版本当数清道光十三年李兆洛家抄本，后归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收藏，光绪二十八年丁氏曾据此本刊刻，《叙录》即以丁氏八千卷楼刻本为据，而以叶德辉刻本参校，并作了详细的校勘记。《叙录》在采录版本上的态度矜慎，为本书的编校精审提供了可靠的前提保证。
本书部分条目的版本选取，乍看之下有些出人意表，实则按图索骥取以核对，也可窥见编者的巧思。例如汪之昌著有《隋书经籍志校补》《补南唐书艺文志》两种，皆收入由汪氏门人胡玉缙编定的《青学斋集》。《叙录》收录此二种书时，前者即据《青学斋集》录入，后者却以光绪二十五年钞本为据，似乎令人费解。然而所谓“光绪二十五年钞本”为长洲章氏算鹤量鲸室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为汪氏门人章钰（字式之、坚孟）所抄，末有章氏题跋：“光绪戊戌三月从鹤舲行箧借得先师手稿，己亥二月坚孟手录。”持此与《青学斋集》本相校，知此本所录条目更多，编例亦有所调整，盖《青学斋集》所据家藏稿本尚非最后定本，不如章钰钞本之精。惟《叙录》重印时如能在小叙中明确此本为“国家图书馆藏光绪二十五年（1899）长洲章氏算鹤量鲸室钞本”，则更为明确，且便于读者。
其三为点校准确。《叙录》所采史志书目多有仅著录书名、作者、版本者，此固不能见点校之功；而为学林所重者，盖史志书目之各条皆具有详尽解题者，这类重要的史志书目多有整理本。寻常的资料集编者辑录资料，对于已有整理本的文献，恐怕以不假思索、照单全收为常态，复核底本已非必要工序，遑论改进标点以与现有整理本争胜，更理所当然地不被视为资料集之要务。《叙录》编纂过程中对现有整理本有所参考，此诚毋庸讳言；但也必须指出，《叙录》于所收各书解题之点校皆精益求精，其标点精准程度相较前人多有所提升。
兹举一例，以见其概。《叙录》下编辑录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著录翁方纲《粤东金石略》一条，《郑堂读书记》摘录翁方纲自序有“八年五周历崖扪藓剔所得”一句，既往学者整理与研究《郑堂读书记》或者《粤东金石略》，颇有将此句读为“八年五周，历崖扪藓，剔所得”者，其实“扪崖”“剔藓”俱为古来成词，唐人罗隐《钱塘遇默师忆润州旧游》有“扪苔想豪杰，剔藓看文词”之联，极状师友同好访古之雅致；又宋人晁冲之《赠僧法一墨》有“扪崖踸踔篝火远，绝壁晻霭凝烟浓”之句，描摹山僧所居之幽僻。而明人张鸣凤《桂故》第十一卷辑录隐山北牖洞宋人题名，中有“遂登北牖洞，扪崖剔藓，得唐刺史李渤宝历间题名”等句，此处“扪崖剔藓”四字盖即翁氏自序此句之出典。由是观之，翁氏自序此句应当读为“八年五周历，崖扪藓剔所得”，《叙录》该句标点正作如此，可见编撰者之审慎细致。
《善本书室藏书志》清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
《叙录》一书之精善，前文所述不敢云备，聊表一孔之见而已。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叙录》仍不免有不够尽善之处。如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一书，《叙录》以《二十五史补编》本为底本，实则《二十五史补编》每种皆注明排印所据底本，顺藤摸瓜料非难事；且笔者暇时曾抽校《二十五史补编》部分品种，知其不惟文字质量难臻尽善，且文字与其所声称之底本亦间有出入，以此为底本，终嫌美中不足。黄氏此书《二十五史补编》注明其底本为“覆长沙排印本”，即1926年悟庐铅印本，该本虽较为罕见，毕竟至今尚存，取用校勘当无障碍，如《叙录》将来重印，黄氏此书当据悟庐铅印本覆校，并修订小叙相关文字。
王荆公《题张司业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笔者捧读《叙录》窥见的心血与巧思，恰与荆公此诗相合。当此文献昌明时代，资料集式的“卡片学问”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有追求全备完善的精进空间，《叙录》也体现了这种追求，其佳善之处足为后来者所矜式，则《叙录》的意义，又不限于为艺术文献学筑基之一端也。
浙江大学博士后 郑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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